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指导下，由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文汇报社和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金仲华国研杯”青年学者论坛近日在浙江桐乡举行，与会专家就当前国际秩序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并为本届论坛学术征文活动的获奖者颁奖。

本文为一等奖获奖论文的部分节选。

■封帅

2010年之后，亚太安全领域进入了动荡变革的新时期，传统安全热点问题升温，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地区安全风险不断累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能够应对现实安全挑战的新型地区安全架构，已经成为地区国家的普遍共识。然而，由于亚太地区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亚太各国对于地区安全架构的理解和设计方面所存在的明显分歧，使得未来地区安全架构的发展前景变得极不明朗。

安全模式建设呈现多元格局

从属性上看，当前亚太地区的热点安全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冷战遗产。冷战虽然已经伴随苏联解体而宣告终结，但作为两大阵营对抗的前线，东亚地区仍然保留了大量的残余冷战结构，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台海问题以及亚太地区广泛存在的领土争端等。冷战遗产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大多为与领土主权密切相关的高政治议题，是当前地区安全的最大风险。

第二，结构性战略冲突。亚太地区作为当代大国利益的重要交汇点，已经围绕着关键资源和战略利益，形成了复杂的竞争关系，从而人为地制造或放大了地区间既有的安全矛盾。其中美国所奉行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对于地区安全影响最为明显，部分地区中小国家在域外大国的挑动下投身于地区资源的激烈争夺，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海洋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复杂争端。

第三，恐怖主义、金融风险、毒品走私、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直接影响地区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

由于各种力量和利益的相互掣肘，使得上述问题解决的难度成倍增长。共识的缺失使域内外大国及地区中小国家围绕着安全架构建设展开了复杂的博弈，最终造成了亚太地区安全模式建设的多元化格局。

安全领域形成六种模式雏形

基于安全问题形成原因的差异化认知，以及对于地区安全问题解决路径的不同实践，在地区国家的推动下，亚太安全领域逐渐形成了六种机制性的安全模式雏形：

一、同盟体系模式，即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亚洲“轴辐”式同盟体系在当代的延续。其基本结构是以美国为核心，以美国与日、韩、澳、菲、泰等国的同盟关系为基础，依靠美国霸权处理亚洲安全事务，其基本目标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该模式被美国政府视为“亚洲安全的基石和亚太地区繁荣的基础”。

二、东亚峰会模式，即建立以东亚峰会为核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在2011年美国加入峰会之后，以日韩澳新的同盟关系为基础，逐步掌握了峰会的议程设置权，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行动能力。该模式是域外国家主导亚太安全议程的主要方式。

三、中美共治模式，即以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为基础，共同为亚洲安全体系建设提供顶层设计。在中美形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建立区域内大国协调机制，并且在尊重中小国家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制度化安全体系。其建设的关键在于在中美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地区安全领域的“共治”局面。

四、亚信会议模式，即以亚信会议机制为核心，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领域的作用，建立由亚洲大陆国家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该模式将充分运用亚信会议机制所提供的泛亚安全基础性框架，实现由亚洲国家管理亚洲安全的历史性目标。在该模式中，中国所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将扮演重要角色，充分结合大国作用与中小国家诉求，建立新型集体安全体系。

五、次区域协调模式。该模式的基本构想是承认当前亚太空间的分散化状态，且认定建立跨区域安全机制的目标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尽可能推动在不同次区域空间中建立小范围的安全合作机制，以应对不断出现的具体安全问题。在相关次区域机制稳定之后，逐步建立各次区域机制之间的联系，形成网络化的机制结构。

六、东盟主导模式，即由东盟主导亚太安全议程的“小马拉大车”模式。随着近年来地区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东盟在安全领域的空间迅速缩小，大量新安全问题的解决难度逐渐超过东盟的能力范围，该模式的发展潜力已接近极限。

中美互动构建安全基本框架

复杂的地区安全局势对新的亚太安全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有能力处理残余的冷战结构，使之不再成为地区安全的威胁；第二，能够有效协调与安置亚太地区大国的战略利益，并为地区中小国家所接受和认同；第三，能够为亚太地区安全领域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亚太国家的挑战。

根据这样的安全需求，我们不难发现，因为同盟体系模式仍然奉行冷战思维，而次区域协调模式则立足于维持现状，显然难以成为未来地区安全架构建设的主流。东盟主导模式则因发展潜力有限，基本上只能扮演过渡性角色。

然而，其他三种安全模式都抓住了新时期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关键，即通过各种机制化方案，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纳入共同框架内，以此为基础规划新的战略秩序和行动机制。可以说，这三种模式都能够满足地区安全架构的总体要求，有条件为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提供基本框架。当然，美国更加倾向于借助东亚峰会主导亚太安全事务，中国则更愿意充分发挥亚信会议机制的作用。中美共治模式则由于两国尚未就新型大国关系模式达成一致，而仍然停留在理论设计的层面上。

亚太安全领域的机制竞争态势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改变，地区安全架构的构建必然将会受制于地区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与战略互动。然而，因为未来安全架构的方向与模式已经较为稳定，其前景基本上也集中于三种机制建设模式之中。因此，只要中国能够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明确战略目标，以中美关系为重点，细致筹划，稳步推进，创建新型安全架构的目标就必然能够实现。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