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

每年11月，随着18个国家的领导人云集东南亚，出席包括东亚峰会在内的一系列峰会，一出出外交大戏接连上演。今年11月，系列峰会尚未举行，习近平主席即前往越南和新加坡展开访问，更增加了11月外交的亮色和人们的关注度，外交大戏的帷幕似乎已提前拉开。

中国崛起于本地区和世界，是21世纪的一件大事。中国的崛起必然不同于过去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其引起的影响和反应之广、之深，如同一层层的涟漪，不断扩展开来。对此，周边各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这一变化，而它们在一段时间内的不适应，也是十分肯定和自然的。对此，我们不宜简单化地一概视之为“中国威胁论”了事，或一律归因于外部力量的插手挑拨。那样的话，将不利于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东南亚地区各国，多为中小国家，而中国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大国。作为中小国家，通常都会希望从大国那里获得一些益处，同时又对大国存有某种戒心，这便是经济上有所求而安全上又多“心眼”，甚至在经济上都会担心是否过于依赖别的国家。这一状况在现实中的反映，是多年来东盟各国一直引大国而入，令其相互制约从而达到某种平衡。作为这种“平衡术”的表现，除了极少的例外，小国一般不愿在大国间选边站队，努力谁都不得罪，左右逢源，对其最为有利。对于这样的小国心态，大国应有细致的体察，而且一般来说不宜过于计较得失。

就中国外交布局而言，“周边是首要”。既然如此，无论如何都要从稳定大局着眼，而以不至“浮动”为要。对于小国有如上的心态，似也无需讶异。大国以其体量之大，通常会处于较主动地位，对于同幅员和力量较小的国家打交道，可多取“宰相肚里好撑船”姿态，在平等基础上，可以优渥以待，使对方安心、放心，而不至担心、忧心。

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双方建立了伙伴关系，达成了自贸区协议，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10+3”和“10+1”机制化建设不断推进，产生了双赢的效果。而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前后，关系的发展似乎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新的问题也纷至沓来，一时间整个地区好像不那么“稳”了，似乎有点“浮”起来了。在这一情形下，外部力量也有了更多“运作”的空间。当前，中国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顺应了历史的大势，为本地区各国提供了多种机遇以及合作共赢的广泛可能性。习近平主席的越、新之旅，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更能看到其包含的重要意义。

越南在东南亚国家中是人口较多、幅员不小、发展也较快的国家，不过相较于中国，在国力方面自然有差距。越南有漫长的海岸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定的专属经济区制度等对其有利。在中越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遇到风吹草动，越南民族情绪受到刺激，容易出现过激反应，甚至出现对中国投资企业进行“打砸抢烧”的极端行为。在南海问题上，越南靠拢美国，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国，这种心理也可以理解。但在美国眼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颜色”属红，却也是事实，而且是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中国是近邻的大国，越南若“远交近攻”，是否明智？似大可质疑。两国若都从战略上和根本利益上考虑问题，必须有更为宽阔的思维。通过中越最高层高频度的交往和沟通，相互在战略上“交底”，以达成一种心知肚明的默契，是十分必要的。两国在体制上的近似性，使其领导层都有能力发挥一种引领作用。这一引领作用发挥得好，将极大地有利于有效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中建设性一面的发展。这有利于双方，有利于两国人民。

新加坡国虽小，但中新关系的重要性却一点也不逊色。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是一个成功的合作范例自不待言，在治国理政方面新加坡也提供了不少有益经验，双方有不少交集，可以相互分享。新加坡也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这种发达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智库的发达，数量不少，质量也较高，它们在对中国的研究、对本地区的研究方面都堪称翘楚，提供了不少思想产品，产生了堪称重要的思想影响力。这种软性的影响力一直以来都发挥着潜移默化和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政策界一向为人们所看重，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