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谈到中国科学的发展比较多地关注实际应用,而比较少注重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说科学的理性追求被现实利益的追求所掩盖或者说超越了,整个中国科学史上没有能形成很好的科学的理性的体系
中国过去长期处于追赶的地位,现在在一些方面逐渐处于并跑的地位,将来还有可能在一些方面达到国际领先的位置。处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中国要有勇气、有远见,在可能“领跑”的方面要投入更多
我们讨论科学的创新文化自信,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更好地推动我国科技发展。
今天确实到了要强调我们的创新自信、不能惟国外马首是瞻的时候了。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要在充分的国际交流环境下推进我们的创新。所以最好的办法,不是建立一套跟国际上封闭的、自己孤立的评价体系。我们要有自信,在国际化的环境下推进我们的创新。国外一切好的东西我们不拒绝利用,同时保证我们自己的清醒。
怎么来重建我们的创新文化自信,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回顾自己的文化,既不能完全否定,要看到中国科学史上有很多很好的科学成就,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的发育,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是比较迟缓、薄弱的,这成了当今我们推动科技创新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大家都谈到中国科学的发展比较多地关注实际应用,而比较少注重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说科学的理性追求被现实利益的追求所掩盖或者说超越了,整个中国科学史上没有能形成很好的科学的理性的体系,很多科学的应用性发现是比较分散、比较碎片化的。
联系实际,拿药物研究来讲,缺乏创新的自信就表现在:习惯于跟着国外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在我们的一些领域中相当突出。中国的药物研发总体上虽然比国外薄弱,但也有不少科研人员做了一些有创见的研究,但一到现实就遇到很多障碍,其中之一就是目前我们的药物审批办法,在一些方面不利于创新。药审机构非常谨慎,怕自己出事、犯错误。
美国FDA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药物研究的创新,加快新药研究的进程,满足临床的急需。一个例子,就是治疗黑色素瘤的新药维罗非尼,2011年4月向美国FDA申报,到8月FDA就批准了,前后不到4个月。在美国,现在不是一个新药必须做完Ⅲ期临床才能进行新药审批,有些只完成了Ⅱ期临床、甚至个别情况下在Ⅰ期临床就批。根据科学的发展、根据临床的急需,在必要的情况下只完成Ⅰ期临床,Ⅱ期临床、Ⅲ期临床还没有做就批,这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是不能想象的。国内一个药的审批没有几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就是批准上临床试验一般也要一到两年。这背后的文化差异,就是不求创新只求不犯错。
这样一个大环境就造成了国内药物企业、科研单位觉得创新得不到鼓励。我们有些创新的东西比如说长效的重组胰岛素,起点并不比国外晚,但是就一直批不下来,国外的都上来了。
我们在有些方面的自信是严重缺乏的。不敢为天下先,不敢走在前面,求保险。如果这个药国外批了,我们就敢做敢批;如果国外还没有这方面的药走在前面,那我们就等,等到人家这个东西出来了我再做再批,这样才安全,不会有问题。
在我们的文化中间还有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历来在人际关系上牵涉了太多的精力,而怎样探索客观世界、科学的规律,则放在次要或不重要的层面,这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方面。
另外,注重应用,比较缺乏理性的追求和对事物本源的追求,这也是我们没有能够形成很好的自然科学系统发展的一个原因。很多研究到应用层面就停止了,背后的科学原理,暂时看上去没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比较不重视。这一点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变。
我手上有2013年统计的数据,国际上R&D的投入中基础研究占的比重,法国是26.3%,占总投入的1/4以上;俄罗斯是19.6%,将近20%,占1/5;美国也是19.0%,差不多1/5;韩国是18.2%;日本是12.7%;中国是4.8%。在整个科技的投入中间,中国的应用研究占了11.3%,试验发展研究占了83.9%,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也说明我们对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探索,投入和关注还是非常之少。可以讲这也是与整个科技文化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两项加起来,占到我们国家总的科技投入的95.2%,我们只有百分之四点几用在基础研究上,这跟我们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相称的。
中国过去长期处于追赶的地位,现在在一些方面逐渐处于并跑的地位,将来还有可能在一些方面达到国际领先的位置。处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中国要有勇气、有远见,在可能“领跑”的方面要投入更多。
我们国家发展到当今的历史阶段,加强科技创新的文化自信十分重要。不仅要敢于在一些国际瞩目的热点领域积极参与竞争,也要敢于拿出自己的判断力,做一些别人目前还不关注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逐渐有更多原始创新的发现,才能开创一些走在别国前面的领域。
因此,营造创新氛围、创造创新环境,从而推动整个创新的发展,使得创新真正能够收到实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文/陈凯先(中科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