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彩友和赖庆秋夫妇早年在西藏林芝留影。（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的王彩友。

 

 

 

“老西藏”王彩友敬起军礼来，依然凝重庄严。本报记者 郑蔚摄

 

 

 

王彩友在布达拉宫前留影。

 

本报记者 付鑫鑫

 

题记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缘

 

“……二呀那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誓把公路修到那西藏；不怕那风来吹，不怕那雪花飘，起早那睡晚忍饥饿，个个情绪高，开山挑土那架桥梁，筑路英雄立功劳，那个立功劳……前藏那和后藏，真是呀好地方，无穷的宝藏没开采，遍地是牛羊，森林草原那到处有，人民财富不让侵略者它来抢；要巩固国防，先建设边疆，帐篷变高楼，荒山变牧场。侵略者敢侵犯，把它呀消灭光。”这首《歌唱二郎山》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先遣支队战士王彩友最熟悉的一首歌，也是他的心头好。日前，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八一镇的家中，现年83岁的王老接受采访，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与西藏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缘。

 

“你说‘老西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家老头子就那样。”王老夫人赖庆秋抢着帮王彩友回答，“我以前老说自己艰苦，现在想想，他比我艰苦，总是饿肚子。他不以为然，总说自己能活着，比那些进藏时死在雪山上的战友强多了……”

 

就这样，一曲“老西藏”之歌，从半个世纪前响起，渐渐回荡在我们灵魂的深处。

 

一床行军被、一个炉子、一个碗加两个盘子——1967年，与丈夫分居三年的赖庆秋从四川宜宾赶到当时的西藏林芝县委，走进王彩友的板房宿舍，目光所及的家什只有这些。

 

“一座县城要楼房，没楼房；找辆三轮车，还没有；他的床上只有一席行军被，说是为了随时能够上战场。”年过古稀的赖庆秋，至今仍有点懊悔似地说，“当时，我真想回家，可是我来林芝不容易，回去更不容易。”

 

1964年，经人介绍，赖庆秋接到一份电报说，自己的对象王彩友到了宜宾的旅馆。在旅馆大堂，两人一见钟情。随后，王彩友跟着赖庆秋回家走亲戚。一个多月后，领好结婚证的王彩友，告别新婚妻子，随部队重返西藏工作。

 

王彩友解释，那次正好去四川培训，是除读书以外，离开西藏最长的一段时间。

 

打头阵：雅安甘孜“剿匪”

 

1932年生于安徽阜阳的王彩友是个孤儿，自幼没有父母。爷爷将婴儿抱到菜市场，王彩友被有母乳的人家领去，代养到七八岁。

 

爷爷过世后，王彩友又被亲友领回来，寄养在姑奶奶家。可农家的日子仍是苦，十多岁时，他被送到裁缝店当学徒。在师傅家，天天干的是挑水、扫地、擦地板、擦机器，吃的都是剩饭剩菜。

 

1948年，阜阳解放那会儿，在陈子植（后任解放军第18军52师副师长）的鼓励下，王彩友毅然参军。在解放军的部队里，虽然没有什么肉菜，但至少王彩友第一次吃上了饱饭。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身为警卫员的王彩友跟着陈子植，坐着木船渡过长江，进了南京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西藏还没解放。

 

1950年1月，18军接受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王彩友所在的主力师——52师作为先遣支队，经湖南向四川雅安挺进。

 

先遣支队一边行军，一边打仗，于2月5日进驻四川雅安，简简单单过了一个春节，立即投入到各项社会调查中。王彩友至今记得，当时的雅安，老百姓穷得没菜吃，只能捡地皮菌当菜。

 

“雅安的土匪很多，我们一边要和当地部队一起剿匪，一边还要走访到雅安做生意的藏族群众，从他们口中了解西藏的自然地理、政治军事、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王彩友说，为了进藏后便于沟通交流，部队官兵积极学习藏语，还买酥油、糌粑尝试着吃。“一开始谁都吃不下、学不会，但领导首长带头吃、带头学，大家也就硬着头皮上了。”

 

4月，军师机关的部分干部和154团同先遣支队合并，负重徒行进驻甘孜等地，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争取一些藏族进步青年来参军，为解放西藏做好准备。由于后方运输跟不上，甘孜的部队很快就断了粮，只好靠挖野菜捉地老鼠充饥。在甘孜，除了“剿匪”，部队还帮助地方上开展土改反霸斗争，并积极举行进藏前的大练兵。

 

而此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不顾中央的一再劝告，拒绝派出和谈代表与中央进行和平谈判，纠集8个代本（一个代本约七八百人，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和一些地方民团在昌都周围和金沙江以西构筑工事，建了700多公里长的防线，妄图阻挠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并于8月中旬在昌都杀害了前往拉萨进行和谈劝说的上层爱国人士、原西康省副主席格达活佛。

 

进昌都：高原上的“淮海大战”

 

1950年10月，解放军被迫发起昌都战役。52师全部投入战斗，青海玉树骑兵支队和云南支队、53师157团和军直属3个重兵营作为配合。解放军和藏军从10月6日一直激战到24日，昌都城插上红旗，宣告战斗结束。

 

王彩友说，昌都之役战在高原，与内地作战完全不同。敌军熟悉地形，适应高原气候，所持武器大多为英式装备，有轻重机枪，还有小炮，并筑有工事。18军大多是内地兵，地形不熟，更不适应高原气候，武器还是解放战争时的装备，战马也不如对方多。

 

10月的昌都已进入冬季，寒风料峭，空气稀薄。天气时雨时雪，道路崎岖陡峭，作战部队负重三四十公斤行军打仗，翻雪山、趟冰河、攀悬崖、越险峰。

 

“翻越大雪山，走一步都要喘几喘，每走几步就要停一停，头很重、胸又闷，步履维艰。还要赶在中午之前翻过去，否则正午时分，阳光温暖，容易雪崩。”王彩友回忆道，有的大雪山海拔五六千米，要爬两三天才能翻过去。而且，雪山一座连着一座，很多战友在翻山过程中，得了雪盲症。“那个年代，别说戴墨镜了，就连听也没听过。后来，大家合计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拿有颜色的布条把眼睛蒙起来。”

 

趟冰河时，无数人的小腿被冰块划满血口子，可上了岸还不能歇息。只要稍作停留，脚、鞋子、地面就冻在一起，再也走不了了。夜间宿营，就住在雪窝里、潮湿的草滩上。

 

“战友们将‘昌都战役’称作高原上的‘淮海大战’。日夜兼程，大家疲劳到了极点。”王彩友遗憾地说，“一些在北方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友，没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的子弹打中，却在解放西藏的战斗中活活累死、冻死，被激流卷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还有那些在解放战争中立过战功的骡马，在进藏途中，饥寒交迫而死。“这些不会说话的‘老朋友’牺牲了，很多战友不禁失声痛哭、扼腕叹息。人有高原反应，原来这些骡马也有高原反应啊。”

 

昌都一役，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藏军主力已被消灭。

 

修公路：每公里有2名烈士

 

然而，对于驻守昌都的18军来说，困难并没有过去，粮食吃紧了。王彩友清楚地记得，11月大雪封山，后方牦牛运输线断了，部队很快就没了供给。一开始一天还能吃到五六两粮食，到后来，每人一天只能分到2两粮食。

 

“当时，昌都百姓很穷，一些头人家中的粮食又不肯卖，费很大的劲才能买到一些青稞小麦面。为了生存，部队只好挖野菜度日。有的同志分不清野菜和毒草，还食物中毒了。”他说，当时的主食就是一些草根、灰灰菜、火麻、野韭菜和很少的一点青稞面，煮成野菜汤充饥，战士们还美其名曰“四根糊涂”。

 

即便挨饿受冻，18军也没有得以休整，而是接到命令开始抢修公路。昌都达马拉山至马尼干戈段的公路，基本是师直机关和155团、156团在饿肚子的情况下修建而成的。

 

举世闻名的康（川）藏公路（即西康到拉萨的公路），在1954年顺利通车。整个修路过程中，共牺牲了5000余名官兵，上世纪50年代流行全国的《歌唱二郎山》即是当时修路情形的真实再现。

 

“其实，每公里下面都躺着2名战友啊！”王彩友说到这里，声音有点哽咽。

 

为了做好进军拉萨的准备，部队还要练兵、打冬柴、割马草。“有的战友上山打柴，又累又饿，一不小心掉进澜沧江、昂曲河、扎曲河里，再没能回来……”

 

饿了半年肚子以后，解放军终于赢来了曙光。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紧接着，六七月，雪山开始融化，后方的牦牛运输队陆续带来粮食、服装、弹药等物资，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条件。

 

10月2日，王彩友所在的52师离开昌都，向拉萨、山南、江孜、亚东、日喀则等地进军。部队穿越北线入藏，翻过东大山、西大山、冷拉山、霞贡拉山、努贡拉山、门达拉山等19座杳无人烟、海拔五六千米的大雪山。

 

“每翻一座雪山，人就得脱一层皮。”王彩友忆及当年，德格县有个雀儿山，海拔6168米，缺氧又没得吃，马都死了不少，更何况人？“哪座大雪山都差不多。”翻雪山的艰辛历程，他已不愿去回忆。

 

1952年，师直机关和155团驻扎在太昭古城，156团在后面修路，154团进驻亚东、江孜、山南等地。

 

王彩友提醒说，别看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可还得跟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进行斗争。有的反动分子，对进藏部队实行粮食封锁，号称要让部队“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拖延甚至拒绝筹集粮食，强迫群众抬高粮价，阻挠解放军购粮；另一方面，反动势力还非法组织伪人民会议，搞游行示威，叫嚣“汉人滚回去”，甚至煽动一些藏军、地痞流氓在拉萨等地搞骚乱，对外出办事的政府公职人员吐口水、扔石头等等。

 

1952年4月，拉萨形势紧张，藏军甚至把工事修到了军区领导大院，将中央政府派出的行政机关包围起来。接报后，52师直机关与155团奉命，从太昭3天急行军赶到拉萨，解散了伪人民会议。

 

为了贯彻《十七条协议》，进藏部队对当地上层爱国人士，政治上尽量争取；经济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对广大藏族群众，则帮助他们发展生产、送医送药、发放救济，尊重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以获得大量的群众支持。

 

“按照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我们在拉萨、山南、曲水、日喀则等地积极开荒，自己种粮种菜，生产自救，收的粮食除了一部分自用外，还赈济缺粮的藏族群众。”

 

1954年，部队抽调了一些年轻党员到四川、重庆等地学习，王彩友是其中之一。他去了重庆师范大学读书，一学就是5年，直到1959年，被部队紧急召回。

 

走基层：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9年3月，西藏地方反动上层为了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不变，悍然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驻藏的解放军迅速平定了叛乱。在平叛同时，中央在西藏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

 

那时候，西藏农奴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白天，他们到庄园里为农奴主干活，口粮是糊糊，吃也吃不饱；穿得破破烂烂；夜里住的是柴房。农奴主时常打骂农奴，将他们当作货物一样买来卖去。甚至，连农奴生下来的子女，也摆脱不了农奴的身份，仍旧属于农奴主，无法逃离被农奴主掌控的命运。

 

1959年的民主改革使广大翻身农奴成为社会的主人，不仅获得了田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而且获得了人身自由，享受到了政治上的民主投票权。

 

西藏地方政府解散以后，王彩友从部队转业成为西藏当地干部。林芝下辖的7个区县，他挨个蹲点，跑了个遍，连衣服也磨烂了好几套。

 

“我们那代人，有一种信仰，就是对党很忠诚，再苦再累都没有怨言。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心一意跟党走。”王彩友解释当年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重庆过“太平日子”。

 

那个年代的下乡蹲点，与今日大不同。交通不便，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汽车，一般干部连马都不能骑，完全是靠步行。

 

“老头子从乡下到县上开会，怕耽误时间，偶尔会配个马给他骑骑。”赖庆秋忆苦思甜，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任乡党委书记期间，王彩友跟着翻译学习藏话，说着说着，连翻译都不用了。他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准确地说，干部吃饭要付给群众0.2元一顿的伙食费（当时，一只羊的市场价约5元）。住则是自带铺盖，住宿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就是你必须借宿在这个村最穷的群众家里，睡火堂。

 

“绝对不能住在条件好的人家！否则，心里过意不去，也做不好群众工作。再说，下乡干部每人身上都为公家背了一个钱袋子，以防万一。但条件再苦，生活再难，我也没发现谁私自动用这些钱到群众中去乱买东西，也没有人违反民族政策侵犯群众利益。”

 

不收礼：要送就送公安局去

 

为改善土壤环境，王彩友带领农牧区的藏民四处寻找腐殖土，和着野草，自制化肥，改变了当地单纯以羊粪、牛粪作肥料的生产方式。

 

“那时，泽拉宗政府下面有个嘎拉乡，耕地用的是青冈木做的犁子。只有些条件好点的家庭，才能在木梨子上面套个铁尖子。一般的贫苦农家就是把那个木犁套到牛背上耕地，用手撒播。”为提高生产效率，王彩友等汉族干部从内地引进铁犁等工具，采用两牛抬杆犁地的方法，并推广玉米、荞麦、豌豆、辣椒等经济作物，鼓励藏民在自家房前屋后开辟小菜地。

 

“西藏有‘四大名菜’，听说过没有？萝卜、土豆、大白菜、卷心菜。”赖庆秋利落地接话道，早年，藏民喝的是酥油茶、吃的是糌粑和牛羊肉、饮的是青稞酒，别说种玉米，就是卷心菜也是后来引入的。“我刚到西藏时，蔬菜只见过土豆！茄子、黄瓜都是新鲜东西。”

 

“以前，藏民不吃玉米，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也不种。后来，政府下大力气推广，大家也就吃上了。”王彩友解释说，他下乡的第一年，改观最明显。藏民采用藏犁、牛羊粪等耕作方式，一年一熟的青稞、小麦亩产只有百来斤；而在政府的推动下，藏民的耕作方式改善了，亩产提高到了240多斤，此后还逐年提高。

 

有一次修水渠，王彩友和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谁想，前面的冻土轰然坍塌，将冲在最前面王彩友的左小腿砸成三截，这让他在医院一躺就是半年多。

 

不过，让赖庆秋最苦恼的并不是王彩友住院，而是自己的三个儿子没人看顾。

 

1969年、1970年、1971年，赖庆秋连生了三个儿子。那时，丈夫长年在乡下，根本顾不上家；她自己则在排龙乡当会计。

 

“为坐月子讨来的蛋票、鸡票一直没空去领，到现在还留着。”她说，买不到奶粉喂老三，只能给他吃米粉糊糊，尽量哄他睡觉，睡着了就感觉不到饿。“有一次，亲戚好不容易送来了鸡蛋，都是孵到一半的‘毛鸡蛋’。谁也不敢吃，扔掉又不舍得。只能一个个把壳剥出来，把毛拔了，再炒着吃。”

 

娃儿们稍大些，赖庆秋将三个儿子连同在食堂吃饭的“饭折子”一起交给食堂的炊事员代管，“娃儿吃多少，他就在上面划账，肉菜5分钱、素菜2分钱。我还要一个一个村庄地给乡亲做账，顾不过来。”

 

即便在机关单位工作，赖庆秋和其他县领导的家属一样，也得参加劳动。除了日常的挑水、扫地，每月还要上交300斤新鲜蔬菜、300斤干猪草，冬季、夏季各交3车柴火，单位的男同志每周五则轮流去劈柴火。

 

“那时，八九月麦收时，大家下乡帮藏民收割庄稼，跟藏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赖庆秋说，令她印象颇深的是，农牧民家里柴火少，就烧干牛粪煮开水，屋里还有一股清香。夜里，就着油松，加班加点算工分。“藏民特别尊重我们，还把自家省下的酥油茶分给我们。”

 

那个年代的干部，完全没有收礼一说。“你们不晓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个包工头来我们家想讨工程，非要给老头子塞2瓶酒。老头子说：‘你拿走不拿走？不拿走，我就送公安局去了。’包工头吓得立马溜了。”赖庆秋一边说，一边掩嘴笑。

 

“我们的官兵之间、兵民之间同甘共苦，已经切切实实改变了藏族同胞的生活，赢得了藏族同胞的理解和尊重。他们叫解放军‘仁义之师’、‘菩萨兵’。”说到这里，不善言辞的王彩友作为军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不是我吹牛，就是现在，我走在街上，认识我的老藏民还会双手合十跟我打招呼，表示问候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