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网络安全议题，届时将是中美两国首脑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

7月31日，美国知名记者大卫·桑吉尔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同时刊发文章，称“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就网络袭击报复中国”，正在讨论“用何种方式实施报复”。这一报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而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危机决策机制启动之后的“放话”行为。美国白宫、情报界的正式工作人员以匿名方式将已经初步明确的部分行动方案、不同行动方案的关键支持人物、对不同方案优劣的比较评估标准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在文中试图表达的观点：一方面，反复强调的是要对美国认定的由中国实施的黑客攻击行为进行报复；另一方面，又在持续担忧由于美方行为激发中国的报复，而陷入某种持续升级的行动之中。透过文字的描述，似乎可以发现焦虑的存在。

美方焦虑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习惯应对方式失效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最早从心理学角度重视并探讨焦虑的问题。他把焦虑分为客观性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前者是对环境中真实危险的反应，与害怕一词同义；后者是潜意识中矛盾的结果。在后期，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自我和本我之间、本能欲望和现实调节之间冲突的结果。焦虑的产生源自于个体不能用习惯的方式来加以应对，所谓焦虑就是在这种时期所体验到的情绪。他认为，焦虑对自我来说是一种信号，其真实的意义就是提醒即将有危险来临。自我只要察觉真实的或潜在的危险便会引起焦虑，在焦虑产生之后，又会动员防御机制来斗争或躲避。从大国关系的视角来看，中美两国整体力量对比的微妙变化，让美方的决策者产生了某种或许可以称之为焦虑的情绪，而这种焦虑集合成为了某种集体意义上的战略焦虑，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战略判断与政策执行的过程。

如个体焦虑产生的原因一样，中美关系中美方焦虑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习惯应对方式的失效。作为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成长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自那时至今，在处理主要竞争对手或者说挑战者时，主要有三种经验：第一种经验是如何处理持相同或相近意识形态以及相同生产模式的挑战者带来的挑战，这种经验一方面来自英国与德国、日本在20世纪早期的互动，另一方面来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与日本的互动；第二种经验来自如何处理持不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生产模式的挑战者所带来的冲击，也就是冷战时期美国的经验和体验；第三种经验来自美国自身的成长经历中与英国相处的经验。

但美国发现这些经验基本上都无助于解决其面临的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一个有着完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且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一个由美国主导建立但又高速变动的开放性的世界体系中，正以超过美国预期的速度，缩小与美国在整体实力指标上的差距。这种焦虑，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口号之后，就开始逐渐弥散在美国的决策体系内，并最终在网络安全这个议题上，达到了某种峰值。

美国焦虑情绪在想象中被进一步放大

网络安全与美国的战略焦虑之间，正在形成某种持续互动强化的反馈机制：一方面，网络相关运用的高速发展，全球网络空间的形成和拓展，网络运用所带来的高额收益，持续增强着美国对网络的依赖，提升着网络在美国整体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任何对网络安全构成的威胁和挑战，都会实质性地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激发客观性焦虑。另一方面，技术和实践决定了网络安全威胁的溯源、归因以及最终对行为动机的判定，都必然有主观性认知的存在。在其他领域真实存在的焦虑来源，因为与网络安全议题情境的相关性，在泛化作用的影响下，渗透进入并持续放大，最终导致某种意义上的神经症性焦虑。

以导致此次美国决定报复中国的对美国人事局的黑客袭击而言，综合各方相关信息，美方实质性掌握的证据，应该就是入侵源头位于中国境内，但没有足够证据显示，这一行动是中国政府的行为；而根据美国自身在网络安全领域构建的叙事-行为框架，即使真的是中国政府的行为，也是正常的国家情报搜集行为，美国能够做的也只能是以反情报行动作出回应，但这种回应所可能引发的后果，比如注定要因此升级的报复-反报复行动，又是美国客观的国家利益所不愿意承受的。

由此可以理解美国战略决策者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焦虑情绪的直接来源：迫切希望采取行动，但又无法复制习惯行为模式，导致了某种强烈的无力以及挫败感；这种负面感受在想象中的情景里——即中国正凭借此类网络情报获取模式迅速赶超美国——又被进一步放大。放大的结果是某种意义的认知-行为失调正隐约浮现，一如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为了凸显美国的肌肉来自我安慰，不惜间接明示美国在中国计算机网络内隐秘注入的装置与程序的数量，以强化对中国话语威慑的可信度。

构建积极的网络空间新秩序是中美的共同责任

但站在中美两国整体战略利益的视角，这种焦虑情绪，以及由这种焦虑情绪所支配的行为，基本无助于维持中美网络安全战略关系的稳定。

美国需要克服和摆脱这种焦虑情绪的支配，中国应该以各种方式积极帮助美国摆脱这种焦虑情绪，然后构建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和全球网络空间发展需求的新型战略关系。这种努力的起点是对客观现实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对美方而言，需要认清的是这个世界的最大变化，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就是不再需要一个指手画脚的单一霸权中心；包括中美两国在内，所有国家以不同形式面临来自网络空间的挑战和冲击，中美两国承担的共同责任是为构建一种积极的网络空间新秩序做出最大的贡献，为此首先需要的是实现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并促成行之有效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机制；至于情报搜集等注定在可见的将来仍然必须存在的活动，需要构建的是某种规范或者说行为准则，一如中美两国签署的海上行为准则一样。

2015年9月的中美首脑峰会着手努力的方向之一，是在网络空间构建这种稳定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以适当方式阐述自身的战略目标，提出可操作的行为准则草案，并以各种方式促成美国的认可；对美国来说，需要牢记的是当年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说的话，中美关系最终还是要好起来才行，而美国应该采取主动。

文/沈逸（作者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