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河

对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而言，迁延至今的TPP谈判终于取得了“各国达成基本一致”的进展，无疑是一件期盼已久的幸事。

从短期来说，这一份重磅新闻显然分散了日本国民对于安保法案改革的注意力，凸显安倍政权在经济层面“锐意进取、变革求新”的色彩，同时这种混合也会使得安倍政权的特质变得更为复杂，殊难用“保守”或者“开放”来简单地加以定义，其最终效果就是让安倍本人进一步体现出“两手并用、难以捉摸”的特点，而其政权也就自然更为安泰了。

然而，公允地说，TPP曙光初现助力安倍与其说是出于“幸运”，不如说是回报。当2013年3月安倍宣布加入TPP谈判时，很多分析者都认为由于该协定势必将对日本“政治敏感”的农业产业造成重大冲击，日本的匆匆加入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对在贸易规则制定上“落于人后”的恐惧，甚至会由于自身的“巨大体量”而给TPP整体谈判“拖后腿、添麻烦”。但是事态发展却并非如此，事实上，安倍政权虽然遵守了竞选诺言，为TPP的全面关税削减增加了例外条款，但是在谈判中态度极为积极，甚至为此不惜得罪在国内选举中拥有相当能量的农业界，逐渐成为可以与志在博取政治遗产的奥巴马政府相提并论的强大推手。也正因为此，连日来安倍政权一直在“欢庆”TPP谈判的捷报。

相对于奥巴马政府在向民众和国会推销TPP协定时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安倍在推动国会批准这一过程中可谓是“十拿十稳”。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自民党-公明党政治联盟在国会中拥有不可动摇的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有着日本社会对于TPP这一新事物心存期待的缘由。

自战后以来，日本的“贸易立国”战略一直将“效仿外国”和“保护国内市场”作为确保经济腾飞的基石，而自民党在长期执政中更是与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产业界结成了安如磐石的利益输送关系：前者通过各种规制措施和贸易壁垒为后者在国内市场保驾护航，而后者则在选举中提供资金、选票上的诸多支持。这一体制在最初的成功之后一直体现出“固步自封、缺少活力、搭他国便车”的严重弊端，不仅促使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一直敲打日本、说服其进行“体制改革”，也最终让日本国民认识到了必须改变这种没有前途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加入主张削减关税、统一规制的TPP，不仅是安倍经济学三箭之一“体制改革”的主要抓手，同时也契合了日本社会求新求变的整体心理。对此，虽然反对党有心要求政府“更清楚地向国民解释TPP的内容”，执政联盟内部也有害怕其影响明年夏季参院选举的担忧，然而都可谓是“无伤大雅”。

抛去这种模糊心态不论，单以具体产业效果而言，加入TPP对于日本来说也是“有失有得”，虽然还难以断言一定是得大于失，但是日本产业界在整体上也表达了对于该协定支持，寄望于在更具竞争性、更加开放的贸易环境中涌现出更多的优秀日本企业。

眼前最明显的“失利者”莫过于大农业，尽管安倍为大米、小麦、猪肉、牛肉和奶制品争取到了“例外”的待遇，但是它们仍然面临轻则低关税进口配额增加、重则逐步削减甚至彻底取消关税的严峻挑战。相对于最为安全的稻米种植业，牛肉的关税将在9年内由38.5%下降到9%，高价猪肉的关税由4.3%立即下降至2.2%、并将在十年后被彻底取消，低价猪肉则将从每公斤征税482日元降低至125日元、并将在十年后降低至50日元。显然，虽然争取到了一定的缓冲期，但是日本农业的绝大多数部门无疑仍然是朝着高度开放和竞争性的方面在发展，而日本农业界对此也不得不做好准备。

在得益者中，目前则以汽车制造业最为春风得意。按照协定，覆盖日本对美出口的汽车零件80%的关税将在20年内减半、25年彻底取消，加拿大也将在5年之内对日本汽车的关税削减6.1%，同时对日本进口零部件的90%减免6%的关税。除此以外，不仅日本的整体出口环境将获得大幅改善，其消费者通过国际贸易所获得的福利也将增加，而这些都将在经济和心理上对冲进口潮对日本国内市场带来的震动。

长远看来，无论是出于何种国内外政治经济的考虑，日本最终选择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的达成必将是其战后经济、社会乃至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昭示了其通过参与“新一代”国际贸易协定改变国内体制的决心。在未来，虽然安倍所言之“如果中国加入TPP，将会产生更多的战略意义，有利于亚洲的安全和稳定”未必称得上是百分之百的真心实意，然而也可能并非是完全的虚言。对于日本而言，贸易始终是其立国的基石。即使TPP最终通过并成形，东京也不会仅仅满足于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TPP为日本提供的将是一处广阔、稳定的后院，而这将有力支持其与欧洲、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国家达成贸易协定的努力。当此之时，中国也应当继续致力于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升这一地区的开放性、竞争性与经济活力，最终以此促进中国自身的更新与繁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