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区控江路600号，延吉养老院和延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站在同一个院子里，共享同一个门牌号。每周有一到两个半天，延吉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到服务站坐诊。养老院里200多名老人，能走动的自己到隔壁看病，走不了的请护工代步，很轻松就能看病买药。养老院有自己的保健医生，他们负责老人的健康管理，不能问诊、不开处方；延吉社区卫生中心的一名副主任医师定期上门，和保健医生共同查房。

“必须要声明，我们的医生提供的是‘伴随查房’志愿服务。老人有问题，医生现场答疑，给出治疗或转院建议，但不提供任何书面建议。”延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周寅解释，“按照执业医师法，医生只能在注册的执业地点行医。上海规定，社区卫生中心下属的服务站完成执业登记以后，也是社区卫生中心医生合法的执业地点。但要是多走两步路，到隔壁楼里的养老院去问诊，就算异地执业了，是违法的。”

上海现有631家养老机构，开设内设医疗机构的仅135家。多数养老院解决老人日常医疗需求的方式，是与就近的医疗机构合作。与养老院有睦邻之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常是首选的医疗合作方；但在“医”、“养”严格分家的现实下，两类机构之间还隔着一堵高高的围墙。

延吉养老院和社区卫生中心的“深度合作”，在整个上海并不多见。对公办民营的延吉养老院来说，医疗服务已经成了机构的一大优势：社区卫生中心为养老院提供了入院绿色通道，患有慢性疾病、偶尔发烧腹泻或者需要康复治疗的老人，可以转入社区卫生中心治疗。

很多同类机构羡慕这样的合作，但却没法效仿。周寅告诉记者，两家机构合作的最大动力，来自他和红日养老院董事长陈琦十多年的私交，“社区卫生中心做的是纯粹的志愿服务。”

如果“公事公办”，只消用医生的“理性头脑”稍作分析，恐怕就得打消念头。“首先是合法性问题，上海2011年底开始试点执业医师多点执业，规定符合条件的医师最多可以在三家医疗机构行医，但养老机构不是医疗机构。”在医患矛盾格外尖锐的当下，周寅还担心社区卫生中心医生招惹不必要的医患是非，“医生每周有一到两个半天去坐诊，没法掌握病人后期的治疗情况。”

社区卫生服务站目前不能直接拉医保卡结算。医生上午坐诊，看病开方，收好老人的医保卡；中午，中心的车子在辖区几个服务站兜一圈，把医保卡带回中心，替病人挂号收费，把每个人的药装进袋子里，下午再送还给老人。周寅说，一个服务站七八十位病人的琐碎工作，对原本就“火力全开”的社区卫生中心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别看地方小，十个内科大夫一天接待的门诊量也有1200到1500人次。在服务站服务老人固然也算入工作量，但一样是‘挣工分’，医生为什么要去承担额外的风险？”

记者从上海市民政部门了解到，全市全力推进“医养融合”的背景下，政府部门鼓励养老机构与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多样化的合作，如何解决后者的后顾之忧，推出针对性的激励补偿机制，都在相关部门考虑之列。

周寅赞同政府方面的合作设想，“从医生的角度出发，所有医疗行为都要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开展。”

文汇报记者 钱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