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常振明、贾康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中国政府网 翟子赫 摄

3月6日下午2时30分，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常振明、贾康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陈锡文：当前农业农村有三个突出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

之所以说今年要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是基于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目标是一致的，也和当前农业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直接相关。我个人觉得，当前的农业农村，尽管我们取得了“十一连增”的粮食产量，但是问题也不能忽视。最突出的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农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土地租金、劳动力价格、投入品价格、农村购买服务的价格都在节节上升，成本上升就会导致价格不断上升，价格上升就会面临第二个问题，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现在已经高于国际市场，这就构成了很大压力。第三，长期以来，人多地少为了吃饱饭不得不追求粮食产量，对于农业资源给予了太大压力，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对农村环境又造成了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保持农村农业发展，所以必须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有关部门在全国开展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工作，从省级情况来看有三个省，山东省、安徽省和四川省，这三个省是全省开展试点。实际各地都有比较强的积极性，据我了解，大概95%以上的有农村的县级单位都在开展试点。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庄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乡镇都在开展试点。大概已经有3.4亿的土地给农民办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也在加速。根据有关部门在去年6月底的统计，全国农村大概流转的土地经营权总面积是3.8亿亩，占到28.8%。把土地部分和全部流转给人家使用的农户接近6000万户，占全部承包农户总量的26%，这个进程逐步向前推进。

当然我们现在要避免的就是避免随便瓜分，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因为农民流转土地一定有自己的考虑，如果他觉得自己务工经商有更好的收入，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别人，如果他没有更好的收入，你强制他流转，某种程度就剥夺了他的权利。所以在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非常明确的提出，农村耕地要实现三权分置的方式，就是明确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要让土地的经营权能够搞的更活，能够流转。有了这个制度之后，农民可以依法自愿有偿的流转土地。

从目前来看，前几天刚公布的统计公报中很明确的指出，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4.77%，还有45%的国民常住在农村，这个数量接近6.2亿人在农村。短时期内让他们都到城市去是不可能的，所以相当多的农民还要在农村生产和生活。现在出现的土地流转到底怎么评价，是快了还是慢了，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去年外出就业农民工总量将近1.6亿多人，农村整个劳动力是多少呢？大概5.4亿。所以大约有3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到外地去就业了。所以现在流转的土地面积是多少呢，28.8%，基本是吻合的。所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稳步突进，我们又对推地的流转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和制定相应的政策，让农民自己去做选择，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逐步扩大土地流转，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反过来如果拔苗助长，反而会生出你不想要的那个结果。

厉以宁：新常态包含三个内容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关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问题，首先新常态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内容：第一，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现在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长。第二，结构要调整。新常态是一个调整结构以后的经济，这里很多产业要不断升级。第三，要寻找新的动力。今后经济增长靠什么？要靠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创业活动。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靠数量规模的扩大、靠投资的驱动，这些都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了。所以今后的动力来自人民的创造力。

贾康：地方债改革要“开明渠、堵暗沟”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党委书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

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现在面临三大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是预算改革。内容很丰富，我非常简要地勾画一下预算改革里涉及到的一些重要事项。我们预算的公开性、透明度要明显提高，透明度提高实际上就是让老百姓有知情权，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领域民主法治建设的切入点。同时还要求完整，我们明确提出全口径预算，所有政府财力必须进入预算体系，不准许再有预算外资金概念，这是很明确的原则。再有，预算体系还要具体合理的形式，我们现在在预算体系里明确要有一般公共收支预算、资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大家都关心的比如土地批租收入要进的基金预算，这四个相对独立又要协调成一个体系的预算已经清晰化。我们的预算在改革中间还必须编制中期规划，从今年开始，中央级的预算一编要三年，我们称为三年滚动预算。还有一些技术的配套，必须引入权责发生制，各级政府都要编制覆盖表等等。

另外，预算在运行中间要取消过去所说的重点和一些指标的挂钩，意图是什么？仍然成为三农、科技、精神文明等等是重点，但是这个重点并不是简单的和某个指标挂钩，在承认重点的同时，在整个预算盘子更好地实现科学统筹协调。我们还必须在转移支付方面做制度改进方法的优化，也有一系列明确的要求，比如说扩大一般转移支付的比重，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专项可以交给市场的项目要退出，不能再要求地方政府给专项资金做资金配套，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逼着政府在配套上弄虚作假，反而带来紊乱。

还有就是地方债，我们在改革里面所考虑的地方债怎么样开明渠、堵暗沟。今年在地方债里有阳光化、非常透明的一套安排，原来的地方债已经形成的隐性负债要逐步消化掉，隐性负债很大一部分要置换成比较长期的、低成本的规范债务，这都是预算改革的内容。还有一些就是执行要更加规范严格，加快执行进度以及跟预算相关的税收的优惠政策要清理优化。

杨凯生：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水平比较良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朋友，包括媒体朋友和专家学者、业界朋友都很关心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问题，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挺大，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银行业到底风险怎么样，甚至我注意到你还用了一个词：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发展方式要进一步转型，经济结构会进一步调整，增长速度确实也会从过去的高速转向中高速。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势必会有一些企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它要去产能，比如说它不太适应市场的需要，甚至要退出市场等等。那这些企业显然会降低甚至丧失还本付息的能力。从银行来说，作为债权人，当企业还钱能力下降的时候，对银行方面来说，贷款要按期足额收回的压力就大了，也就是说不良贷款会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朋友的担心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说2014年，据我了解，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大概上升了2500亿左右。大家一听，这个数字非常巨大了。但是我想说，这是相对于中国银行业86万亿的贷款总额而言的。因此，实际上到去年年底，据我掌握的数字，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也就是1.25%，还不算太高。当然，它比前年有所上升，前年是1.03%，现在是1.25%。上升了，怎么看？我想再说一个数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的，英国一个著名杂志叫《银行家》，去年曾经对全球30家大银行的资产质量进行过统计分析和排队，30家大银行把中国的几大银行去掉，剩下20多家大银行，它们的平均不良率是3.96%，其中有一家很著名的零售银行，一度它的市值曾经上升到全世界所有金融机构中的第一名，它的不良率超过5%。也就是说和国际同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仍然是偏低的，或者说资产质量水平仍然是比较良好的。

常振明：今年国企改革主要是三个方面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

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进行解决。今年在国企改革的内容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就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管资产到管资本，因为资本是有属性的，资产是属于企业法人的，这样做可以给企业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国家通过资本纽带行使管理的权利。二是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分类进行改革。实际上国企千差万别，需要界定它的功能。我理解主要是明确公益性企业应该更多的侧重社会效益，而竞争型和商业类的国有企业更多侧重于经济效益。另外，根据它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考核机制和标准。

当然，竞争型和商业型国企，既然要在市场上竞争，就需要严格遵守市场化的淘汰和退出机制。国家也可以根据资本的收益率对国有资本进行优化和配置。三是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和活力，有序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外，要采取市场化人才激励约束机制，体现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也是十分必要的，尽可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这是今年深化改革的主要三方面。我相信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企业国际竞争力能进一步加强，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