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想当年，张艺谋、顾长卫是从摄影师转行当了导演，冯小刚从美工师一跃掌导筒，就连希区柯克、斯皮尔伯格、昆汀·塔伦蒂诺、吕克·贝松都非科班出身，为什么这两年中国的跨界导演却争议缠身?

2016年末，影片《摆渡人》深陷舆论漩涡，重要缘由之一便是原著作者、网络作家张嘉佳能否衬得上“导演”身份。还有影评人从影片画面风格推测，这或许是监制王家卫的作品。虚实之间，跨界而来的新人导演，再一次被置于中国电影圈的聚光灯下。

电影进入“众拍时代”，导演的专业门槛到底在哪里?　演员、作家、歌手、主持人、经纪人，他们的转型答卷，又能拿几分?

中国导演的代际划分不再限于时间纵轴

但凡对中国电影稍作研究，按代际关系分门别类属于既往经验。因为这两年，中国导演的代际划分不再限于时间纵轴。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认为，以贾樟柯为终结，以宁浩为开端，新一代导演进入了“无君无父时代”。在这个横截面无限延展的代际里，既找不到谢晋、张艺谋那样的坐标式人物，也很难用学院派高墙来确立导演的行业壁垒。

于是，在这个本该拥有剧组至高权威与经验的职位上，演员、编剧、作家、诗人、歌手、主持人、经纪人都来了。这一年，张嘉佳不是跨界导演的孤例。有人与他同样拿出了电影导演处女作，比如演员陈思诚、文章;有人堪称他的探路者，已从网文界跃至电影界，并且风生水起，比如郭敬明。还有更多人排在了起跑线上:演员王宝强的《大闹天竺》定档鸡年初一，演员黄磊的转型之作《麻烦家族》瞅准了今年的“前五一”档期，小众诗人韩东的《在码头》也在某影业的新导演计划扶持下顺利开机，还有黄渤、彭于晏、吴秀波等人跃跃欲试。

他们的平均成绩若以票房论，似乎还不错。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票房6.8亿元;文章的《陆垚知马俐》在萎顿的暑期档里也收获近2亿元;至于张嘉佳，因其个人的电影经历，《摆渡人》　俨然是争议声中的“文化现象”。再往回看，2015年邓超的《恶棍天使》在一片“恶俗”的指责声中斩获6.9亿元票房，黄晓明的经纪人黄斌则凭《何以笙箫默》得到了3.5亿元的票房回报。

跨界导演里，有些人纯属玩票，比如主持人何炅，2015年借着《栀子花开》炒一个IP概念;有些人则打算就此转型，比如陈思诚，他的探案系列，至少计划了三部曲。在一些观众看来，中国电影产业已迎来“众声喧哗”的时期。新生代导演不必严苛遵循学院派规则，开始摆脱阳春白雪的姿态，更注重观众的需求与互动，这是好事。有网友就很认可“作家导演”对台词旁白的雕琢，“演员导演”对个人表演的器重，“歌手导演”对影片配乐的打磨。

明星效应与粉丝经济正在“围剿”导演艺术

大批人马前赴后继地展开事业新图景所求为何?　王宝强的初衷是:“这些年拍戏最大感受是，导演在片场就是无所不能的‘如来佛祖’，演员就是‘孙猴子’，再大牌也蹦不出导演的手掌心。”按他的想法，执掌导演话语权之后，他才算拥有了自己的电影。可问题绝不止于演员的自我主张。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章柏青就提醒观者看看“众拍时代”的大背景:中国电影市场快速扩张，银幕数已达世界第一，新需求为电影产品的制造者———导演这一行业打开巨大缺口。相比于科班导演的产出速率，市场时不我待。

按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的说法，中国大概需要200位以上的成熟导演，才能应对突飞猛进的市场需求。但事实上“拿得出手的中国导演只有五六十个而已”。行业大门不止为新导演敞开，还向新公司、新资本张开怀抱。

哔哩哔哩、小米、暴风等视频网站相继成立影业公司，就连58同城、聚美优品也有下属影业。只要在IP、艺人、技术、分众这些电影产业的链条上占据任意一端，似乎都能开公司拍电影。

有资源的调动资源，有人气的吆喝人气，“外行导演”并不如想象般只能平地起高楼。在当导演前，谁都不是无名小卒。当这些人自带光环来打新江山，粉丝们自会捧场，话题效应引入的第三方观众也不在少数。仅以张嘉佳为例，他的“睡前小说”据称有近4亿次阅读数。因此，即便没有王家卫团队，《摆渡人》　也不会无人问津。不信看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部影片由张嘉佳担任编剧，张一白执导，一部青春片从去年国庆档里舀走8.1亿元。

事实上，从徐峥开始，赵薇、何炅、陈思诚、苏有朋、崔健、郭敬明、邓超、吴京、张嘉佳等等先后都有了自己的第二身份。有些固然是因为浸染行业多年，凭自身的剧组经验、艺术才华、电影资源投身新领域。但有些“没有金刚钻”的，照样揽下“瓷器活”，因为他们可以取道“个人人气+幕后专业团队”。就像某跨界导演大大方方承认，“跟名导演喝酒两年，不会导演也像七分”那样，会不会拍电影，拍得好不好对于跨界导演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在市场里，明星、作家的个人魅力与商业价值，有时超过了艺术水准。

只是，当粉丝经济取代观影文化，明星效应“围剿”导演艺术，营销功课盖过片场耕耘———无论哪一条都不利于精品的创作。成功跨界绝不是“碰运气”，大浪淘沙的市场淘汰机制已经把“努力”二字置于“投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