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自贸区建设战略、科创中心建设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国正呈现出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贸易开放格局，必将为全球经贸新规则的形成与制定做出应有的贡献，必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在更高层次上挖掘TPP发展带来的新红利

在历经5年的谈判后，10月5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成功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达成协定。这项有“21世纪全球贸易协定”之称号的协定，对中国经济将产生什么影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何理性看待和积极应对？

全球贸易发展需要新规则和新方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经济面临深刻调整，其中最重要的调整方向之一就是必须重新思考后危机时期全球贸易发展的新规则和新方向。

首先，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全球经济急需通过推动更高水平和更大范围的贸易自由化及其规则和体系带动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原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不平衡性、不平等性及其脆弱等等问题，不仅使得该贸易框架体系无法适应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新趋势，而且也由于建立在多边贸易体系基础上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及其利益平衡机制失去作用。

其次，经济全球化正在从商品全球流动走向各类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新阶段，国与国之间从原来的关税减免式的价格竞争正在走向全球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化、监管透明化等制度规则竞争的新阶段。这就要求原来的基于WTO框架下的全球经贸规则面临“升级换代”，从而使其适应全球产业链一体化、创新链一体化和价值链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和深度调整过程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正在影响和改变原有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印度等许多大国纷纷崛起，它们所代表的新兴力量必然会对原来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衡、不持续的全球经贸规则提出新的利益诉求。

TPP对中国发展带来潜在的压力

TPP谈判的重点在于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追求“全覆盖”和“高标准”是其显著特征。首先，TPP追求“全覆盖”。TPP不仅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关税，还涵盖投资、竞争政策、技术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以及绿色增长和劳工保护等，覆盖领域之广远超一般的自贸协定。其次，TPP在开放程度上明确指向“高标准”。例如，TPP在环保、劳工、原产地和政府采购等方面包含了诸多高标准的条款。

从短期看，该协定或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形成某种程度的冲击：一是服务贸易的开放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和风险，如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账户的开放要求等，这就要求在渐进式开放中更好地保持金融稳定发展；二是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带来的短期冲击，特别是对国有企业以及公平竞争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三是透明度和公开性等原则给政府管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是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标准、知识产权等标准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也等于提高了中国市场竞争的门槛，导致原有的一些低成本等比较优势由此被削弱，企业发展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外部约束和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TPP协议中的12个成员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不同，这种高标准的贸易新规则未必给每个国家都能带来同样的红利，也未必所有国家都是赢家。对此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以全面深化改革挖掘TPP的新机遇

TPP谈判结束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均持开放态度，希望协定与本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很难想象，没有中国参与，TPP如何确保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贸易金融走向更高的水平。因此未来不排除中国在适宜的时候提出加入。必须看到，TPP也对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潜在的机遇和红利。首先，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有助于中国加快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市场准入制度和行政性体制改革，有利于确保中国在国内贸易规则重构、政府职能转变、投融资体制改革、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构建等方面沿着国际贸易高标准和严规则的方向发展；其次，强调服务贸易的开放及相关规则的升级，也有助于中国加快服务业开放进程，特别是推动金融服务业有序开放、跨境贸易试点开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等；最后，公平和竞争中立等也有利于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营造适合于全球新一轮发展要求的法制化、透明化的国际营商环境，有利于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和劳动者权益保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好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重塑新的增长动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自贸区建设战略、科创中心建设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国正呈现出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贸易开放格局，必将为全球经贸新规则的形成与制定做出应有的贡献，必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在更高层次上挖掘TPP发展带来的新红利。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