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蔚 赵征南

 

春潮迷雾出刀鱼。沪苏皖的人们都知道，与海刀、湖刀、陈刀相比，只有清明前夕的江刀，才对得起它“黄金鱼”的身价。

 

刀鱼又称刀鲚、毛鲚，体形狭长侧薄，颇似尖刀，银白色，肉质细嫩，与河豚、鲥鱼并称为“长江三鲜”。随着人们的过度捕捞和长江生态环境的恶化，刀鱼的数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几何级数的骤降，“一网百斤”成为历史，“十网九空”渐成常态。

 

今年又有了新情况：3月初，在靖江江段的渔民就捕获了几条体重100克的“大刀”，这似乎是个好兆头，让渔民们对今年的刀鱼季充满了期待。但来自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的消息却不容乐观：崇明岛-南通江段久久未见刀鱼的踪影。刀鱼是江海洄游性鱼类，崇明-南通江段未见刀鱼，那靖江江段的刀鱼又从何来？有专家认为，这或许只是湖刀在长江现身。人们不能不问：这原本一江的刀鱼，究竟去哪儿啦？

 

连续三年来，长江刀鱼陷入量价齐跌却依旧无人问津的窘境。祖祖辈辈靠“渔”吃饭的渔民无鱼可依，只能默默祈祷“刀鱼归来”的奇迹出现。但他们内心明白：刀鱼满江的好日子是过去了。长江已经养不活那么多刀鱼了，刀鱼也就养不起那么多渔民。千百年来，长江、刀鱼、渔民，这三者的依存关系，正在发生从未有过的变化。

 

夜出长江，一条“大刀”没见到

 

“估计他们捕不到，我还是晚上再出去碰碰运气吧。”3月21日白天，靖江滨江村渔民周网宝没有和邻居一起下江捕鱼，而是在新港码头休息了一整天。

 

“不是前几天还说今年收成挺好的嘛？怎么说没就没了？”记者问。

 

“就3月1日刚开捕那一天有鱼，当时我把网放下后，以为又是像去年一样一个星期都见不到像样的刀鱼，可没想到，拉网时三条2两多的长江刀鱼出了水。都怪你们媒体，你们一吹，又把刀鱼给吹没了。”周网宝开起了玩笑。

 

长江刀鱼按重量的不同被严格地划成了三个等级：50克以下的叫“小刀”，一条能卖10元就不错了；50克以上、不足100克的叫“中刀”，500元一斤；最贵的是100克以上的“大刀”，今年比去年便宜不少，一斤最高曾卖到2000元，但很快就跌到800元。

 

“今年的刀鱼捕捞情况和去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去年‘中刀’多，今年‘大刀’的比例明显增加。”他话锋一转，“但刀鱼今年的量可能比去年还少。我昨天、前天一条都没捕到。哪像过去，一网就捞起几百斤。”

 

1959年，周网宝出生在靖江的一个渔民世家。从16岁起，每到清明前夕，他就跟着父亲去长江捕刀鱼。不过，那时所有的收成都要上交公社，月工资20元。

 

“要说苦，和文革时自己捕再多也无法改善生活相比，现在根本不算苦。上世纪90年代，长江里刀鱼还很多，一年捕刀鱼的收入从来没有低于5万元。”最让周网宝有“小康”感受的，是1997年儿子上大学要1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他眼都不眨地交给了儿子。

 

“今年是最惨的一年。去年说刀鱼少，我还卖了6万元，加上从政府那领到的2万元柴油补贴，再扣除柴油、人工、生活成本的话，清明前后净赚了4万。今年到现在卖了1.6万，要是没柴油补贴，估计已经亏本了。”他说。

 

3月22日凌晨2时，造船厂的灯光将新港码头照得透亮，周网宝估摸着1个小时后要涨潮，就叫醒了妻子和3名工人，5个人一起出发。

 

十分钟后，借助渔船的探照灯，周网宝的视野范围内出现了绿色的浮标，这是航道的标志，“再往南，来往船只多就有危险了”。捕刀鱼时，每条渔船的作业区域都是分开的，靖江市渔业公司将各区域东经北纬标得清清楚楚，彼此互不干扰。很快，周网宝通过渔船的定位系统找到了自家的水域。

 

“受航道、码头建设影响，捕捞作业范围明显缩水，捕鱼不像以前两条船用流刺网，现在都是一条船，用的是定刺网。”周网宝介绍说，流刺网作业时，两条船相距200米，一起拉着竖直的网呈半月形逆潮而行2海里左右。现在航道拓宽，到岸边最近不过两三百米，流刺网捕捞障碍重重，他们不得不改成定刺网捕捞的方式。

 

与流刺网“主动出击”相比，定刺网则是“守株待兔”。赶在涨潮前，周网宝指挥妻子和工人分工协作，在渔网两端下锚，借助浮球和重物，用麻绳连接的渔网从上往下铺展开来。“我这个渔网长100米、高21米，由100多个小渔网拼接而成，要花千把块钱呢。现在长江垃圾越来越多，网容易坏，心疼啊。”5个人手脚麻利地布好了阵，只等落潮时收网。

 

早上7时，周网宝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段段收起的渔网。刚开始拉上来五颜六色的垃圾并没有让他分心，他急切地盼望着一条闪亮“大刀”的出现。可等到所有渔网收起，只见到了一条85克的“中刀”和五六条“小刀”。“哎，明天肯定会有‘大刀’的。”在惨淡的现实面前，周网宝只有期待明天。

 

过去“靠刀”，今后要“靠江”

 

“要是未来几天，江里还是没鱼怎么办？”周网宝有点沮丧，他觉得，老一辈的渔民年纪大了，如果上岸，没文化、没体力，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政府无法把上岸后的工作、生活安排好，他们还是只有捕鱼。“没有经济来源不行，我们不能光给孩子们添麻烦啊。”他说。

 

而周网宝的邻居、65岁的滨江村渔民龚林倒有着不同的想法：“没刀鱼，我可以捕其他鱼啊，可以帮别的船领航、修机器啊。长江能给我们提供的财富还有很多，只要愿意做事情，久经沙场的老渔民怎么会没饭吃呢？”

 

龚林一直叫周网宝“大老板”，称自己只是“个体户”，因为周网宝有条价值10万元、长17米宽3米的大船，证件齐全；而自己只有条长7米宽1米多、只值万把元的小铁船。靖江市今年共颁发长江刀鱼特许捕捞证82张，比去年少2张，小船是没有资格办理刀鱼特许捕捞证的。

 

无证船也能下江捕刀鱼吗？“当然可以，只要不去他们划好的水域就行，大家各捕各的，相安无事。”龚林说，他的网便宜，下江只能去水速较慢的地区作业。

 

那水速慢的资源不就少了吗？龚林狡黠地笑了一下：“我这几年都总结出经验了，一般而言，水速快的地方刀鱼多，可它们洄游也有累的时候，游不动了就会在一些水速慢的地方休息，那里刀鱼也多。不过我不能告诉你具体位置，这是发财的秘密，他们都不知道。我昨天就捕到了一条3两7钱的大刀，卖了700多元。”为了捕刀鱼，渔政部门罚款、警告他都不放在心上。在他看来，摸黑拨雾驶入风大浪急的长江，命都不要了，其他的更不重要。

 

不过，他不认为没了刀鱼就活不下去。第一条路是“打杂”，就是捕刀鱼的间隙去捕其他江鲜，像鮰鱼等也能卖出好价钱；第二条路是“领航”，经常有一些大船会从长江驶入新港码头，需要领航船的帮助；第三条路是“修机器”，老渔民一般都精通器械，帮码头来往的船只维修机器也可以赚一笔。“我前几天和几个朋友修了一个350马力的发动机，修3天，每天400元工钱，和捕刀鱼一样来钱快。”龚林认为，关键在于老渔民要学会从水中回归社会。“没人脉，谁知道你会做事？我能拉到活，都是平时喜欢跟人打交道的结果。”龚林说。

 

“最后一代渔民”，以变应变

 

“长江禁渔，对我们渔民的子孙后代来说，有益无害。现在的问题不是禁得太严了，而是根本不够严格，刀鱼能多吗？”浒浦渔港的渔民费建忠说，“禁渔的执行力度还是不够，有些地方紧，有些地方松，偷渔、使用违规‘绝后’渔具的行为依然存在。而且保护刀鱼不能只在洄游之后才去保护，应在源头上就开始遏制过度捕捞。”

 

浒浦渔港位于长江下游，再往东不远，就是长江口。一般洄游的刀鱼过了崇明岛最西端，体内就基本消除了咸味，浒浦一般也被看做“无盐”江刀的第一站。

 

这两年，为了多捕几条刀鱼，费建忠一出船就在江心待上七八天，今年捕到的刀鱼个头不小，但还是很少。“我还好，至少有柴油补贴。我一个卖刀鱼的朋友今年的日子更难过了。”

 

费建忠口中的朋友，是雨峰水产行老板陈良。5年前，陈良在浒浦买了一间小门面，做起了刀鱼买卖。“我以前也捕刀鱼。当时刀鱼行情不错，不过很多钱都被中间人赚走了，渔民又苦又累赚得又不多，我就开了这家店。今年刀鱼的价钱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二，可卖得比去年还差。”陈良指着墙角堆起的泡沫盒说，我的刀鱼礼盒有6条装、8条装两种，去年3月卖了100多盒，今年只卖了十几盒，过去5天更是一盒都没卖掉。

 

“你再看那储存刀鱼的冰箱，以前哪用得到冰箱，筐里装点冰块，上面放上新鲜刀鱼就行，可现在卖不掉了。”陈良认为，这一切都是国家反腐压缩了公款消费的结果。

 

“以前‘大刀’被炒到上万元一斤，可来买的人还是有，他们不花自己的钱不心疼，只问有没有刀鱼，有就拿走，根本不讲价钱。现在公家不敢来买了，老百姓还是舍不得吃，来的顾客主要是一些小老板，他们会货比三家，‘大刀’2000元都要讨价还价。”陈良十分怀念过去一整天都要处理电话订单的生活，现在的门店安静得让他焦躁。现在的电商这么发达，将刀鱼放到网上销售不行么？记者登录某购物网站搜索长江刀鱼，可以看到很多店铺，但价格相差极大。去年，不懂网络的陈良也和儿子商量过开网店的计划，儿子几乎毫不留情地将他的美梦击碎了。“我儿子说，大部分顾客并不专业，有些网店就挂着江刀的旗号卖海刀、湖刀、陈刀，我如果这样做确实可以昧着良心赚取差价，但会连带砸坏自家实体店的名声；江刀保鲜期不过3-4天，禁不起长途运输和颠簸，更不可能支持退换货；最主要的还在于价格波动，对于正宗江刀而言，由于数量稀少，价格对捕捞情况非常敏感，一天会变换数次，可能顾客上午下订单是一个价，下午发货时就出现上百元的差价，怎么办？所以，开网店很难。”对未来，陈良显得很悲观，未来供求关系很难改变，明年店铺恐怕真要倒闭了。

 

实际上，已有不少渔民主动求变。除了从“靠刀”向“靠江”转型的龚林们，还有像谢飞一样的“年轻人”告别了渔民生活。说年近四十的谢飞年轻，不是开玩笑，在浒浦，他曾经是最年轻的渔民之一。用他的话说，70后是最后一代长江渔民，渔民又苦又累，连农民都不如，没土地，没宅基地，自家的渔村都会被指为违建，随时可能无家可归，别说90后，80后的渔民早绝迹了。

 

谢飞念过高中，算是渔民中难得一见的高材生，如今已在苏州一家外企上班。去年，他毫不犹豫地将父亲送给他的渔船卖掉，转而上班。“别看父亲捕了一辈子鱼，他也知道这个行当是做不下去了，卖船时他也很支持。毕竟，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谢飞认为，长江下游经济发达，企业众多，年轻一些的渔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经过各种技能培训后找到一份工作谋生、甚至创业致富，并不是天方夜谭。

 

“有些人不愿改变，可能不是不能改，更多的还是留恋渔民‘自由、来钱快’的特点吧。”谢飞说，“可现在不是没鱼了吗？我们70后男人上有老、下有小，总不能坐以待毙等女人来养吧。我们既然是最后一代渔民，就应该是最懂得改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