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一篇立论与叙述都颇出格的论文被曝光，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篇去年发表在《大连大学学报》上的文章叫《从咏鹅诗看基督精神对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纯业余的读者，也能看出其中荒谬所在。很快，这篇文章就在互联网上疯传；平时只有学术界才熟悉的“知网”，这时变得像看八卦的社交网站一样热闹，这篇“雄文”也拥有了远超经典学术论文的下载量与浏览量。这一切似乎也印证了，荒唐的里巷俗俚，受欢迎程度是远超高雅的阳春白雪的。

说这篇“杜甫咏鹅诗”文荒谬、甚至是迄今学术界最荒谬杜甫研究，实在毫不为过。就凭题目里“基督精神对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实在大大地有悖常识。全文的一个中心点：

杜甫的诗歌创作之所以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生存的境况均有关系。作为唐朝国教之一的基督宗教对杜甫有着潜移作用，以至于他无须变更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接纳了基督精神。

这种遣词造句的幼稚、如“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姑且不论；而认为杜甫作诗是出于基督精神、而且是“无须变更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接纳了基督精神之类的逻辑，似乎完全不应该出自中古文史研究之中。至于“基督宗教”是“唐朝国教之一”的说法，似乎已经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状态了。

这篇文章最有争议的一点，就是杜甫有没有存在，对基督教精神认识的可能，并将其流露到自己那几首“咏鹅诗”中。如果用最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应该是说：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杜甫存在过与基督的直接联系。但是这句符合历史虚无主义的“过去不可知论”，其实相当于一句没错的废话——因为，如今的中古时研究早就可以证明，第一次基督教入华时期的大秦景教，几乎没有对中原的儒家知识分子产生影响，杜甫与之的接触，几乎也可以忽略。甚至，第二次基督教大规模入华、也就是蒙古时期的也里可温教时期，基督教与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接触也很少见诸记载。只有到了唐以后近千年的基督教第三次入华，利玛窦开始选择“儒衣儒冠”，与士大夫往来，这已然到了明代文学研究的范畴和区间了。

作为一篇学术著作，说出“基督宗教”是“唐朝国教之一”的按语，应该是每个中古史研究界的编辑学者都需要质疑的观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就算这个观点再荒谬，也是允许讨论的；那提出观点的人，应当拿出相应的证据，与前人研究的综述。不过可惜的是，这篇文章中，对现有中古宗教及基督教入华的研究，高傲地丝毫不置一词，无论是早期的陈垣、陈寅恪、季羡林、周一良，还是今人张广达、荣新江、日本气贺泽保规、高田时雄等，似乎都不值得这位作者引为论据，这显然也不符合学术规范。作者在文中就凭那块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碑文：“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就推断当时全中国已经成为景教信仰的天下，并不做任何交代，把当时的成都归进景教的信仰圈，随之很快与杜甫联系上。这种单线的推断，薄弱地如一根丝牵引，毫无任何说服力。这种逻辑下，杜甫也完全可能受过当时的五行谶纬、道教、佛教、摩尼教甚至伊斯兰教的影响，且上述任何一种信仰，在唐代都远胜景教。

作者构建的杜甫与基督教联系，帮助他支撑了另一个空中阁楼：杜甫咏鹅诗，是受了基督教精神的感染而成；而行文之飘渺无际，让人如坠五云。比如那首“将杜甫心态展示得最充分的作品”《舟前小鵝兒》诗，尾联“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句下，作者竟然写道：

傍晚时分，那些来房公湖游览的客人们逐渐散去了，那些躲藏在草丛中的狐狸，当然没有按什么好心，它们以为机会来了，想吃掉这些小鹅。小鹅不理会狡猾的狐狸，它们仍在悠闲自得地游泳。狐狸不会游泳，虽然它们满腹坏心思，却一点儿也使不出来！

这种闻所未闻的解旧诗的方法，暂不置论；单就诡异的儿童文学的文风，显然不应出现在学术文章之中。其实，这首杜甫闲适诗里小鹅、狐狸，最合理的解释，作者自己都看到了，就是清初仇兆鳌认为的、“用俗字而反趣者”；用俗语俗词，反而觉诗意清新。但是作者竟从那只“没按好心”的狐狸，联想到《圣经》里的狐狸与葡萄的故事，再由此推导出：葡萄园“代表恬静而美好的生活”，小狐狸因为“想偷吃园里的葡萄，所以“它们是和平安宁生活的破坏者”，并继续引到葡萄园是比喻热恋中女子的身体；小狐狸，比喻爱情的破坏者。开花，比喻情意正浓。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接下来竟能联想到：“热恋中的女子发出吁请：要给我们擒拿狐狸。我们，包括热恋的女子和她将来的新郎。那么，吁请的对象是谁呢？经文没有说，但是含义十分明白，就是上帝。”作者从杜甫笔下的小狐狸，联想到《圣经》与上帝，无异于自作多情，满纸荒唐，倒是为“子美诗开新世界”的旧说，做了一个荒诞的注脚。

这篇文章不仅在论述与观点上，不能让人接受；作者行文谋篇，也不敢让人恭维。如称杜诗“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已经算不得诡异；在提到杜甫寓居汉州时，作者说：“今日的广汉是成都附近的一个县级市，距离成都23公里，位于成都市的半小时经济圈之内，属于成都都市圈”云云，就和电影中常见的“广告植入”相当，几无学术意义。至于行文突然阑入一段完全不相干的“表叔”的故事，及大段引用的海德格尔德文原文，又自己翻译一遍，全然不顾《林中路》已经有了通行的译本，这些非常“业余”的表达，也给本文“增色”不少。

纵观文中这种不受文献根据束缚、骋望放肆的“学术研究”风气，当然不是这位老教授的一人发明；如今这个学术圈里，早已有过不少的积习。从大谈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汤显祖的比较，到海德格尔与老子、陶渊明的异同，这门叫做“比较文学”的学科，正有一种走向荒诞的危险。早期比较文学研究中，比如陈寅恪先生考证曹冲称象与西游记故事来源，今天学界也有了质疑，显然轻易选择两种文化圈的文学作品作比较，在学术根植上就是非常脆弱的。大学者尚且容易犯错，何况现在如此轻易的将古今中外比作一团的学人。今天我们一眼能看出，那位作者写“杜甫受基督教义影响”，属于极端荒谬的案例，但我们或许会忽略，学界常见的比较斯宾塞与王、杨、卢、骆，抑或是莎士比亚与董、白、关、王间的关系，其实也没什么学术意义。

钱钟书先生曾被人称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专家，但钱先生本人是不认可的。杨绛先生回忆说，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比较文学在上世纪的前半叶，就遇到过类似的尴尬，未尝不是这个学科的某种先天不足。如今从先天不足，已经到了后天某些作者的暴戾；斯风大堕，是值得学人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而这篇署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成果，其荒谬程度，简直视作中国人文学科莫大的侮辱。网上攻击它的话里，说的最实在的一句，就是它浪费有限的学术资源。青年学者们辛辛苦苦申请项目而不得，某些成名学者却可以公然霸占稀缺资源，生产学术垃圾，这不由得让后来者寒心，更会让心怀不轨者，有了如法炮制的动机。

不过，大概是这篇“杜甫与基督精神”的文章，因为实在是太多无理取闹，甚至有时，只需举例文中的原话，就能自证其强烈的荒诞精神——比如文“杜甫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 “杜甫一生都在歌唱”、“海德格尔无意中成了杜甫的知音”——笔者花了很久也没揣摩清，这些既不学术、亦不文艺的措辞，在文中究竟想表达作者什么样的情感。用一种大胆的推论，这或许是作者的反讽，来向现今学术评价体系宣战。在文中，作者用了诸多匪夷所思的比喻、联想、推断，堆砌了一件“皇帝的新衣”：杜诗确实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并赤裸裸地陈列在研究界面前。《大连大学学报》也大胆地接受了这种旷古难见的尝试，共同演绎了一幕现实版“安徒生童话”。若真如此，那么这位教授，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而犀利的揭露者，公然挑衅学术界的底线。

1994年，好莱坞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拍出了一部享誉世界的著名电影《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电影妙就妙在，导演偏偏只取好莱坞电影中最渣的素材，最俗套狗血的桥段，却捏合成一部生动而反讽的作品。所以，在反复揣摩这篇大作后，我有种感觉，这是一篇“Pulp Paper”：“低俗论文”。作者或许并不想论证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在暗讽一个学术生态圈；他大概是想告诉圈外人，圈里人做的东西，看似高深，实际上都是顶顶荒谬的。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