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温州古港遗址名列其中。

温州古港是2021年10月望江路在实施下穿工程中发现的成片相连的遗址，后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勘探发掘，判断为宋元码头遗址。

温州古港发掘区域位于古城中轴线上，介于朔门与奉恩门之间，是“东庙、南市、北埠、西居、中子城”的历史功能格局中“北埠”所在，自东晋建郡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遗址分为三个发掘区，发掘面积5000多平方米，整体呈东西向带状布局，长逾400米，最宽处18米，揭露了水门头、陡门、瓮城、码头、沉船、干栏式建筑、木质栈道、瓷片堆积带等一系列重要遗迹，规模宏大。

2022年12月28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向海内外公布了浙江省温州古港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温州古港遗址规模庞大、要素齐全、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的遗址，生动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荣景象，填补了国内外海丝港口类遗产的空白，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堪称“国内唯一、世界罕见”。

温州古港遗址为什么能入选全国“十大”？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有哪些优势？宋元时期温州为港口建设提供了哪些先进的技术？

▲温州古港码头遗址位于城区北门。

气候环境和海洋黑潮暖流带

温州古港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段，与最北端的营口港相距1142海里，与最南端的三亚港相距986海里，距离大致相当。与周边邻港几乎形成扇形等距的关系：北距上海港320海里、宁波港219海里；南距厦门港393海里、福州326海里；东南与台湾的高雄港、基隆港隔海相望。

除海岸线上的中心位置，温州的气候条件也比较适合港口发展。雨量充足、河流密布为水运打下良好基础；温和的气温、少雾不冻的深水阔江条件，使温州港成为风平浪静的天然良港。

温州处于古代航海的有利季风地带。中国位于最大的亚欧大陆，与最大的太平洋毗邻，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随季节而变化的季风。唐宋时期，闽浙商船开往日本的时间一般选在四月到七月初。这时东南沿海常刮西南季风，趁此风较易到达日本。而从日本返回，则多选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时间，台风期已过，秋冬季过半，快刮起冬季季风才起航。宋代温州状元王十朋有诗云：“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就形象地描写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此外，唐宋温州航海已掌握利用黑潮暖流带的技术。黑潮暖流即日本暖流，因透明度高、水深而呈现出暗蓝色，故称黑潮，从菲律宾吕宋岛东面海域开始，沿着北太平洋西部边缘向北流经台湾东部沿海，再由台湾和琉球群岛的与那国岛之间进入东海，与其他潮流汇合，流向太平洋。日本暖流属上升流，从台湾岛东北进入东海，从而影响温州海域。其流速快、上升稳定、范围广、浮力大，且流向终年不变，是温州航海中的最有力因素之一。

因此，温州北上可与日本、高丽等国通商，南下经台湾海峡与南亚各国贸易。宋代温州港进入全盛时期，桅樯林立，商贾众多。北宋名臣、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游历温州时，写下《自温将还衢题谢公楼》诗，描述了当时“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情景。瓷器、漆器、木雕、丝绸、蠲纸、雨伞等手工业产品，大多经水路运销国内东南各省，还有相当部分销到海外，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将之概括为“百粤三吴一苇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宋元时期，温州港口、码头设施日趋完善。元代《永嘉重修海堤记》碑刻中描述的就是朔门码头一带：“温为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后，东与海合，直拱北门。”朔门码头滨临江海，位于城区北门外，地理位置优越。北门外这次出土的宋元时期瓮城呈半圆形，是当时瓯江码头客商行人进入城区必经之处。沿江一带则筑成“延袤数千尺”的大石堤，建有“以俟官舸”和“以达商舟”的两类码头，分别供官船和中外商船停泊之用。码头设施完备，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枕江为亭，榜其额曰‘四时万象’，候馆在焉，使指所临，长吏迎劳无虚日。”亭西南即为繁荣的城区，货物集散，商家熙攘，“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

▲叠代的瓮城遗址。 

罕见的软基处理水平和造船技术

温州地区的小平原软土，由瓯江、飞云江、鳌江等河流和海水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滨海相沉积为主的软土在我国呈沿海分布；泻湖相沉积的软土，以温州、宁波地区为代表，具有平原及海岸浅壤含水量高、地耐力低等特点。

温州地区的软土、淤泥、淤泥质土埋藏浅、厚度大，土性呈流塑——软塑，含水饱和，具有高压缩性和高灵敏度，地基承载力极低，其工程性能差，基础沉降大。因此软基加固是建筑中较重要的一环。元代《永嘉重修海堤记》碑文，即记录了地方官采用当时先进的软基加固技术，来修复被台风受损的码头的事实。

《永嘉重修海堤记》于元至顺三年（1332）由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黄缙（1277-1357）撰文，描述当时“水暴溢括苍，出被郡境，飓风激海水，相辅为害，堤倾路夷，亭遂仆，永和盐仓亦圮。水怒未已，且将破庐舍，败城郭”的受灾场景。作为沿海城市，温州常常遭遇水患灾害，面对一次次的损毁，只能一次次的重建。时任永嘉县尹的赵大讷获悉后，“亟议兴作，俾大家之役于官者分任其事，或输以财，或荐以力，经画劝相则身亲之”。码头损坏严重，直接影响对外贸易，于是采用软基加固技术：“列巨木为柱，面设栿柂其上，内攒众木，围之三周，外施萁芒以泼浪，次填以石，次积以瓦砾，而实土其中，加横木，备其欹侧，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堤若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复其故。”

在温州古港遗址的发掘现场，我们还可以清晰看到木排桩、木群桩、石丁排桩、石丁群桩，加横木、加厚板、施萁芒等多种处理软土的方法。种类之多，超出想象。在现场甚至还发现了拟似现代工程技术的透水固结处理软土的方法，印证和补充了历史文献中的描述。码头东向则赫然发掘出一段元代石堤，对应了“大石堤延袤数千尺”的记载。

此次发现的码头遗址，除一座为北宋斜坡式码头外，其余多呈台阶式。斜坡式码头依托海坦山山脚基岩，由块石砌筑而成，呈平缓斜坡状。台阶式码头面向瓯江而筑，由东向西排列，与江堤的延伸一致。平面形状呈长方形，石包土心结构。码头内部填土，上垫木板，板上铺方砖，砌筑考究。构筑方式采用大小不一的条石和块石叠砌，石缝用石片衬平，外层用长木群桩严实加固，以防水流冲击。同时使用木板、砾片和萁芒，增强吸水性，膨胀后对桩周边淤泥有挤密作用。这种巧妙运用“群桩”“排桩”“柱梁”结构体系，承受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加上木石结合、硬软兼施，门类繁多的软土地基处理的做法，在国内实属罕见。

宋元朔门码头遗址布局与规模，尤其是码头修复加固留下的细节，与元代《永嘉重修海堤记》内容一致。而元代王振鹏在《江山胜览图》长卷中更加形象地标识了瓯江沿岸码头、内河、桥梁、建筑的位置和环境，真实还原了码头繁华的景象。

▲出土的福船。

除出土的南宋沉船外，瓮城北面深达9米的基坑内还发现了一艘长约10米的北宋沉船残体。这两艘沉船的造型、结构基本一致，具有宋代造船中最复杂也是最关键的三项创新技术，显示了温州造船技艺的高超。一为龙骨结构，系船体基底中央连接船首柱和尾柱的纵向核心构件，像脊梁一样支撑整个船身。它既增强船体坚固性，以承受海浪的冲击力和水压力，又能减少阻力，保证船行速度，是造船工程的一项重大改良。二为鱼鳞搭接，多重船板相互搭接，像鱼身上鱼鳞一样，一片叠着一片。搭接处大于连接板的厚度，形成了船壳板的纵向筋材，大大提高结构强度，同时使船壳外表面形成纵向锯齿形状，增大了船舶横摇阻力。板面的重叠部分，用铁钉垂直钉入板面，达到钉连的目的。《马可·波罗行记》载：“船用好铁钉结合，有二厚板叠加于上、不用松香，盖不知其物也，然用麻及树油掺合涂壁。”具有很高的防止船外水渗透的能力和对船壳有效的保护作用。三为水密隔舱，将船体分成互不相通的若干个船舱，首先，如船在航行中即使有一舱区破损进水，水也不会流到其他舱区，以便采取措施及时补救。其次舱壁跟船壳板紧密连结，增加船的横向强度，并取代加设的肋骨工艺。这种先进的水密隔舱设置，后被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造船工艺所吸取，至今仍是船舶设计中的重要结构形式。

▲宋代福船模型图。

漆器作坊与全国瓷器集散码头

在发现的四处瓷片堆积带上，有包括龙泉窑、瓯窑、建窑、玉林亭窑、义窑、松溪窑、吉州窑、湖田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瓷窑产品，年代为北宋至明代；器型、纹饰、釉色、铭文丰富。部分瓷器外底有墨书，如“姓氏+直”“直”“东”“西”“上”“纲”等。根据现场分析推测，该区域为货运码头，应是装卸瓷器时发生意外破损后的废弃堆积。北宋瓯窑八角荷花纹执壶、元代龙泉窑高足杯、南宋定窑金口碗、南宋建窑黑釉免毫盏和南宋磁州窑白地褐彩腰鼓，以及墨书“宋君宝号”和绘制花卉的青瓷褐彩瓷器，刻划人物、花卉、游鱼的龙泉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而生动的陶瓷画卷。

▲瓷片堆积带之一。

对比两艘沉船周围发现的瓷器瓷片可以看出，温州港北宋中晚期外销瓷器以瓯窑青瓷为主。到了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龙泉窑青瓷逐渐取代瓯窑青瓷，成为主要的外销瓷。这次出土瓷器中，龙泉青瓷数量即占了90%以上。

龙泉窑以它的主产区浙江龙泉县命名，是宋代知名的窑系之一，烧制青瓷为主。其产品风格受到同处瓯江流域的瓯窑的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是瓯窑手工业者直接到龙泉生产经营”，产品特征有相同之处。以淡青釉瓷器为例，龙泉窑早期堆积层的产品，与瓯窑出土的唐宋时期的瓷器相似甚至相同，而与丽水、庆元等地的灰胎青黄釉瓷有较大差别。龙泉青瓷等地方特产沿瓯江顺流而下，经温州港销往海外。温州港对于龙泉窑青瓷的兴起、发展和外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约占10%的瓯窑青瓷中，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南宋，典型器物有北宋十棱淡青釉执壶、北宋青黄釉剔刻莲花瓜棱壶、北宋青釉剔刻花瓜棱壶、北宋青釉素面罐等。褐彩青瓷占比较高，如唐代褐斑双系罐、南宋褐彩鱼纹洗、褐彩花卉纹尊、褐彩花卉纹高足杯等，少数带有褐彩鱼纹装饰，极具温州地方海洋文化特色，为研究瓯窑青瓷装饰工艺提供了珍贵资料。瓯窑产品从晋代开始已颇有名气，宋代进入发展高峰时期，温州西山和瑞安外三甲等窑场的产品种类丰富，品质精良，大量外销。尤其是距城区最近的西山窑，横亘二三公里，分布多处窑址，附近有河流直通瓯江利于运输。

建窑瓷器数量不多，根据出土建窑茶盏的胎、釉、纹饰以及制作工艺判断，产地可能来自闽北建窑、遇林亭窑、江西吉州窑、泰顺、文成窑等窑场，为研究建窑系黑釉瓷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次考古发现的遇林亭窑金丝兔毫盏、吉州窑白覆轮盏都是当时代表性茶盏。

▲干栏式建筑一带出土的漆器。

此外还发现了20余件漆器，出土地点多集中在沉船以西干栏式建筑一带，年代以南宋为主。

温州漆器是千年商港宋韵文化的典型代表。根据出土漆器铭文记录，宋元温州漆器作坊、商铺遍布城区大街小巷，主要有百里坊、梯云坊、五马街、城西街、都衙头、丁字桥、第一桥、南塘街、信河街、开元寺，净光塔下、甚至扩大到瓯北、南郊外游等。信河街两旁作坊林立，前店后坊形成漆器生产中心。主要有导俗巷、天雷巷、周宅祠巷、八字桥、大士门、庆年坊、白塔巷、石坦巷等。见证了千年不衰的商业街。制作者姓名有金家、甘家、徐家、汪明、孔九叔、林六叔、周三叔、王九叔、成十二叔、金念五郎等。

▲元代石砌水井。

完整的人文信仰和海上交通体系

码头、航船、外销瓷、漆器等发掘出的遗迹实物，复原了宋元时期温州商港的格局，它与温州古城、江心古航标、瓮城等共同构成完整的海陆交通体系。

宋代温州是造船基地。距码头不远处的郭公山沿江一带，即设立有官办造船场。当时船场置官兵252人，并雇有大批工匠，负责造船、修船等工作。每年造船数额一度达六百只，位居全国前列。

朔门码头建在海坦山脚下，山上有一座海神庙。据方志记载，海神庙建于唐咸通三年（862），宋崇宁间赐额“善济”。海坛山正是因海神庙乃祭海之坛而得名。海坛山的余脉延伸江底，成为建设码头的坚实基础。而山上的海神庙可以远眺出港的商船，祈祷一帆风顺。宋元丰三年（1080），通判赵?撰写《海神庙碑》，记载了台风过境时的可怕景象。“居民海贾咸以为忧”“幸而有海神庙者”“风之兴，长吏或躬往，或遣僚属祷之”“诚有德于斯民者，列之祀典，宜哉”。在科技能力较为低下的古代社会，把预防自然灾害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是全世界各民族发展过程中历久不衰的共有现象。温州民众的海神崇拜与海洋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使温州港口迸发岀生生不息的活力。

位于朔门码头遗址西北方向的江心屿双塔，本为佛塔，实际上早在北宋时期就具有塔灯功能，南宋吴驲即有“半天灯火东西塔”句。塔灯引导夜航船安全进港；白天进港船舶也同样需要双塔指引，船员以东西两塔前后并一线为航道，可避开暗礁，安全快速直达朔门码头。1997年10月，江心屿两塔入选100座世界历史文物灯塔，2002年5月，入选国家邮政局发行的《世界历史文物灯塔》邮票，一套五枚中的第二枚即为温州“江心屿两塔”。2018年又被列入国家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第二批扩展名录。

元元贞元年（1295）六月，元朝廷决定派遣使团前往真腊（今柬埔寨），温州人周达观以随员身份出使。次年二月二十日，远洋海船从朔门码头启航，历经福州、泉州、广州、琼州等港口，跨越七洲洋、交趾洋，三月十五日，抵达占城。再循占城海岸南下，七月间才到达国都吴哥。周达观在记录见闻的《真腊风土记》一书中记载了这次航海使用的技术：“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202．5度）……又自真蒲行坤申针（235．5度）。”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则航路针法。

“丁未针”和“坤申针”指的是航海指南针指示方位，亦即《海道针经》上所说的针位，这也是将记载针位的导航手册称为“针路簿”的原因。

指示方向的针位分为“单针”和“缝针”两类，凡指向正北的“单子针”和正东的“单卯针”，均属单针。而指示针位介于两个方位字之中的称“缝针”，上述的“丁未针”和“坤申针”属于“缝针”。我国古代使用的航海罗盘原先用24个字，表示24个针位，自从有了“缝针”，就增加到48个针位。《真腊风土记》记载使用的针位，比欧州的32个方位更加精确、先进。

▲古港遗址出土的部分瓷器。

从古港考古延伸挖掘古城历史

温州古港遗址的发掘，也激动着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心情。他们对古港的评价和认识，影响着港口今后的发展方向。在3月27日十大考古项目评介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表示，温州古港的港口、码头、船只的发掘，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见温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目前采集到重达十余吨的出土瓷器令人震惊。

王巍先生对温州古港的评价，与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的意见大体相同。刘庆柱曾说，温州古港遗址的出土，填补了以前海丝考古工作中没发现港口的遗憾。海丝的核心应该是港口，港口一出一进，构成中国和海外交通的重要物证。而此次温州古港遗址的发掘，恰恰从遗迹到遗物，为海丝提供了充分证明，是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海外丝绸之路走进国门的一次重要发掘，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进入鼎盛的充分证据。温州古港遗址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年代最清晰的港口遗址，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关键的指向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则建议从古港考古延伸到挖掘温州古城，他说，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是与温州城密不可分的，从不同时期的温州城图和已有的考古发现看，温州城市考古工作值得期待。从城图上看，街道有不同的系统，比如北部的东西向街道，西部的鱼骨刺式的街道，和“东庙、南市、北埠、西居、中衙”格局，这些空间概念是不同时期形成的，可以逐一理清，还原温州古城发展的完整谱系。

2023年，温州建郡迎来1700年的纪念。这座历经岁月磨练的老城，千百年来大体格局仍在，而那些尚被深埋地下的历史烟云也亟待有序揭开。

古港遗址的发现、发掘，重现温州千年商港盛况，实证了温州港是宋元以来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如数以十吨计的龙泉青瓷产品，从温州入海，走向世界，展现了“天下龙泉”的盛世场景。温州古港遗址规模大、遗迹全、年代清晰、内涵丰富，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堪称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替代的重要节点。因此，也可以说，温州古港遗址的出土是唤醒了温州的文化之魂。希望借着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项目的东风，祝愿千年商港承宋韵、幸福温州再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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