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2013年有人和你谈论英国脱欧的可能性，你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笑话;如果在2014年有人和你谈论英国脱欧的可能性，你会认为这是一个似有实无的幻像，因为博弈双方似乎都无法承受英国脱欧的巨大损失;可是，经历了动荡不止的2015年，在恐怖主义与难民危机双重夹击下，早已在经济上日显疲态的欧盟更是步履维艰。国内政治局面日益稳固的卡梅伦此番有备而来，在赴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之前，卡梅伦称若此次谈判失败，英国人民将不会给他第二次谈判机会，这充分说明他在此轮讨价还价中早已占尽了心理优势。

英国为何信誓旦旦若不满足要求就公投决定是否脱欧?　一言以蔽之，权利与义务不平衡。在卡梅伦提出的欧盟四点改革方案中，经济利益诉求是英国政府的首要基本原则，拒绝进一步出让国家主权是英国政府的根本政治立场。卡梅伦政府秉承了英国对欧盟这一超国家权力共同体的基本方针:在保持高度政治独立性的基础上，积极融入欧洲市场，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应该看到，英国提出一系列改革诉求，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英国是自由主义、契约原则与理性主义等核心价值理念立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原则与市场开放准则是英国在当代国际经济体系中依然具有一席之地的制胜法宝，伦敦金融城的魅力也在于此。自加入欧盟以来，英国在政治上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因此，对于德法倡导的“更为紧密统一的欧盟”的政治原则予以排斥也无可厚非。然而，英国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欧盟硬生生地插上一刀，势必导致日后在政治上越发孤立。

究其根本原因，是英国与欧陆国家在文化传统上的历史隔阂以及由此而生的英国对欧政策的内在矛盾。在现代欧洲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英国不仅在地理上与欧陆隔离，在文化上也是欧洲文化中的异类。这个15世纪前后日渐成型的岛国，崇尚权力间以契约形式确立的妥协与平衡，在宗教文化上以英国国教抗拒罗马教皇的统治，在社会管理与意识形态上，逐步形成了以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为基本特点的文化统一体。在欧陆国家依然笼罩在宗教压迫与封建统治的旧时代，英国这个欧洲文明中的后起之秀却率先建立了现代文明国家，并通过工业革命，成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作为现代文明的倡导者与先行者，英国为现代文明机制的形成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因此，它在文化意义上倡导独立意识并在政治上谋求世界地位，否认自己是欧洲的一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欧盟是二战后欧洲现代政治发展的产物，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在建立之初就暗含了根本的隐患，英国对欧政策的内在逻辑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一直以来,英国秉持政治权益与经济利益分离的根本原则,试图在最大可能谋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尽可能规避成员国的政治义务。实践证明，这种人为割裂经济利益与政治义务的原则在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中显得愈发不合时宜。举例而言,为了稀释与削弱德法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觊觎中东欧国家广阔的市场,英国对于欧盟东扩一直采取相对积极态度，但是，近几年来,英国对于欧盟制定的针对中东欧成员国的经济援助表达了强烈不满,并一再要求对欧盟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采取限制性措施，最终导致众多欧盟成员国群起而攻之。如果把英国比作美国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英国的立场与态度，的确已经成为欧盟进一步走向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之一。

英国是否脱离欧盟，事件双方都在小心试探着对方的政策底线，并且努力为各自在这场讨价还价式的政治买卖中争取有利地位。鉴于英国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力，欧盟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挽留英国。然而，根本问题在于，成员国居然要以倒逼的方式促使欧盟就范，这充分说明以超国家共同体方式存在的欧盟出现了深重的危机。

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欧盟的建立被视为人类政治实践的一大创举，一度深深刺激了当代政治学者对于国家间行为准则的理论构想。欧元的出现，似乎预示着欧洲的真正融合指日可待了。然而，天不假年，2008年金融危机将欧洲经济打回原形，并彻底改变了欧洲统一的基调，打乱了欧洲发展的步伐。

一系列根本矛盾浮出水面。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一直受困于较低的投资水平，经济增长乏力。欧盟既不具备美国发达的高科技研究机制与孵化机制，也不具备诸如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廉价劳动力市场，这是欧盟缺乏增量投资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超国家政治实体，全欧盟公共管理效率低下似乎已经成为欧盟饱受诟病的不治之症。尽管机构改革之声不绝于耳，但是，臃肿散漫的管理机制岂是朝夕之间可以割除的呢?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欧盟的外交战略。请不要忘记，正是欧盟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严重对峙态度，使得地区局势空前紧张;欧盟毫无战略目的的中东政策，最终也将其卷入了两个日益深重的社会问题:恐怖主义袭击与源源不断的中东难民。

站在十字路口的欧盟，无法承受失去英国的代价，卡梅伦心里很清楚。《沙尔利周刊》事件爆发的时候，欧洲领导人手拉手展示了捍卫言论自由与欧洲价值理念的团结意志。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毕竟来自不同的“国家”，代表不同的“民族”。在巨大的民生问题的重压下，他们只对本国选民负责，超国家联盟的幻想只能丢在一边了。

高健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