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画是人类最古老的画，犹如人类无文字年代的“字”；它存续的年代比人类有文字史要绵长的多，是人类文化中最早和连续性的篇章，它又是史。

 

“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上的这段描述，说的就是贺兰山岩画。

昨天，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主任张建国告诉记者，由该部门组成的岩画普查小组从上月起在贺兰山开展岩画普查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岩画发现，新发现的岩画数量已近百幅。这在近年来国内岩画的考察普查中是极为少见的。

 

中国是岩画的大国。在全国的范围内，除了上海、天津和海南省等极少数省市还没有发现先民留下的岩画，其它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港澳地区都有岩画留存，全国有岩画将近10万幅。中国岩画学会会长王建平认为，我国还是岩画的最早发现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关于岩画的记载。从文化传承来说，岩画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化记忆，是中国智人的独特杰作，是史前文明的突出代表。

 

新发现的贺兰山岩画，告诉了我们什么新的故事？贺兰山岩画又面临着什么“威胁”？记者赶赴贺兰山下，去敲响这岩画宝库的大门。

 

贺兰山，地处宁夏自治区，呈东北-西南走向，它的西侧是浩瀚无垠的腾格里大沙漠和内蒙古阿拉善草原，东面是阡陌纵横的“塞上江南”宁夏平原。史书记载，贺兰山自古以来就有猃狁、西戎、羌氐、鲜卑、柔然、突厥、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在此游牧，繁衍生息。这些生活在原始或半原始状态的先民，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画卷——总计有2万多幅岩画。

“经专家考证，贺兰山的岩画形成在距今3000年至10000年之间。”张建国介绍说。

 

人面像岩画，独特的辉煌

 

车过贺兰山脚下的苏峪口，再往东行，就是赫赫有名的贺兰口。

 

苏峪口、贺兰口，都是山口的地名，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岳飞《满江红》里的名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贺兰山缺，正是此地。

 

贺兰口是贺兰山岩画最集中的所在地。贺兰口的进山处，称为“龙口”。站在龙口，可从群峰之中望见贺兰山主峰敖包圪垯的雄姿，其海拔为3556米，相对高度约二千多米。全年冬季多达三百多天的敖包圪垯，雪线在阳光下闪耀着银光。

 

更令人惊喜的是，有股山泉从大山里奔流而出。深秋时节，江淮流域不少河流已渐入枯水期，更何况在年降水量只有二百多毫米的当地。张建国告知，这正是贺兰山水文地理的独特之处：降水量随着海拔而增加，山上的年降水量可达六百多毫米。此泉一年四季奔流不息，每年七八月间，多有山洪暴发。南方通常是先有连日暴雨，然后河水上涨，于是山洪暴发。而贺兰山往往是山下还是晴空万里，农民只依稀听见远处深山里滚过几声雷声，洪水就猛地从山里奔涌而出，断路毁屋。

 

也许正是这独特的自然现象，让先民们视贺兰山为神鬼居住的神山，将贺兰口选为岩画的集中创作地。“在今人的眼里，岩画代表着最原始和最古朴的艺术样式；但在当时，恐怕没有哪位先民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因为那时的岩画，通常是作为宗教祭祀和部落纪事而存在的。”张建国介绍说，“我们推测，在远古时代，贺兰口是一个先民集中祭祀的场所。从贺兰口往东南，是一望无际水草丰美的宁夏平原，是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的宜居之地；而往山中行，地势却极为陡峭险峻，夺命的洪水不知潜藏于山中何处，会几无征兆地突如其来。于是，或崇拜神灵、或‘镇住’鬼怪、或祭祀先人的岩画应运而生。也因此，当地农民祖祖辈辈流传‘天黑不进山’的习俗。”

 

果然，在贺兰口两侧的岩壁上，遍布各种岩画。既有造型和凿刻技法各不相同的人面像，也有牦牛、羊、虎等动物的图案。它与内蒙阴山、广西花山的岩画相比，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呢？

 

“贺兰山人面像岩画共有900多幅，在贺兰口11.06平方公里保护区内就有700多幅，风格独特、数量集中，堪称世界岩画宝库中的稀世珍宝，具有很高的人文和科技价值。”

 

时近中午，阳光穿过透明度极高的碧空，投射在贺兰口的石壁上。石壁就像燃着了火一样，呈橙色、暗桔黄色和褐红色，美丽无比。沿着山路拾级而上，在沟内北山20多米高的石壁上，赫然有一幅宽54厘米、长50厘米的大型人面像岩画。只见它环眼圆睁，威严而神圣。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贺兰山“太阳神”岩画。其圆睁的环眼代表光源，头顶的毛发和双眼上方的眼睫毛代表光芒，在其头顶上方，又有一圈刻有芒线的光环，威武壮美，十分震慑。国际岩画界公认，在世界各地无数的“太阳神”形象中，贺兰山的这幅“太阳神”岩画，是最能体现太阳威严和光芒四射的特征的，为华夏先民的不朽之作。

细心的贺兰山岩画保护人员还发现，“太阳神”岩画头顶上，象征光芒的刻槽为24根，而头顶的芒线为12根，双眼的眼睫毛线各有6根。这是否与古老的“太阳历”或“太阴历”有关？专家学者们还在研究中。

 

谁是“太阳神”的作者呢？张建国说，贺兰口山体岩石为长石杂砂岩，其表面硬度为5-6度。在这种岩石上，用坚硬的砾石工具对其进行研磨，不停地工作1个小时，研磨的深度不到1毫米，仅有一条灰白色的印痕。而很多岩画，凿刻的线条深达0.8-2.5厘米。中外岩画专家均认为，这些岩画的“作者”，可能多达数千乃至数万人，而且时间的跨度为数千年之间。

 

“45年前，我发现了岩画”

 

如此久远浩瀚的贺兰山岩画，发现的时间竟然不过45年，发现者依然健在。

 

在银川一个新建的居民小区里，记者见到了45年前的发现者、如今已有73岁高寿的李祥石老先生。

 

“那是1969年春天，大学毕业的我在贺兰县文教卫生科工作。4月底的一天，我和金山公社王生兰社长骑着自行车去贺兰口生产队搞农村的‘两教（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晚上，我们就住在当地的小学里。第二天午后，谈完工作，我信步向贺兰口走去。山口两侧高山对峙，峰峦苍翠，山泉淙淙，令我感到景色诱人，十分神奇。当我走进山口，突然发现南侧一块突出的巨石上，刻画了许多动物，可以辨认出的有牛、马、鹿、羊、骆驼，老虎，还有一些难以辨认的怪兽。它们有的奔跑，有的站立，动静不一，姿态各异。”

 

从未见识过的画面，令李祥石觉得奇妙无比。再往山里走，他看到了石壁上各种各样的人面像。有的大脑袋似乎在瞪着他，有的头上好像还有羽毛和羊角、牛角，比他曾见过的戏台上的脸谱更加怪诞。

 

走到S型的山弯顶头，他跨过小溪，又从北侧往外走，发现北侧的人面像更多，成片成片地分布在陡峭的山壁上，十分壮观。山崖上竟然还有实心的手掌印，左右手都有。李祥石攀上去，将自己的手贴在上面比了比，竟然大小相仿。

 

当地谁也说不清它们的来历和年头。直到1978年，李祥石才识得“岩画”真面目，他从《科学知识》杂志上看到内蒙古盖山林写的介绍阴山岩画的文章，才茅塞顿开：贺兰山上的不就是岩画吗？

 

次年深秋，他终于有机会再次进山，不料当年看到的第一组岩画，因为“农业学大寨”修水渠而炸坏了。为了有研究贺兰山岩画的机会，他主动要求调到县爱卫会，以到当地农村搞“水改”的名义再次走进贺兰山。

 

1983年9月下旬，李祥石的首篇论文《宁夏贺兰山贺兰口岩画调查报告》完成，寄往北京文化部文物局主办的《文物》杂志编辑部。编辑部立即将稿件转交宁夏博物馆馆长钟侃，请他核实、审定和修改，宁夏考古界这才知道贺兰山里有岩画存在。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李祥石终身难忘。寄出论文后不久，他去自治区科协主办的《科学普及》主编俞杰先生家。不料遇见了读本科时的宁夏大学老师李本昭，原来李老师是俞老师的爱人。李老师夫妇俩热情地鼓励他去向自治区主席黑伯理汇报自己的发现成果，但李祥石想“人家是那么大的官，我又不认识他”，就说：“只要我的岩画论文能发表，就满足了”。

 

这时，李本昭突然用沉重的口气说，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

 

那还是1927年4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2.4万美元资助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化石。为此，专门从瑞典请来了古生物学家步林博士鉴定化石，中方则由年轻的地质学家李捷担任地形、地质专员兼事务主任。数月之后，他们发现了一颗人类下臼齿，似为7-9岁儿童牙齿。最后，这颗牙齿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但一年后，李捷却辞去了周口店的考古发掘，由北大地质系毕业不久的裴文中接手他的工作。李捷绝对没有想到，他离开1年多后，也就是1929年12月2日下午4点钟，就在龙骨山上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这就是5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头盖骨“北京猿人”。

 

“李捷闻讯后，因为自己没有坚持到底而与人类的一项重大发现失之交臂，从此抱憾终身！”李老师说到此处已泪流满面，“李捷，他就是我的父亲。”

 

李祥石深受震撼。

 

鼓起勇气的他，终于敲开了自治区主席黑伯理的办公室，得到了热情的支持和肯定。贺兰山岩画由此得到了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普查和研究工作全面展开。李祥石本人也成为宁夏从事岩画研究的重要专家之一。

 

科技出手，角力片状剥落

 

在岩画管理处工作人员王宇琦的带领下，记者终于在乱石嶙峋的回回沟深处见到了10月中旬新发现的三组岩画。在一块长210厘米、宽120厘米的巨石上，有一组群鹿奔腾的岩画。小王介绍说，据初步鉴定，这群鹿有着典型的“斯泰基鹿”装饰风格，其原产地为黑海北岸的古斯泰基王国和伊朗高原。因此几乎可以断定这是远古的游牧民族通过横亘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将它们带到了此地。

 

又攀上一个陡坡，在一块长260厘米、高150厘米的巨石上，见到了三组动物图案。这三组动物相互叠加，显然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作品，尤其是右上方的一个猫科动物的图案，更是一个谜团。“过去贺兰山岩画画虎，通常虎爪是张开的，而这个爪子明显是握住的，究竟是什么动物，目前还不好下结论。”

 

左侧的一块岩壁上，有上下两组人物的图案，上图是一个猎人拉弓射箭，“这幅岩画和别处不同的是，拉弓射箭的猎手给人身披兽皮的感觉，而且这兽皮非常宽大，给人的感觉是用多张兽皮缝制起来的。这究竟是猎人为了更好地接近猎物而以兽皮制作的伪装，还仅仅是岩画作者的‘装饰性’技法，我们还要深入地研究。”

 

但这些岩画的中间或四周，都有明显的裂隙，不能不令人担忧。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徐飞正带领几位工作人员在山间做岩画保护工程。

 

尽管徐飞一直认为“我们是搞科研的，不需要通过媒体炒作”，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但在管理处的“劝说”下，他终于向记者介绍了保护工程：“我们对沟内外2194组、5500多幅单体岩画进行了考察，前期的研究工作已历时4年。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岩画都迫切需要保护。”

 

“您就是说，所有的岩画都面临着被损坏的可能？”

 

“是的。”他走到石崖边，指着几幅岩画说，“你看，岩画面临的主要病害是片状剥落。这里的岩石表面有一层石皮，石皮厚薄不一，薄的地方只有1厘米左右，石皮在大自然作用下逐渐成为风化层。由于夏天阳光直接照射在岩石上，石皮的温度远高于岩石本体，因此产生了温差膨胀；同时由于雨水冲刷，又产生了吸水膨胀，这两种膨胀导致岩石本体和风化层之间出现了裂隙。而岩画主要是凿刻在石皮上的，一旦风化层剥落，岩画也就破碎了。”

 

现在，当地政府已经投巨资启动岩画保护工程，该工程实施方案已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

 

“根据不同的岩石膨胀，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你看到有的岩画附近贴着这些白色的点，就是我们的超声波测试点，点下面就是裂缝。我们进行灌浆修复后，再用超声波检测，看是否确实有效，这是化学保护手段。还有物理保护手段，就是植树造林，进行遮挡。”

 

所有的岩画都面临着雨水冲刷和烈日炙烤的威胁，在沟里的岩画尚且可以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进行抢救性保护，但很多岩画就在山崖上，人攀登上去都很困难，怎么植树加以遮挡？

 

“岩画的保护是世界性的难题，”徐飞说，“为此，政府还必须更大地投入。”

 

文汇报记者 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