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嘉宾 朱春奎

 

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论坛嘉宾 李大维

 

国内首个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联合创始人

 

论坛嘉宾 严雄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

 

 

论坛嘉宾 孙金云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博士、复旦青年创业家教育与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本报记者 张晓鸣

 

对很多人来说，创客还是一个新词。它源于英文单词“Maker”。他们从生活身边的实际需求入手，利用数字工具，在屏幕上设计，用桌面制造产品；他们利用开源硬件平台，通过互联网大规模分享合作。可以说，美国硅谷英特尔、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的创始人，都曾是车库里走出的创客。

 

互联网分享将创新的成本降到历史新低，创新的速度和频率前所未见。3D打印、可穿戴设备等“创客出品”正在走进我们视线。克里斯·安德森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一书中将开源创新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擎。

 

年初，李克强总理在深圳考察柴火创客空间时，就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寄予了厚望。两会期间“创客”一词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随后公布的《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又从政策领域为创客们的“创新创业”添了一把火。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更是将“众创”、“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等多项国家战略并举。那么，创新和创业的驱动力何在？我们又需要怎样的创新中心？本月的“复旦文汇管理学家圆桌论坛”上，创客代表、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围绕“科创和创客”主题，来了一次头脑风暴和创意分享。

 

谁是创新创业的主体

 

联合国在二战后追踪各个国家的快乐指数。把快乐指数和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对比，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年人均收入达到1.5万美元之前，这两条曲线走的是平行的，这段曲线叫做“金钱真的能够买到快乐”；而在突破这个点之后，金钱买到的快乐越来越少，人开始需要去填补这个空虚。通过突破、冒险，通过和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去达成。在国内，我们还处于“金钱能够买到快乐”的水平。因此，目前创新的组合应该是“兴趣、热情加利益”。

 

记者：据统计，约三分之二的新发明、新创造都是中小企业做出来的，微软、苹果、阿里巴巴、百度等高科技公司最早都是小企业孵化而来的。那么，创新来自政府政策的战略意识、市场的利益，还是创新创业者的内在动力？

 

朱春奎：过去我们经常讨论企业家、科研人员如何创新，用户则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观察创新链条的时候，就会发现从最初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到取得商业价值，这条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创新。在链条上的从业人员都成为创业的主体，他需要有研发的人员，所以设计人员也是创新者；制造者也是创新者，做营销、取得商业价值成功的人也是创新者。现在用户也开始介入，创新的主体变得越来越多元，“创新民主化”的时代到来了。

 

要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首要条件就是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创业是有风险的，有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那么，很难将众创的活力释放出来。除了国务院文件中谈到的降低创业门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外，我们试图要让人们有保障、有尊严地去创新创业。

 

李大维：我先前对创业人群的分析，被标题党断章取义为“只有富二代才是好创客”。首先，我是上个世纪90年代高中毕业离开台湾去美国的。我们这一代在30岁以前能有“犯错”的机会，是上一辈给我们创造好了条件。但是国内20多岁的一代人，身上还背负着买房、结婚、生子的压力，不能“走错路”。其中的差别并不是来自教育体系，而是大环境的问题。创新这件事除了经济上的硬指标，还有文化上是否允许试错。

 

第二，并不是每一项创新都是开天辟地的。或许20年后回头看，它就是改变世界的。乔布斯当年在做PC的时候是几百家公司最后一个生存下来的，而历史上写他是当年唯一一个做PC的。创新是一群一群出现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创新环境需要共同营造。

 

第三，创新源于追求快乐。联合国在二战后追踪各个国家的快乐指数。把快乐指数和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对比，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年人均收入达到1.5万美元之前，这两条曲线走的是平行的，这段曲线叫做“金钱真的能够买到快乐”；而在突破这个点之后，金钱买到的快乐越来越少，人开始需要去填补这个空虚。通过突破、冒险，通过和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去达成。在国内，我们还处于“金钱能够买到快乐”的水平。因此，目前创新的组合应该是“兴趣、热情加利益”。

 

记者：创业成为如今的热潮，在这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孙金云：我们要更加客观来看待创业这件事情。

 

创业有很大风险，有一定门槛。不管是从经济学的供给需求曲线来讲，还是从管理学的进入壁垒理论来讲，如果说一个没有什么资源、能力、人脉、外部支持的创业者可以做好某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它的进入壁垒，或者说容易被拷贝的程度是非常强的。如果说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做，这就决定了这个企业增长规模不会太大，这件事情的盈利不会很强，它不会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企业。换句话说，创业成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创业门槛还体现在创业者需要具有长期的积累和对行业的洞见。从美国的创业调查来看，年龄在30到35岁、学历本科以上、行业经验在10年以上的创业者成功概率更高。另外，创业活动是系统性的。创业不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受到了一些鼓舞，有了一个创意灵光乍现，然后他就可以开发一家企业，就可以在市场上立足，就可以获得客户，就可以长期发展。创业是需要有生态圈的，其中包括很多角色，创业者本身它只是其中一个元素。而这个元素能否取得成功，跟这个系统是不是取得完善，有非常大的关联。

 

对于敢于创业的大学生群体我提出三条建议，或者说三个警示。第一，你去看待创业这个过程的时候，你要明白，创业思维，创新能力是创业的基础。第二个警示我想说的是在校大学生要把创业这件事情，跟你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好地结合。第三个警示是，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定要更加关注资源和能力的积累。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让我们获取信息的门槛降低了，但是个人能力和资源积累的门槛从未降低。

 

严雄：上海现在希望吸引“创业新四军”，就是大学生创业者、白领辞职创业者、连续创业者和海归创业者。当然，我们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不是“全民”的创新创业。我一直反对用全民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的。上海要让想创业的人有试错的机会，我们需要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让大家感觉在上海创业很舒服。

 

“开源创新”的大联合

 

创客空间代表的是技术的平民化，技术的开放。大家都可以去玩，大家都可以进去，这个门槛不是那么高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好玩的。

 

记者：什么样的载体或者空间更加符合创客的需要？

 

李大维：2010年，我在上海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创客空间。如今会员稳定在百人左右，以白领和学生为主。除了近20位核心会员，其余会员每月流动一半，5年来我们有几千个会员进进出出。“新车间”的意义就在于流动。我认为，生活中，我们可能瞬间冒出个绝妙的点子，然后，往往就没有然后了。“新车间”就是一个不断有人来感受、动手和试验的地方。

 

传统的生产我们需要很长时间去控制机床，而依托数字化生产，我们通过数字来控制机器人做车床，做3D打印。这些大大降低了无论是生产制造，还是写程序的门槛。一些新车间的会员，大家每一个人后面都有自己的故事。创客空间代表的是技术的平民化，技术的开放。大家都可以去玩，大家都可以进去，这个门槛不是那么高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好玩的。

 

我希望在大学里开设一个开放创新的课程，可以让我们进去做这些有趣的试验。因为现在做众筹越来越简单，你只要有概念，有原型，就可以很快做出来，然后去众筹。有人买就继续做下去，没有人买还是可以得到学分，众筹没有成功，这个课程也可以给学分。

 

朱春奎：创客是一群怀揣梦想要改变世界的人，要通过自己的动手，用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改造世界的人。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和信息技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需要活动的空间和载体，这就叫众创空间。众创空间是由创客来提供实现创意、交流互动、创新实现产品产业化的场所，它往往是和信息技术联系在一起的。

 

众创空间是一个人们学习和使用工具资源，发展创造项目的空间。它也是根据个人的兴趣来构建的，可以按照教育的目标来建构。他可以嵌入到高校、图书馆等里面去的。比如：创客入驻图书馆后，图书馆的社会价值被深层挖掘，图书馆成为思想和创意的孵化器，空间得以充分利用，产生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然，图书馆想要成功构建创客空间，必须具备一些最基本的资源，主要涉及基础工具、入门项目、成功经验、创客目录等内容。

 

大学图书馆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的话，要分几步走。第一步是准备期，第二步是起步期，第三步是实施期。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小型的工具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开始发生变化了，到了第二步就是开始与高校的院系合作，投入或者是转移一部分的设备进行共建。把图书馆从资料的存储中心，变成一个知识创造的中心和创业服务的中心。最后第三步到了真正的实施期，就可以更多地和区县政府展开进一步合作。

 

严雄：创客需要自己的载体，创客空间就是为这些创客们提供实现创意、交流创意思路及产品的线下和线上相结合、创新和交友相结合的社区平台。

 

我们需要怎样的创新中心

 

要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创业生态圈”，未来的创业中心不一定以城市为单位。

 

记者：中小企业创新、个体创新首要的是找到一个最适合的土壤。北京、深圳、上海抑或杭州，你会选择在哪里？

 

李大维：《商业周刊》之前来到上海，想采访了解创新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但是这些采访对象都是拒绝的。如果一座都市都不愿意让世界知道创新资源对其整体发展的驱动，创新创业者如何知道“来这里我也能有机会”？与上海相比，北京的企业更愿意将“赚钱”的事广而告之，让VC来追；还经常褒奖各类创新成果，奉为殊荣。在深圳，供应链的上上下下都很清楚其他企业的盈利情况。而上海的文化氛围还需要转变。

 

把同样小资的上海和纽约作比较，我认为上海有相同的潜力。比如美国智能硬件的中心已经逐渐从硅谷向纽约转移。因为创新发展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技术指标，纽约人的社会情调、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更适合智能设备的成长。因此，上海的创新发展除了政府的支持，还需要企业自己“大声说”。

 

朱春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的科技进步大国，下一步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科技成果大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大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从上海来讲，必须要在绿色生态科技和智慧生活相应的科技创新领域发力。我对这个前景比较看好。

 

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并不仅仅是为了对标硅谷或者纽约。上海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创新中心呢？首先，一系列国家战略性问题亟需解决。第二必须要对接这个国家人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在国际上所有的创新科技中心都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它一定是学术卓越的中心，有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科研机构，有一流的人才。第二它一定有产业创新制度。所谓的产业创新制度，就是创新创业领袖式的人物在其中引领创新创业的潮流。第三因为学术的卓越，这个地方的环境是优质的、有序的，社会是和谐、幸福的。由此来讲，打造这么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也是为了国家的强盛。

 

孙金云：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调查”和全球创业研究排名第一的百森商学院的全球创业观察，总结了“创业生态圈”的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强有力的研究型大学，硅谷有斯坦福和伯克利、波士顿有哈佛和麻省理工、纽约有哥伦比亚和纽约大学。研究型大学提供了创新的氛围、人才、研究成果等一套系统。第二个要素是实现大学研究成果转化的企业或偏向于应用环节的实验室。就像散落在硅谷各个角落的实验室，有别于大学内纯粹的实验机构，是追求盈利的。第三个要素是适合创业的人才。例如，创业学研究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百森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它们都培养了大量的创业人才，去承载这样的使命。第四个要素是营商环境，包括很多子系统，例如空气质量、医疗条件、生活舒适度等。

 

我们要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创业生态圈”。未来的创业中心不一定以城市为单位。通过调查评估，我们或许可以将上海打造为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中心、研究中心，并非一定要成为全国领先的创业企业中心，从而实现各城市在创业大生态中的错位、协同发展。

 

严雄：创新中心停留在城市层面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周边、全国有辐射能力，对全球有影响力，才能称其为“中心”。站在全球产业的制高点，我们在战略新兴产业、高端制造领域要有重大技术突破，要有走向市场的产品，比如飞机、核电、新能源。另一方面，在良好的创新生态中，只要有好的想法，就有人和你一起讨论商业模式和未来市场定位，有人给你砸钱。就像在硅谷，不论国籍、肤色、语言，创新创业者走到一起。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吸引和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业企业，能够海纳百川。上海要建立的是对长三角、全国、亚太和全球产生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否则它只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城市而已。

 

本版插图：陈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