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伟，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特教老师。生于1980年的他，已经做过小学、中学、大学各个年龄段孩子的“家长”。今年是凌伟到儿福院工作的第12个年头，因为表现出色，他被评选为201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 插图：宗怡婷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正门进入中央广场，来到孩子们居住的照料楼，进楼前经过一座主题雕塑：正中间是代表太阳的黄色球体，周围，九大行星远近错落，静静地环绕着太阳系的中心。

 

新生的孩子就像小太阳，居于一些人生命的中心，父母亲人的守护，隔绝了来自宇宙的孤独的侵犯。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运气，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孤儿们，是一个个独行的星球，只身面对着深不见底的宇宙。

 

家庭养育是人类哺育后代的最佳方式，孤儿，注定要经历与普通人不太一样，通常来说更为艰难的人生。在孤儿们成年之前，陪在他们身边的是福利院工作者，他们替代父母和家庭，负责孩子们身体和心灵的成长。

 

众生平等，不妨碍人们正视孤儿和普通孩子的不同。心理学专业出身的凌伟，一直在用专业的视角分析福利院的孩子的特性，或者说，用科学的方式理解这些小星球的孤独：他们为什么不一样？吃穿不愁的前提下，怎么在人格发育和心理成长方面给孩子们更多的支持？

 

对福利院来说，越了解孩子们的孤独，越能改善机构养育方式，修补家庭环境缺失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对普通人来说，多一些了解，就多一些善意，更懂得如何对待社会的“少数群体”。

 

不安全型依恋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内的孩子，根据身体状况和年龄的不同，被分入不同的小组照料。玫瑰园里，年纪小的孩子一岁多，大点的四五岁，见到陌生人，叽叽喳喳兴奋起来。坐在凳子上等开饭的欢欢，主动拉起记者的手。大脑袋让他看上去有点像“大头儿子”，他脑门突出，眼睛圆圆，鼻梁微塌，是个地中海贫血患者。

 

同组的孩子，或者患有血液病，或者有脏器问题，或是聋哑人。相比严重肢残、脑瘫和特殊疾病儿童的组别，玫瑰园的孩子在外观上和健全儿童差别不大。凌伟告诉记者，儿福院超过95%的孩子有身体残疾或各类疾病，这可能是他们被遗弃的主要原因。

 

在福利院，孩子们自小过集体生活，和小伙伴同吃、同住，共享“妈妈”——孩子们初学说话，对所有保育员、辅导员、社工、老师、医生，凡是女的都叫妈妈，男的都叫爸爸。

 

不到两岁的然然趴着婴儿床的围栏，抬起大眼睛，一动不动盯着记者。看见记者注意到他，他伸出手臂，要求抱抱。被抱起之后，他的小膀子紧紧环住记者的脖子，吃吃发笑，嘴里糯糯地念着“妈妈”。

 

“孩子完全不认生，是儿童心理学上 ‘不安全型依恋’的表现。”凌伟解释，依恋是指孩子与其照料者——一般是母亲——之间的一种强烈而持久的情感联接，依恋情绪形成于1岁以内，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把母亲当做探索外部世界的基点，不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对母亲没有信心或关系淡漠。

 

正常来说，6个月以上的孩子会害怕陌生人，要在照料者鼓励下才能与陌生人交往。然然主动大胆的行为，是不安全型依恋的表现。

 

“依恋情绪影响人的个性发展，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更自信、更合作、更友好、更有好奇心、更有能力；不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更容易有情绪障碍、学习障碍、社交障碍，青春期容易激动、暴怒、走极端，人际交往中不是过度自卑就是过度活跃。”凌伟对福利院儿童的依恋类型做过测评实验，发现不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占79.5%，安全型占20.5%。而社会上孩子的不安全型、安全型比例大体是30%70%。

 

母亲和家庭环境缺失所造成的影响，很早就附着于孩子的人生。保育员是儿福院里最接近母亲的角色，每20人左右的照料小组配备9名保育员，分3个班头，每个班头3到4人。这是儿福院所能做到的最大照护比例，但是比起家庭环境中一对一的母子关系，仍然相去万里。随着孩子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变化，他们可能需要转组，每一次转组就要改换照料者。

 

“我们的孩子需要更多理解”

 

凌伟200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进入儿福院康复中心，开展自闭症儿童的康复矫治。2009年成为教育科科长，负责孩子们的教育工作。儿福院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孩子，一部分在院内的特殊教育学校“启心学校”就读，一部分去院外的社区学校、聋哑儿童学校就读。

 

“能送到院外读书的全部送出去，尽可能让他们和普通的孩子一起成长，哪怕过了两三年适应不了再退回来，至少我们尝试过了。”凌伟35岁，已经为小学、中学、中专甚至本科的孩子担任过“家长”，在对口小学和中学的历史上，他可能是被校长老师“传唤”次数最多的家长。

 

儿福院的孩子要跟上社区学校的教学进度，不是桩容易的事。除了学业，很多孩子还会遭遇社交障碍。凌伟表示，儿福院孩子在身体和心智上的发育程度，比正常孩子至少慢半年。

 

教育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事，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校园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配合和投入程度，比如，至少要督促、辅导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可是儿福院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条件，院内学校的老师和社工们到点下班，照料孩子起居的保育员大多学历有限，辅导不了。负责与学校对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社工，一人管10个孩子，难以兼顾。

 

因为孩子不能完成作业，社工们过去经常被学校批评。一度，有对口学校的教师和校长质疑儿福院的教育工作，“到底有没有用心教孩子？”刚刚入职的年轻社工经不住校方的批评，几次哭着回院。

 

2009年，凌伟定了一项新制度，儿福院启心学校的40多名教师，每天安排两人加班，在晚上6点半到8点半，为院外上学的孩子们辅导作业。孩子们分成三个班写作业，当班老师要在家长联系册上签字。这一来，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比过去大有提升，最近5年内，儿福院先后考出了十五六名大学生。

 

从相对封闭和单一的机构中走出去，接触另一种生态，孩子们不得不跌跌撞撞地学习和社会相处。在学校里，儿福院的孩子有时因一些“恶习”被指责，比如乱拿别人的东西，比如打架。

 

“必要的吃穿用度之外，儿福院每月给孩子一点零用钱。除此以外，这个集体生活环境里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不分你我的。”凌伟向校方解释，儿福院的孩子到了你我分明的外部社会，需要时间重新学习和适应，“我们的孩子需要更多理解”。

 

2010年前后，初二女孩达达在学校打架，把一名同学打成了轻微脑震荡。凌伟照例带着孩子去赔礼道歉，对方家庭要求赔偿500多元医药费。凌伟不护短，让达达用自己的零用钱赔偿，“这是一次机会，让她知道打架会产生什么后果，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达达脾气火爆，个性要强，同时也是聪明独立的孩子。她的成绩向来不错，去年参加高考，按照儿福院的规定，考上公办大学，学费由福利院出，读民办大学只能自费，“民办大学费用太高，我们不鼓励，”凌伟和达达商量。达达坚持要读本科，“民办的我自己出钱！”

 

最后，她果然考了个民办三本，小姑娘君子一言，准备用她存的零钱和打工收入交学费。凌伟跟她谈了个“契约”：如果拿一等奖学金，奖学金充学费，不足部分由儿福院出；拿二等奖学金，充完学费之后的额度，儿福院出90%；三等奖，改80%；什么奖也没有，40%。双方达成同意，签字画押。凌伟说：“又是一个机会，让她学着按契约办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这个孩子心里状态成熟了”

 

2009年9月，末末第三次离家出走。他那年上初三，早上离开儿福院去学校，下午没再回来。

 

人们找到末末，是在第二年的春节之后。他在河南中路一家烤鸭店打工，有天想起给过去寄养家庭的家长打电话，寄养家长约他见面，证实了他的情况，得到他的同意之后通知儿福院。第二天，凌伟过去把他接了回来。据说末末在烤鸭店做得不错，老板听说他是未成年人，表现出惊讶的样子：“我蛮看好你的，长大以后再来哦。”

 

回到儿福院，平常照顾末末的阿姨激动地大骂：“儿福院哪里对你不好？我有任何地方对你不好吗？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告而别？为什么这么不懂事？”当着寄养家长的面，阿姨万般委屈收也收不住。

 

凌伟理解那种复杂的心情，“有想念，有委屈，有埋怨，有无奈。”“每个儿福院的员工，再尽心尽力，也不可能像父母一样，把心系在唯一的孩子身上。每个孤儿心里都有复杂的小宇宙，要了解他们，接收他们发出的各种信号，我们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凌伟又设计了一套规矩，把孩子们按照心理状况分成三级，要求社工以一周一次、双周一次、三周一次的频率定期和他们交流沟通。

 

末末后来上了技校，在技校读书期间，又表露过离家出走的念头。凌伟发现了，和他商量：“你就要成年了，成年之后儿福院会为你找住地、找工作，做好安置。你这么认真，今后可以生活得很好。不要再离家出走了。”末末答应他：“18岁之前保证不再出走。”现在，中专毕业的末末正在等待安置，凌伟问：“还记得以前离家出走的事吗？”末末笑笑，没有正面回答，“不要说啦，那个时候蛮傻的。”

 

听到这句话，凌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个孩子的心里状态稳定了。”

 

儿福院现在最小的孩子，今年3月刚刚进院，看上去出生不久。他在茉莉园的婴儿床上熟睡，小胸脯自顾自起伏，对热闹的世界浑然不知。45天观察期结束后，根据诊断结果，他会被送往别的照料小组。如果不被人领养，他应该会在儿福院度过成年之前的日子。

 

“那真是人生中又漫长、又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工作，就是陪伴一批又一批孩子长大。”凌伟说，成年后的孩子离开儿福院，有些人进入社会，那时候，独自一人的生活才真正开始。

 

“有父母家庭的孩子，是从一套社会关系中成长起来的，那套关系塑造和维系着他的社会角色。孤儿院的孩子孑然一身，要独自寻找他们的社会坐标，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如果你知道他是怎样长大的，也许更能理解他的孤独，更懂得怎样善待社会的‘少数派’。”凌伟说，陪伴和照料的目的，应该是给孩子们更多抵御孤独的力量。

 

（文中孤儿均为化名）

 

文／文汇报记者 钱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