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吸毒者而言，毒瘾易戒，“心瘾”却难除，他们一生几乎都要同心瘾作斗争。图为在某治疗中心，吸毒者从贴着红丝带的小窗中接过戒毒药物。（图/CFP）

 

 

 

天康戒毒康复所里的会操比赛。

 

 

 

康复人员正在进行趣味运动会。（照片由天康戒毒康复所提供）

 

本报记者 张小叶

 

“我们都说你应该去拜师，说相声。”

 

“拜谁呢？德纲吗？”

 

“你去试试，德纲说不定真的会收你。”

 

“不，我还是决定先留在这儿，为戒毒事业作贡献。”

 

这是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里，工作人员和康复人员的一段对话。康复人员叫黄峰，他长得周正，浓眉大眼，说话时带着老北京的诙谐。他是个“老毒物”，有几十年的毒龄，其间进了两次拘留所、两次强戒所，最长一回，他在强戒所里待了两年，出来后立即又吸上了。

 

从2012年自愿来到天康戒毒康复所开始，黄峰三年多来都没有沾毒。他周末是可以请假回家的，有好几次，过去的“毒友”喊他去打牌，结果却拿出针筒来，说是给他的惊喜。黄峰立即摆手说自己还有事，转头就走。

 

这种面对诱惑的断然抗拒，于黄峰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冲着这一点，他一直留在了这里：“我这人有成瘾体质，就是俗称的没什么毅力，否则也不会沾上毒了。现在来这里戒毒，就算暂时离开，心里还有个惦记，觉得自己还要回来，怎么能回个家又吸上毒了。”

 

用业内的话来说，黄峰“保持操守”已经三年多了。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所长孙本良告诉记者，自2007年2月康复所成立以来，累计督导的1500余名康复人员中，保持操守一年以上的占55%，保持操守3年以上的200余人，戒断率保持在19%以上。这个戒断率在国际上来讲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然而，在记者采访时，“心瘾难戒”是工作人员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即使是黄峰这样表现不错的康复人员，也不知道这一次脱毒能够持续多久。“我们曾碰到一个案例，有个人去了深圳，好多年没有碰毒品。以为没事儿了，结果一回北京就想起来了，下了飞机就打着车到处找毒品”。

 

在“世界禁毒日”到来之际，记者在北京市教育矫治局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访天康戒毒康复所，从康复人员的故事中寻访心魔的根源，并衷心希望他们这一次的努力，能够持续一生。

 

走上吸毒路

 

黄峰是自愿去天康戒毒康复所的，当第二次从强戒所出来，手上向家人拿来做生意的10万元转眼间剩下一两万的时候，他突然有点清醒过来，头一回觉得自己可能“心理有问题”。

 

现在他在康复所待了三年多，也和毒品隔绝了三年多，显得双颊红润、气色很好，还带着个中年发福的啤酒肚。2012年时，康复所工作人员接到他打来的一个电话，声音沮丧、仓皇：“你们快来吧，我要完蛋了。”

 

那时黄峰刚从强戒所里出来没多久。之前也进去待过半年，但上一回他并不觉得受罪，大概是家里找人说了情，强戒毒所里的民警待他挺好，他在里面连玩带闹，还挺适应那个集体环境。但第二回就不一样了，新版《禁毒法》2007年施行以后，规定戒毒人员要在强戒所里待满两年。“强戒所就是军事化管理，那两年就跟坐牢似的，我都不想回忆。”黄峰说。

 

不想去强戒所，唯一的出路就是去边上的天康戒毒康复所。不知道第几回复吸的黄峰，心里明白这一次被家里人逮住了绝对没有好下场，“我干什么他们都宽容，就是吸毒不行”。上两回进强戒所都是被家里人举报的，有一回是大清早，他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他妈在阳台上打电话，好像是说“他还睡着呢，你们快来吧”。转眼之间就被人推醒，睁眼一看，几个制服站在边上，然后就开始了不堪回首的两年强戒生涯。

 

他觉得自己不能回强戒所，可那能怎么办？就像往常发动一切智慧寻找毒品那样，黄峰苦思冥想，终于在记忆里的某个角落找出了一个快被忘记的片段。他在强戒所里时，参加过的一个“七天体验活动”，主办方就是天康戒毒康复所，那是个自愿的戒毒机构，这七天里的一切让黄峰觉得挺新颖：“管理人性化许多，还有心理治疗什么的。不管怎么说吧，当时想着就是不能去强戒所，那里总比强戒所好。”

 

可惜家里人根本不信有这种好事：“这是哪儿呀？免费戒毒？周末还能回家？这样能戒毒吗？”黄峰就打了那个电话，接到电话后第二天，几个老师就穿着便服来拜访了。他松了一口大气：“早知如此，昨天就让你们来了。我也不至于提心吊胆一个晚上。”

 

几十年的吸毒经历，让“提心吊胆”成为黄峰的常态。采访时门没关严，外头有人影和脚步闪动，他就会立即引颈四望，显得心烦意乱。刚走上吸毒之路那会儿，黄峰千方百计瞒着家人，这个秘密竟然被他隐藏了一年多，要不是某一天姐姐突然提前下班回家，把正在“腾云驾雾”的他逮了个现行，黄峰估计自己还能多瞒一阵子。

 

“至于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嘛，也不瞒你说，全赖我自己不是什么好人。”黄峰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十多个小混混像往常一样聚一块儿，突然有人拿出了一包白粉，大家欣喜若狂、欢呼雀跃，觉得“那一刻终于来了”。

 

“就是这样，没有害怕，没有抵触，甚至连惊讶都没有，我们自己扑向了毒品。”黄峰的“毒友”不少，大多都是这样沾上的毒，“这个圈子都觉得吸毒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我抽这个，证明我有钱有实力，否则还不带你玩呢。”

 

心瘾难除

 

头一回被姐姐抓到现行，家里人决定送黄峰去当兵。

 

他被关在家里，强制戒了一阵毒，直到身体各项指标合格，就去了兵营。吸了两年毒，即使正当年，黄峰也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别人打我跟玩似的”。他不服气，就玩了命地练身体，很快就成为班上最出色的那几个兵之一。那两年他活得干干净净，但内心却有一种思想升腾起来：“毒品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是说戒就戒了吗？当兵什么苦我没吃过，有时练得浑身酸疼，累得翻身都翻不了。我还能怕毒品？”

 

他真有点淡忘了毒瘾发作时的难受劲儿，甚至还觉得犯上瘾了可以去跑5公里，跑完累得什么都不想干，倒床上一睡也就过去了。哪想到，退役回来没三个月，黄峰又吸上了。

 

“那是个春风得意的早上”，他说，自己去看个老朋友，本来也没想着要吸毒，但人家把货拿出来了，那就抽一回吧，反正也不花钱。结果第二天他就花钱了，而且越花越多。一年之后，黄峰开始注射了。

 

“你要是见到像我这样的‘老毒物’，就甭问‘有没有注射过’这种问题了，肯定注射过。”他伸出胳膊，静脉处还有针孔的印记。

 

那个晚上，黄峰毒瘾犯了，“情况特别紧急”。他没头苍蝇似地乱转，一个一个朋友问过去，人家都没货。有个小弟说：“哥，我这儿有‘笔’。可你不是说你不打针嘛？”黄峰说别废话，快让我把这劲儿过去了再说。

 

“笔”是圈子里的“黑话”——他们把吸粉称作“走板”，把针管称作“笔”。小弟转身掏出了针，给他来了一下，两人等了一会儿，黄峰大怒：“你不是说一针进去见效快吗？还上头？上头个屁！”

 

小弟一拍脑袋：“噢，哥，我想起来了。我这边有两根针，一根里是水，一根里才有货，敢情我是扎错了。”

 

第二针下去，黄峰瞬间感到飘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想“走板”了：“我宁可扎半克，也不愿意吸一克。为啥？吸着见效慢啊。”

 

他几十年前吸毒的时候，只有海洛因，摇头丸、冰毒、浴盐都是后来的事情了。黄峰说他们这一代算是“正规军”：“后来的那都是新型毒品，吸了会致幻、兴奋、瞎折腾。海洛因不一样，扎下去就是发飘、想睡觉。但量还是会越来越大，好比你开头只吸一克，再过阵子就不行了，一克下去只能保证不难受，没有那种飘飘欲仙的劲儿了。”

 

但不久之后黄峰终于出了一次事儿，是被人“点”了。黄峰心里有数，点他的是一哥们儿，先头他俩一块儿去拿货，结果被警察“伏击”了。他没命地跑掉了，那哥们儿不行，身体早就被毒品蛀空了，跑了50米就蹲地上，“就算有人拿刀追着他砍，他也起不来”。过了几天黄峰去上班，发现警察已经在办公室等他了，见到制服他都懵了，乖乖地被带去了拘留所。那次黄峰被判了个行政拘留15天，“在里头的日子，我就看着铁窗，心想放我出去我绝对不抽了。其实那是自欺欺人，要他真的放我我肯定还得抽”。

 

果然，刚放出来黄峰又抽上了，再之后又被抓了，这次关了三个月。再出来的时候，家里人送他去了贵州亲戚家，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煤矿里做工。

 

一只“饥饿的豹子”

 

“你问这吸毒吧，有什么理由？”黄峰看着我，还是带着调侃的语气，“碰到郁闷事儿了，来一点解闷；今天心情好了，来一点；周五到了，来一点庆祝下；周三，天气阴，那也来一点吧。”

 

在和家人的拉锯战里，他发动了一切智慧去寻找毒品。去贵州的头两三年里，黄峰确实改过自新了，那个乡村民风淳朴，看着也不像有货源的样子。死了这条心以后，黄峰总算把自己的才能用上了正道：他好结交朋友，做生意也有头脑，很快赚了些钱，还在当地找了个女朋友。结果，回北京结个婚、探个亲，他又抽上了。

 

“我本来觉得抽一两次也没啥，反正回了贵州不就见不到毒品了么？”结果回到贵州，毒瘾一上头，他像个特务一样到处嗅闻毒品的味道。然后他才发现，这个小山村并不是什么世外桃源，毒品仍然通过极为隐秘的渠道流向这里。可惜他在贵州的人头不如在北京熟，货也特别贵，一万元两三天就吸没了，一个月下来就得好几十万。但黄峰不在乎，反正自己头两年做生意攒下了些钱。

 

这是黄峰吸得最凶的那几年，最丧心病狂的时候，先头赚下的钱全被折腾光了，他还把用来运煤的两辆大车卖了。贵州的亲戚把他关到山里两三个月，只给送饭送水，想要彻底禁断他和毒品的接触，而黄峰就如一只耐心而饥饿的豹子，红着眼蛰伏、等待：“我的目标很明确，他不可能一直关着我。过两三个月就得过年，到了北京，我总能找到货。”

 

被毒品控制的大脑，有时犯迷糊，有时又超乎寻常的“智慧”。有一回家里人把黄峰带到郊区的亲戚家，关起来戒毒，头两天他被折磨得没了力气，挖空心思想要逃脱。他对看管的叔叔说自己太难受了，想要回去拿些药，磨了一会儿叔叔同意了，开车带他回去。其实黄峰早就盘算好了，家门口有一个十字路口，车多人杂，车开到那里肯定得减速，他只要开门跳车，蹿进边上的胡同就行。这么想着他就开始乐，直到那个十字路口在眼前了，才发现糟了：今天马路上空空荡荡，人也没有。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峰把自己想象成动作片里的主角，开了车门就是一跳，随后他感觉自己的脚飞了起来，再清醒过来的时候，黄峰已经躺在了医院里，那只飞起来的脚打着石膏，高高挂着。

 

每天都是一场战役

 

黄峰是进了天康戒毒康复所以后，才知道吸毒者是有“心瘾”一说。过去，他只知道戒断的头几天难受，但熬过去就好了，此时才明白为何身体不难受了，心里却仍然一遍又一遍想要复吸。

 

在康复所待了两年，身边的康复人员换了几波，黄峰渐渐成了这边的“老人”。他常常会找新人聊天，比如小柯，他只有22岁，父母都在江西农村种田。小柯从小学习争气，一路考上了大学，还留在了北京工作。但就是这份工作坏了事，在几个客户的怂恿下，小柯也沾上了毒，本来高度自律的一个孩子，突然间就彻底“散架”了：他昼伏夜出，常常睡到正午才醒来，睁开眼就四处找毒品。

 

小柯来到康复所还不到半年，他吸的是冰毒。这种新型毒品和海洛因不同，冰毒吸食者的躯体依赖较弱，因此戒断期不如海洛因难受，导致许多像小柯这样的年轻人以为，这种新型毒品和烟酒差不多，即使上瘾，后果也不会太严重。而事实上，新型毒品对中枢神经的伤害极大，有相当一部分吸食者因此落下了难以根治的慢性精神疾病。

 

和满脸红光的黄峰不同，小柯很瘦，基本只剩一副骨架子，双眼下有阴影，总是没精打采的样子。黄峰说自己刚进来时也一样，毒品让他们感觉不到饥饿，一瓶水就能顶几天，仿佛辟谷的老神仙，因而瘾君子总是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但在小柯开口说话时，记者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正在康复的躯体里面，他的灵魂正在逐渐清醒：“我不会再碰这个东西了，之后也许不会待在北京了吧。我有个同事在上海创业，想让我一起过去，我想去上海从头再来，踏踏实实地赚钱，把之前吸毒欠的债都还了。”

 

大凡吸毒者，都曾为经济所累。家境殷实如黄峰，外债虽然没有欠上，但家里损失惨重。像小柯这样的农家孩子，为了吸毒倾家荡产、四处举债，甚至铤而走险的不少。小柯庆幸自己的父母拉住了他：“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但心里是知道，毒品这个东西绝对不能碰。”二老字都不识几个，也没见过世面，硬生生地四处打听到了天康戒毒康复所，把小柯送了过来。

 

在这里，小柯6点10分起床、出操，吃过早饭后整理内务、上课，课程是根据每个康复人员的具体状况定制的。此外，还有体育健身、心理咨询、音乐冥想、沙盘治疗……尽管躯体依赖症状已经消失，但心魔还需要一点点根治：康复所内规律的生活纠正了他们作息紊乱、行为懒散的恶习；由所有康复人员共同讨论制定的《戒毒康复协议》，让他们学会了自主自律；同时，康复所还帮助100余名无业和失业的康复人员实现就业，越来越多的戒毒人员过上了有尊严的正常生活。

 

黄峰是直到2013年，才感觉自己渐渐清醒过来的。沾毒几十年，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余生可能都要跟这个心魔做抗争。“决心没有用，你去问吸毒的人，决心是他们说过最多的话。”黄峰说。过去下决心戒毒时，他总以为生活里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吸毒，结果戒了毒，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生活仍然不是他所想象的样子。

 

清醒的契机是一系列的公益活动，有一次他去敬老院孤儿村送温暖，别人的一声“谢谢”，突然让黄峰感觉像是活过来了：“好像做了那么多年的‘社会渣滓’，突然发现自己是有用的、被需要的。那种感觉很好。”

 

他终于明白，生活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做成了某件事情以后，就突然间会“从坏变好”，生活是一个不断成长、变化、延续的过程，“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摆脱不了心魔的纠缠了，认识到自己只要活着一天，就有一天复吸的可能，就要和毒品作一天战。但那不要紧。每天早晨醒来时，我都对自己说，这24小时的战争，我一定要打赢。明天早晨，再重新开始”。

 

（为保护康复人员隐私，本版所有康复人员姓名均为化名。）

 

周君戒毒记

 

“我现在心瘾是一点儿也没了，你就算把海洛因放我面前，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周君说。他吸了30年毒，从二十多岁起，一开始“走板”，后来改静脉注射。老婆在妇产科医院生孩子时，他还在外边吸毒，胳膊上的肉都要被针头捅烂了。

 

因为吸毒，周君40岁才结上婚。那时他的毒瘾已经很深了，每隔四五个小时就要吸一次，凭着仅存的意识，周君知道不能待家里抽，于是就一直要往外跑。妻子不让出门，他就编瞎话，实在难受了也跟她急。终于有一次，周君和朋友在家里抽烟的时候，被提早下班的妻子撞破了。

 

周君和朋友一起被轰出了门，不久后妻子就与他办了离婚手续。在安定门街道社区戒毒辅导站的工作人员看来，周君从强戒所离开之后，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都不容乐观：“他离了婚，孩子还小，又没有工作。吸毒者遇到困难，意志消沉，往往又会从毒品中去寻找安慰。”

 

北京市教育矫治局戒毒指导处处长庄许洪告诉记者，社区戒毒是近年来的一项重点工作。做过戒毒工作的都知道，毒瘾好戒，与心瘾作战却是一场耗时日久的工程。因此，让民警下到基层，与康复人员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就是要建立一支与毒瘾打“持久战”的“常备军”。

 

目前看来，这样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自2012年天康戒毒康复所安定门社区戒毒辅导站成立以来，安定门街道地区复吸率4%，操守率保持96%，就业及低保率达到91.8%，周君就是受益者之一。他的儿子已经在读初中了，身高长到了1米7，一直很懂事。他也在社区的帮助下，在鼓楼医院门口支起了一个小摊卖煎饼。3年过去了，周君终于觉得自己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醒来，开始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从外表上看，周君确实没有一点儿瘾君子的特征了。他快退休了，两鬓生出些白发，但身材还算结实，他说起话来语气平和，好像没什么事情能够触动他的情感。唯一的例外是儿子，他点亮手机，向人展示自己的屏保照片，照片里的儿子结实圆墩，直愣愣地看着镜头，没有笑。“他长大了，快要到叛逆期了，跟我也不怎么亲了。”周君说。

 

但实际上，儿子是将他拖回正常世界的救命稻草。10年前，周君因被前妻发现吸毒而离婚，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孩子跟他。人家说孩子跟着他要受苦，但是周君说，我离不开儿子，受什么苦也想要他在一块儿。

 

可是周君没能实现自己的承诺。2010年底的时候，他被人“点”了，又送去了强戒所，这次戒断要两年。周君一下就崩溃了，那时孩子才上小学，他把儿子的照片贴在强戒所的墙上，天天对着照片痛哭流涕。强戒所的所长听说这档子事，常来找周君聊天，安慰他说：老周，关键问题是你以后别抽了。周君心里很是感动：“他是领导，而我就一臭吸毒人员，他还这么尊重我、鼓励我，我就不能对不起他。”

 

从强戒所出来以后，孩子已经长大了，性格闷闷的。有一回他说：“爸爸，你别吸毒了，否则我真抬不起头了。”周君如遭雷击，于是痛下决心，再也不碰这个东西。

 

他吸了30年毒，圈子里的朋友不少。有的吸过量死在了厕所里，有的因为缺钱铤而走险结果被判了死刑，也有戒了的，包括当年引诱他吸毒的那个人，以身试毒好多年以后，这人语重心长告诉周君：“毒品真不是一个好东西。”

 

辅导站的工作人员都夸周君的儿子可爱：“虽然不爱说话，但知道帮助人。路上看到年纪大的，会主动帮人家提东西。”有这个孩子拉着，他们也放心，说周君离毒品越来越远了。前段时间有个老朋友邀请周君去打牌，他有些担心，为防万一，他对着电话说：“我牌也戒啦，反正我天生手气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