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峰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开创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是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重大思想在内的科学思想体系。

我国国家治理进入新阶段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国家治理正在进入新阶段。怎样认识和理解这个新阶段呢？

首先，我国发展到现在，国家治理问题，提到了党和国家重要议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建设以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速度快速发展，一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巨大财富；另一方面由于各方面准备严重不足，特别是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国民素质建设没有相应地跟上来，有的甚至严重滞后，致使不配套、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经济建设本身也面临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等诸多矛盾而进入新常态。这就使国家治理问题成为突出的瓶颈而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程。

其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决策。我国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实践，现在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解决这些难啃的硬骨头，零敲碎打解决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个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我国的新一轮改革，全面分析改革面临的形势，聚焦于一个总目标，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改革经过30多年量的积累，正在实现质的飞跃。而这个质的飞跃，又是围绕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深化和展开的。如果说新一轮改革和过去的改革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第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战略决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从人治到法治，必然经历一个历史过程。但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这个战略目标并具体作出战略部署本身，就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性飞跃和历史性进步，也是对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历史性贡献。习近平同志讲，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是姊妹篇，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个比喻是形象生动的，也是贴切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发展都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考虑，使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上层建筑的完善协调推进，才能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新的伟大实践呼唤新理论

我国国家治理进入新阶段，不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改变，也不是如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样的历史阶段，而是特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特定的历史时段。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同过去实践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新的伟大实践。如果从党的十八大算起，这个时段至少要30年时间。大致地说，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已经走过了“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我们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二个30年。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中国的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中华民族大踏步走向世界。

现在正进入第三个30年。新的30年，在前“两个30年”的基础上，我国的国家治理将迈上一个大台阶，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那时，不但最深刻的思想来自中国，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实践来自中国。我国经济将实现在更高起点上的高品质发展，实现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国家素质、社会素质和公民素质的巨大进步，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这个时段的时间节点，刚好是本世纪中叶，同我国建国一百周年也就是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相吻合。

新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党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习近平同志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高举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全局在胸，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举重若轻，准确把握国内国际大局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提出和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初步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问题，从而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新水平。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开创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是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重大思想在内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奠定了党和国家前进新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有“三个来源”和“一个必要条件”。“三个来源”：它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它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是主动自觉的，又是丰富充沛的。它的实践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和亿万人民的伟大创造，又是它的理论总结、理论概括和理论表达。这种总结、概括和表达，是准确鲜明的，又是厚重坚实的。它的文化来源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和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是它的积极弘扬和借鉴。这种弘扬和借鉴，是深入咀嚼的，又是开放包容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高度重视党的思想路线建设，我们党是理论上成熟和不断发展的党。

特别令人欣喜和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习近平中国式的而又极富现代感的语言风格，以其深厚修养和博大想象，直指人心和引人入胜，切中要害和要言不烦，含蓄内敛和耐人寻味，平易近人和质朴清新，不拘一格和活泼灵动，这样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给当代中国带来潜移默化、实实在在的文风进步。

（作者为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原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