有关“广场舞大妈”的各种消息频繁地见诸新闻，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跳健身操播放的音乐分贝过高，邻居们不堪其扰。面对广场舞大妈们的“肆无忌惮”，相关部门真的只能视“舞”兴叹了吗?

　　“大妈们”：戏剧性地“跃入现代性”困境

　　广场舞大妈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30多年前，她们正值妙龄。跳广场舞的时间点对于当年的她们来说，或是刚插完秧湿着脚从田里回到家中淘米烧晚饭，或是尚在下班途中，在拥挤的公交车上闻着自己和别人的汗味。她们可能没想到，30多年后衣食无忧，可以不必为了生存忙碌奔波。从传统来说，她们不少人并未进入人生的晚境，却具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晚年闲暇生活的条件和品质，她们唯一遗憾的可能是随着岁月的嬗递，衰老渐至，不能长久享受人间的美好时光。这时，激扬的音乐和健身舞蹈成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事，也弥补了她们年轻时的缺憾。

　　上述情景正符合学者们所说的戏剧性地“跃入现代性”的语境。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很快地从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跃入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短期内以看得见的方式改善提高。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无法长足发展的“黑格尔难题”，突然在短期内轻松地跨越了“卡夫丁大峡谷”，不仅惊动了世界，同时也惊动了我们自身，这的确有些“戏剧性”。然而接下去的问题是：生存、生计问题解决后，人们内在的思维、生活方式、与人相处的伦理关系如何与现代外部世界取得一致?生活在今天，而思维方式可能仍在农业时代，就好比一只脚同时踏入了“两条河”甚至“三条河”。

　　这也是“孟子之问”，先哲孟夫子自问道：“饱食、暖意、逸居”之后怎么办?

　　可以肯定地说，“孟子之问”远没有现代性那么复杂。第一，古人对自己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远没有达到现代人的程度，在古人眼里，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因为要“尽孝”，而现在我们常听到人们说“其余都是别人的，身体是自己的”，这种自我的觉醒是古人无法企及的。第二，古代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能达到“饱食、暖意、逸居”生活状态的，仅是极少数贵族。而如今，能达到“饱暖逸”生活状态的比比皆是，广场舞大妈闲钱、闲暇和闲心兼具。第三，古代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公共交通设施，限制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大多数人墨守着“父母在，不远游”的规训，更不要说采取集体行动方式。

　　因此，在戏剧性地“跃入现代性”后，新气象和旧景观互为映射，不乏憧憬，也不缺怀旧。个体的自主性虽大大增强，但人的“原子化”状态与社会产生疏离感;虽能快速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又处处烙上旧时代的痕迹。多种群体因为某种生存心态和生活风格群聚在一起，自动地形成各种非正式组织，正如吉登斯指出的，他们会做出影响“自我认同本身的决策”，进而因“个体和集体的层面都已极端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量”，而构建“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

　　管理部门：尴尬地陷入“机构困境”

　　广场舞大妈们戏剧性地“跃入现代性”的同时，相关部门也陷入了尴尬的“机构困境”。比如在广场舞大妈这件事上“该不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一筹莫展，于是只能做到“尽量劝导”——不管么，被人称为“不作为”;管么，被人指责为“乱作为”。

　　其实，“机构困境”越来越多地见于现代国家的公共管理中。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政府必须用公民授予的公共权力更好地为维护公民的权利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机构陷入了“管理上的难题增长速度比机构规模更快”的困境，管理资源本身又占用资源，因此，稍微“出格”或者“不讨巧”的管理都会引起公众的不信任与腹议。我们看到，长期习惯于主导“管理”社会的政府，近年来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不得不进行调整，试图摆脱这种“机构困境”，比如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时集体选择单双日限行、电脑拍牌购车等管理方式。或者转向立法，如在治理公众意见很大的在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上吃东西等不文明行为时，试图通过立法等程序上的合法性来规避公众的质疑。

　　笔者这里要说的是，在复杂多元、自我认同不太明朗、利益关切的现代性面前，我们既要给予广场舞大妈们即公众以时间，也要给予管理者，即政府相关部门以时间，通过“时间换空间”，以良好的愿景赋予社会各方面自我调整的机会。

　　比如在对待广场舞大妈的问题上，相关部门已经做到了“尽量劝导”，表面上的“不作为”其实显现了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对地铁里禁食的立法呼声虽高，但多数城市对此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从中也反映出相关部门对私域的尊重。写入法律的“常回家看看”，更多的是道义上的呼吁，也是对极端行为的防范。上述种种摆脱“机构困境”的努力，都可视作为一种公共行政的文明和进步。

　　将公共性议题提上代议制议程

　　对于现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唯恐躲避公众不及的方式终究行不通，对待广场舞大妈这类公共性议题，必须放弃“全面控制”，采取“开放参与”，即不是增加管理机构、人数与监管，而是让公众全面参与公共管理，这将是有益和有效的。对于戏剧性地“跃入现代性”的广场舞大妈、地铁里吃东西的乘客、不常回家看看的子女们等现代公共性问题，相关部门要做的事情不仅是“尽量劝导”或者“忙着立法”，还要提供公共论坛，让人们倾听自己的同时，也去倾听别人，在行使了自由与权利的同时，也会逐步懂得谦抑地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与权利。我们相信，管理者让渡的时间，提供公共论坛的机会，会使公众充分整理自己思绪，合理排序和处理自己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与道德行为，最终实现群体自我与社会大众的同步与协调。这个过程中，现代社会亟需的社会资本将不断积累。

　　告别“急吼吼”的政绩目标，也不必纠结于“咋弄弄”的焦虑，将公共性议题提上代议制的议程，这或许就是我们目前非常需要提高的治理能力。

　　文/沈士光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