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衡时常和同行谈及自贸区一年的成效。在他看来,自贸区几方面的改革效果显著。
“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尤其是市场准入制度方面的改革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权衡表示,企业申请注册的门槛大大降低,促进了投资便利化,“原来外高桥综合保税区近20年总共成立了8000家企业,但自贸区一年就超过了1.2万家。”
从贸易便利化程度而言,通过工商“一口受理”,海关、检验检疫部门的制度创新,企业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有些甚至降低10%左右。在权衡看来,这是自贸区制度创新的第二重意义。
此外,服务业开放的试水也颇为关键。“在自贸区成立之前,国内的开放主要围绕制造业展开,产品、技术、市场等方面已逐步和世界接轨。但在服务业,尤其是 文化、教育、金融等领域,相对开放得较慢。”他表示,服务业开放的尝试,包括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将提供宝贵经验。而在金融领域,过去一年中,利率市场化、 资本账户开放等也在逐步探索。
权衡表示,自贸区内的试验,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打造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营商环境。在贸易领域,通关便利化大幅削减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以更高效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带来了直观利好。先照后证、审批制改备案制等也使得区内企业的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谈及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权衡介绍说,“像审批环节的减少,自贸区内已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可以在周边率先推广,尤其是长三角开放型经济地区。”
“从全国范围内来讲,自贸区要尝试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法治、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这对其他地区的意义非常重要。如果这一条能够做好,经济的活力会有很大提高,也能够应对中国经济下行期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权衡总结说。
文汇报记者 傅盛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