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文

核心观点

要真正实现对三大资源的融通利用，必须对现存的学科体制、学术评价和选拔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把发现和培养人才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出发点，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创造新思想、新理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落脚点。只有这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与中国现实建立起内在联系，实现有意义的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这一论断澄清了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很多模糊乃至错误认识，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前30年，受前苏联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左”的意识形态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特别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重视不够。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对待和利用三大资源方面，新的问题开始凸显，部分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警惕资源被忽视被扭曲被滥用

其一，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被忽视甚至被放弃。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保守僵化论、马克思主义非学术论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在部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被边缘化甚至被遮蔽了。一些重量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郭沫若、李达、艾思奇、范文澜、侯外庐、王亚南、胡乔木、胡绳等人的很多重大成果被一些人弃之不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几成凤毛麟角。一些学者甚至是学界的领军人物，与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保持距离，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对我国解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重大决策成果敬而远之。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遭到扭曲和狭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传统的经、史、子、集得到更大规模的挖掘和整理，传统文化逐渐摆脱了“封建专制文化”的恶名。但是，一些学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中华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又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孔孟程朱陆王一系的儒家正统文化。近年来兴起的所谓政治儒学思潮，更是把儒家的仁政和王道政治理想化，把儒家的思想体系宗教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变革总体上持拒斥态度。在这样的视野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被极度简化了，儒道释互补、天人合一、德法并举、义利双行、理欲平衡、群己兼顾、王霸杂用的传统文化精神也被单一化、平面化了。

其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被滥用和理想化。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规模引进，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长期受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又去西方留学进修，进一步接触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回国后立马把这些东西变成了自　己的“看家本领”，结果做起教学或研究来就形成了路径依赖。他们“言必称西方”，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把西方等同于国外，等同于世界，等同于文明，他们把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不加分析和批判地搬用到中国，不知不觉地充当起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留声机”“传声筒”和“应声虫”角色，由此带来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较为严重的“西化”倾向。

把发现和培养人才作为出发点

改变上述对待三大资源的不正确态度，首先需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拓宽视野，扎实研究，对三大资源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特别要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国外社会科学成果，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都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都是构建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对它们的态度不能有所偏废。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些资源尽管重要，但毕竟是资源，是利用的对象。对这些资源的正确态度是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用”的过程中就要有分析、鉴别和批判，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要有选择和取舍，以服务于“当代中国”这个“体”。

当代中国是一个巨大、丰富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明复合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综合性的伟大事业，当代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挑战也是系统性的、综合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些学者，以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就自然能够理解当代中国，就自然拥有评判当代中国的发言权，其实不然。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要理解当代中国，提出应对中国问题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案，必须在融会贯通地把握三大资源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就要求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总体性、综合性的视野。而在目前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壁垒森严，专业规范死板，很多学者在自己的专业和学术领域中经营，与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不相往来，满足于“一孔之见，一器之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融通利用三大资源的能力。他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经常陷入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他们所提出的应对中国问题的方案自然是狭隘的、偏颇的。

要真正实现对三大资源的融通利用，改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专家”太多而“通才”匮乏，学术个体户流行而学派、学术共同体稀缺，热衷于研究“小问题”而回避“大问题”的现状，必须对现存的学科体制、学术评价和选拔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把发现和培养人才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出发点，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创造新思想、新理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落脚点。只有这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与中国现实建立起内在联系，实现有意义的繁荣。(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