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原诗》研究的重要意义

　　捧读蒋寅学兄新著《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掩卷长思，顿生感触：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信然。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把拙著《叶燮和原诗》送程千帆先生批评教正，这本书是我在1960年代“文革”以前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因时代原因，难免某些解放后“十七年模式”的痕迹，因此，很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继续深入研究，以便修改补正而获进步。后来，曾到南京程府拜谒千帆先生，先生鼓励我继续把叶燮研究深入下去，但同时指出，必须结合中国传统诗论的整体精神来探讨，才有可能摆正叶燮研究的学术位置，这样的深化研究才有现实借鉴的理论意义。具体地说，程先生希望我能学习先师郭绍虞撰写《沧浪诗话校释》的方法体例，以之为学术典范，对叶燮《原诗》重新进行整理校笺，其内容不仅是固有的名物制度典故词语的训诂注释，还有交待诗话背景材料及其有为而发的针对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具体结合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历史实际，讨论中国文论的发展流变，因创沿革，思考西学东渐后的“五四”新文化的理论精神，在更加宏观的视野下来考察叶燮《原诗》的理论体系及其影响贡献。如果这一基础研究工作圆满完成，无疑将嘉惠学林，利于后来者的继续深入科学探索和理论思考。对于程先生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我是铭感五内而不敢有忘。可是一来是工作庞杂，一直分心而无暇顾及，二来对叶燮《原诗》的新校释，准备工作必须长期积累而极其慎重，自己能力所限，加以性本疏懒，一拖再拖，程先生仙逝，仍然是杳如黄鹤而一无所成。今日思之，辜负了程先生的鼓励和期望，内心愧之。

　　所幸的是，蒋寅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为学界又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蒋寅博士是程千帆先生高足，他真正继承乃师精神，并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将其发扬光大。程先生不仅传统实证的学术根柢深厚，而且富有中西古今的理论修养，思维灵动而见思辩精神。人称名师出高徒，蒋寅是青出于蓝，正是程先生求天下英才而育之理想的具体实现。这只要认真读其《原诗笺注》，就依稀可见程先生的风格，但蒋寅兄充分运用自己擅于笔墨的学术优势，把乃师具体而微的启悟，挥洒得淋漓尽致，令人击赏称叹。后继有人，这是教育家的最大骄傲。《原诗笺注》程先生虽不及见，但正是蒋寅对老师最好的纪念。

　　《原诗笺注》简评

　　上世纪70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霍松林先生校注的叶燮《原诗》，收录于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中。霍先生在《前言》中说，校注工作是在1964年以前完成的。此书代表了那个年代叶燮研究的时代高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同样不可避免地逗漏了时代思维的某种特有模式，如以唯心与唯物来对学术作二分法是非判断的痕迹。因此，叶燮《原诗》研究，仍存在广阔的开拓空间。现在蒋寅新著《原诗笺注》的出版，正当其时，它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阔步迈进，呈现了新时代焕然一新的学术风貌和时代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例合理，结构严谨，如其“凡例”所称，其注释与解说，内容分为注、笺、评三部分，后缀附录供重要参考之用。这一体例，与乃师程千帆先生的思考相符若契。但如陆机《文赋》所说“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作者化理想为现实，于学界功德无量。现据其注、笺、评三部分，略加叙述以展示其新成果。

　　二、“注”的部分，包括难字注音，以便诵读，又有一般术语与词语解释，名物、典制解说，用典或词语沿袭前人之出处说明，文字或简约，或详明，无不根据内容需要而加以舒卷。这一部分，古人所谓“不得不同者”较多，但也多有补前人之不足与未注者，如《原诗·内篇上》“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何谓“体”，何谓“用”?前人未注。但“体用”一词如不加以注明，则读者无法解读《原诗》理论，因而作者注云：“所以为体二句：体、用，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体谓本体，用谓功用，体是用的内在根本，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见《原诗笺注》第52页注[二]，以下只注明页数)把深奥的哲学术语，化为简明扼要的通俗说明。这一类看似寻常的注释，却见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和平易畅达的语言表现力。

　　三、“笺”的部分，包括重要诗学概念之阐释，诗学背景资料之发掘，前后人相关论述之注录与比较。这一部分，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许多史实背景的介绍与铺叙，实际上不乏新的发掘，所得来之不易。许多或是异代纵向、或是同代横向的比较研究，大大有助于阐述叶燮《原诗》的理论实质。至于诗学概念之阐释，作者极其重视而尤见良苦用心。如《原诗·内篇上》“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句，何谓“返本”?其笺释引用《易·复卦》彖辞和王弼注，又征引钱谦益文章著作，再称引叶燮《己畦文集》卷五《则学草堂记》，多方比较之后，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返本”这一重要概念，叶燮是如何巧加变化来运用的，说得一目了然：“《原诗》中‘本末’的概念多近于源流，所以这里的反本，即上溯到诗歌的源头《诗》三百篇。”(见第2页笺[一])又如戏曲讲“本色”，诗歌也讲“本色”，叶燮《原诗》有“唐人本色”之言，何谓也?作者笺曰：“本色为古代诗论的重要概念，通常意味着一种文体规范或风格的统一性。本色一词，原指本来的颜色，后用来指社会各阶层的服饰。”征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张炎《词源》为证来加考论，最后断曰：“今按：前人所言本色，多指与文体相应的艺术特征与风格倾向，而叶燮此处的用法略异，指整个唐诗的一般特征，这是需要注意的。”(见第34页笺[二○])于细微处辨其异同，从而给人以启发。

　　四、其注、笺虽各具特色，但最见精神处，却在其“评”。评以概括、提示各节内容、揭示其意旨为主，同时亦就其理论、批评之得失略作评说。这是全书的画龙点睛之笔。比如对于叶燮《原诗》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旨趣及特色，蒋寅并不斤斤其细微末节之批评当否，而主要是就其整体的大处着眼。如对“近代论诗者”的批评一段，当然是针对明代前、后七子格调派所提出的一些模糊影响之说，加以批判。但作者并不停留在现象表层，而是透过现象见本质，深入一层地来对叶氏整个诗论体系的理论特色作总结性的具体揭示：“叶燮对诗歌的见解首先建立在一种历史认知上，由总结诗歌史的经验教训而获得对古今作者的正确认识，然后论断历代诗歌发展的成就得失。这种诗学观念与顾炎武诗学鉴往训今的方法论原则是一致的，体现了清初诗学的基本特征，即不是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作为理论来演绎，而是以学术史的方式来呈现，通过对诗学传统的重新解释使之成为有历史依据的、有成功经验支持的理论话语。”他因此进一步断言，“叶燮《原诗》因此而成为清初诗学代表性成果”，而远胜于一般诗论学者的专门学术论断，因为相比之下，叶氏“更富有历史眼光和思辩色彩”，同时又“显示出更深刻的审美判断力”。(见第15页评)这一结论，言简意赅而符合实际，因而愈发引人入胜，而具高屋建瓴之势。又如叶燮论“气”与“法”的关系，蒋寅评曰：“气是赋予理、事、情以生命活力的根本要素，……气行乎理、事、情之间，则法从而生，所以世间决无先于气而生的法。看得出，叶燮论诗，明显要将属于规则的一类概念和属于要素、单位的一类概念区分开来，前者近于‘虚位’，后者近于‘定名’。虚位必须灵活把握，定名则求其切实可用。正因为从概念层面叶燮就将许多理论问题的前提作了很好的清理，所以他的论述远比前人逻辑清晰，理论层次分明，显出较强的思辨色彩和理论思维能力。”(见第137页评)破的之论，见其高瞻远瞩的理论卓识和思辨色彩，令人叹服。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叶燮《原诗》“宋诗在工拙之外”一段，发为“亦英雄欺人之语”的酷评。蒋寅反之，指出“任何一种新观念，都只体现在部分作者的创作中，而衡量一个时代的特色往往就以这部分作者的特色为代表”，“在这种地方，叶燮诗论常显示出一种超越时代的穿透力。”(见第348-349页评)这不是故作翻案的现代性拔高，而是指出叶燮诗论创新精神和理论个性的透彻之言。

　　五、作者在揭示叶燮诗史观时，是把《原诗》安置在中国传统诗论的发展长河中来加以动态考察的。如清初王夫之强调“即景会心”的“自然灵妙”，即禅家所谓“现量”。“现量”是王氏的诗学概念，“更侧重于当下直觉”。但相比之下，“叶燮对杜诗的评价，不仅重视个人的心理经验和独特感受，更强调构思取境的典型性和语言表现力，显示出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远比王夫之为宏通”(见第206页评)。因此，在传统诗论发展史上，叶氏《原诗》的地位影响和启益，高于王氏《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诸作。但是，在叶、王比较研究中，作者从理论体系的整体方面对叶氏的肯定，并非一味地扬叶抑王，当王夫之强调诗歌“声情”功能，而叶燮却认为声调自身不具有独立的意义时，两相比较，作者指出，“多数诗人会赞同王夫之的看法”，在这方面，叶氏“见识似乎不如王夫之”(见第258页评)。这是实事求是之论。

　　六、作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理论悟性颇高，在文、史、哲综合能力方面，驾轻就熟;会通中西，纵横自如。特别是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以及西方古典与近现代理论方面，都曾下过一番苦功夫，有较为宏通的认识。因此，尤擅于概念、观念方面的理论辨析，经常以简明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那隐藏在现象之后的理论本质。如《原诗》中的重要概念“理、事、情”中的“理”，作者明确指出：“他所讲的‘理’不是理学之理，而是构成诗趣的超越常理的‘理’，实际上就是艺术想象的美学原则。”“那种于常理不通而于诗为妙语的诗家之理，无法用逻辑语言来解释。这实际上是强调诗歌的艺术思维具有非理性和非逻辑的特征。”(见199页评)他稔熟西方理论，但并不像现在一般人那样长篇大段称引以炫奇逞博，而是称引简短生动的故事或趣话，来作为中国诗论精神的比较和烘托，这是以我为主，而非喧宾夺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对于俯仰随人的俗世诗人，叶燮劝其“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以便脱胎换骨而见自我精神的思考，作者称引现代世界第一男高音帕瓦罗蒂的老师波拉的话说：“通常一个学生来向你请教时，会带来许多坏方法和习惯……如果他已定型，……要改正起来非常困难，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见第119-120页评)声乐如此，作诗亦然，音乐与文学的道理相通。这样会通中西，很生动也有说服力。

　　七、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严谨学风。作者虽然对于《原诗》理论总体肯定，但并不认为叶燮的话就代表真理。比如与明代杨慎相较，叶燮对六朝诸名家的评价，泥于唐宋诗的立场而给人“向后看的感觉”，认为他对六朝诗没下过多少功夫，“因此对庾信艺术功力就没有浸淫于六朝的杨慎领会得深。杨慎对庾信的‘老成’境界，把握得非常到位”。(见第361页评)又比如对于叶燮所说“诗为心声”、“文如其人”的见解，与世人一般表示赞扬的态度不同，作者表示不敢苟同，说：“无论历来文学史的经验，还是当代文学理论的认识，都不支持这些假设。”(见第303页评)他随意举出隋代杨素，明代严嵩、阮大铖为例，具体说明“文如其人”的说法，“只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论断大胆而合乎实际。又如辨析叶燮《原诗》与当时岭南三家(梁佩兰、屈大均、陈恭尹)诗论的关系，《陈恭尹及岭南诗风研究》、《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认为是叶氏受岭南三家影响，《原诗》形成在后，叶燮诗作未副其所论，故诗论不见重于时云云。作者不敢苟同，不仅以具体事实来加以辩驳，而且包括其理论之间异同的细致分辨。如屈大均与叶氏都言诗之“变”，但屈氏所言落实到杜甫所追求的“变风、变雅”，是专指;而叶燮强调的创新开拓诗风之“变”，“两者的着眼点是不同的”。(见第115页笺[二])可详参其《前言》所论。作者自认正确的就加以坚持。但对于自己论述有误者，作者同样勇于改正。如《原诗》“窃陆游与范成大……婉便秀丽之句”，作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误以此指钱谦益，而陈伟文据文献指证相示，“认为叶燮此处是针对论诗9牾的汪琬而发”。作者表示：“其说甚确。谨识于此，并致谢忱。”诚恳接受批评，表现了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这也说明《原诗笺注》并非尽善尽美，如“风人永言之旨”，注称“风人，诗人”，实际上应是古人视为经典风范的作《诗》三百篇之人。未知读者以为然否?但美玉微暇，无伤大雅，读者当能明辨。

　　总之，蒋寅《原诗笺注》标示了叶燮诗论研究的时代新高度。千帆先生虽未及见，但由入室亲炙的弟子完成这一力作，如若天上有知，定然引为骄傲，而稍减我的负愧之心。

　　文/蒋凡(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