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这个恐怕已经深受宗教原教旨主义威胁的世界生存下去呢?近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新书《文化与上帝之死》(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围绕上述问题，伊格尔顿在新书中将批评的目光投向了现代社会为了填补上帝死后的空白而试图寻找一种替代的矛盾、困难和重要意义。

　　伊格尔顿在新书中讨论了911恐怖袭击前后世界宗教的现状;西方资本主义如今被嘲讽为不仅催生世俗主义，也催生原教旨主义，新书对这些论调也有所关注。此外，作者还反思了宗教的独特作用和所谓针对无神论的影响的斗争，以及文化和艺术作为新的救赎途径的可能性。

　　几千年来，在人类追寻自身之为人类的意义的征途中，宗教对个人和国家起到了极大作用。然而，在过去200多年中，宗教越来越无法满足一个更理性的年代，宗教在西方的且行且退不仅给国家和社会管理增加难度，也令那些已然停止信仰的人深感困惑——为了将社会凝聚在一套令人信服的价值观周围，其他哪一种文化形式可以代为效力呢?其他哪一套见解和直觉、哪一些真善美，如今还能回应那些仍然在追问“为什么”的人呢?

　　上帝之后人们还应该信仰什么?这个追寻过程漫长而艰巨。伊格尔顿提出一个长长的列表：理性、自然、精神、文化、艺术、民族、国家、自然、人性、存在、社会、欲望、生命的力量和个人关系等。所有这些都不时地担当着神性的某种形式。然而，宗教之延续至今，本身就证明了，要取代其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复杂角色，并非易事。

　　《文化与上帝之死》探讨了从启蒙时代至今的诸多思想家及其观点和问题。伊格尔顿可谓做足功课，涉猎了左翼、哲学家、唯物论者、实证主义者，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自然神论者等不同类别，涉及的人物包括阿甘本、巴迪欧、德里达、哈贝马斯、齐泽克、史丹纳、约翰·格雷、克里奇利、孔德、爱德华·吉本、狄德罗、易卜生、尼采、康拉德、马修·阿诺德、孟德斯鸠、费英格、列奥·施特劳斯、涂尔干、伏尔泰、约翰·托兰等。然而，各个类别都无法抛却宗教因素独立成类。哲学家转向宗教寻求更有效率的质疑。社会学家不停压榨宗教的社会功能——提供礼仪、仪式、凝聚力、纪律、秩序等。如今，连这些都似乎已经消失在教堂的窗口。而阿兰·德波顿的表述是，他发现宗教“偶尔有趣、有用和给人慰藉”。正如伊格尔顿所评价的，这其实“就像你在情绪低落时得到了一个舒芙蕾”。伊格尔顿特别重视启蒙运动、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哲学家企图用一种令人信服的世俗力量去取代传统的基督教的努力，但发现他们都太深奥、太理性、太令人难以置信。

　　伊格尔顿注意到，比起关注宗教信仰本身，启蒙哲学家们更关心的是挑战基督教权威，不少启蒙哲学家本身也信仰某种宗教。“决定性的突破”发生在19世纪末，随着“第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尼采的出现而出现。尽管尼采在世时影响甚微，但在伊格尔顿看来，一个世纪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尼采的附笔”。在宗教式微的同时，许多其他重大问题也被驳斥为形而上的幻觉，因此，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秩序在精神上的破产体现在对宗教的兴趣的复苏——从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到西方优越感，到新无神论的庸俗科学主义。这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也有所体现：他们不仅失去了上帝，也失去了自我和主体。

　　伊格尔顿迄今已出版40多本著作，内容涉及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多个领域。近年来畅销的作品包括《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MarxWasRight)等。《文化与上帝之死》回归到对文化和宗教等重大问题的关切中，深入思考宗教信仰的衰落，以及人们为了寻找替代形式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尽管作为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依赖于市场冲动的“内在的虚假”，但在道德和社会行为领域的传统价值维度，它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如今的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市场力量、科技和教育在侵蚀人类信仰，更明显的是，资本主义鲜明的意识形态——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缺少激励群众的情感因素。

　　编译 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