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社区内用木板搭建的小木屋可为小朋友提供玩耍的空间。袁婧摄

本报特派记者钱蓓

杨浦区铁岭路115号“四平空间”，沿街门面房不算大，落地玻璃后面挤了一屋子人，穿得很有街拍感。主讲人演示PPT，谈论“艺术和设计的社区实践”。座中有好几个搭周末飞机从广州到上海听讲的设计专业学生。

隔壁是水果铺，对面是幼儿园，斜对角有个修车摊，“四平空间”身居其中有一种奇特的错位感。其实，这里原来是吉祥馄饨、宠物美容、洗脚房和棋牌室的所在———原来的这个画风，好像才比较搭?城市“微更新”项目在上海角角落落冒出，微创手术一样把艺术和设计元素注入到社区，悄然改变社区空间画风。它们不是“大裤衩”“小蛮腰”式的现象级工程，却让人联想到欧美城市经历过的城市再造、城市复生历程。“四平空间”是一处被改造的角落，也是同济大学和所在社区合作开辟的“微创”大脑。

“微创艺术”在转街过巷处带来惊喜

上海近代工业在城市东北角留下锈带，杨浦区的四平路街道是其中一段。产业工人聚居形成的社区，很多年前就把水泥灰底色的风貌固定下来。过于古板的城区格局和过于雷同的“工人新村”，满是那个除了吃住不做他想的年代的气息。

国内最懂设计的高校同济大学，恰恰位于这个看上去会“逼死”设计师的辖区。学校和四平路街道常有“共建”或合作，近两年开始在社区规划、空间艺术方面有了共同话题:去年，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把一大波设计师和艺术家引入四平社区，围着垃圾房、窨井盖、报栏、街角、围墙、绿化带、电话亭、路边雕塑等小角落小物件，做了几十处“微创”设计。他们在窨井盖和变电箱上作画，把长年闲置的电话亭改造成手机充电站，往路边大树上挂起一枚“超级月亮”……现在，四平社区还是那个四平八稳的居住区，但转街过巷常能遇见惊喜，如果有那么一两件艺术装置让人发懵———“这是什么鬼?”———也并不奇怪。

“微更新”并不翻新城区格局，只在既有空间内作功能探索和艺术再造，这个程度的设计介入，社区常能怀着好奇接受。

普陀区的曹杨新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有60多年历史，居民们用了十多年的桂巷路景观休闲街，在日复一日的磨损中变得面目可疑。去年，曹杨新村对步行街作了“低强度改造”，保持街面格局的同时，扩大公共空间、增加休闲设施、更新绿化景观，原先隔在步行街和周边河道之间的老式绿化带，被改造成可通行、可闲坐的开放式绿地，瞬时打通两侧视野。

去年4月，一位法国涂鸦艺术家出现在金山区枫泾镇，对着乡村农房的墙面创作。很快，田间河畔出现了一些明丽的色彩:头戴斗笠、屈膝沉默的少年，扯着蜈蚣风筝奔跑的孩童，怀抱布艺老虎静坐的姐弟。金山农民画素有声名，法国艺术家还与金山本地画家合作了一幅作品。5月，公益活动“一个鸡蛋的暴走”在枫泾镇举办，主办方以涂鸦墙为站点，串起了一条“暴走”路线。

艺术家和设计师自有其美学追求，但落地在社区的“微更新”，从居住者口中得到的反馈大多很现实———“蛮好看的”“蛮有用的”“有点意思”。四平社区“微更新”项目的联合策展人朱明洁说，获得这些认同是第一步，很重要的一步。

以最小的动静对抗城市衰朽

“时间是把杀猪刀”，社区空间也不能幸免。社会发展、人员迁徙、资源过耗或空置，都会造成社区环境的衰朽，并且功能、形态和气质的衰朽总是相伴相生。衰朽是时间来过的证据，它寄存着栖居者所珍视的东西:个人记忆、年代记忆、地缘文化。

城市衰朽催生了欧美的“城市更新”理念，它原指对问题地区的大规模改造，但中国所说的“更新”是对大拆大建、推倒重来的城建方式的修正，是既有空间的“可持续改造”。理想的城市更新应该以最小的动静对抗衰朽，保留文化记忆。

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后，“可持续”成为中国很多领域推崇的价值观。在上海，未来城建的可持续路径正是由过去的不可持续推导而来。

城市建设用地上限就在咫尺之遥，上海建设用地超过3000平方公里，开发强度达到46%，高于很多国际大都市。未来五年新增建设用地只有约60平方公里，2020年以后建设用地“零增长”，新一轮城市建设规划更是提出到2040年实现建设用地“负增长”。

大饼不能再向外摊，城市发展转向“建成区”做文章。上海膨胀为特大型城市的这些年，积存了大量的城市病。从居住区来说，有的老社区灰头土脸，有的新社区徒有其表，有的公共空间乏善可陈，一定程度上都是城市病的表征。朱明洁认为公共艺术和空间设计将找到施展空间，“空间再造不只改变社区的形态，也能改变空间功能和社区气质。”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四平社区“微更新”项目有一处改造对象是抚顺路、苏家屯路交汇处的一块水泥地，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却是社区文艺团队的必争之地。设计师没有添置任何新物件，只在地上画上线条和文字———这里是“排舞”，那里是“羽毛球”。线条标示出地界，进而成为规则的暗示。据观察，团队会不自觉地在“界线”之内活动。

社区的用地规划权限在市区两级职能部门，最基层的街镇和居民区话语权微弱。2015年初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提出赋予街道规划参与权，自下而上或者上下结合的社区规划前景成为很多人的期待。朱明洁介绍:“目前没有社区主导的整体规划或大型建设案例，但是街镇层级在各自权限内对外开放部分空间设计权和参与权的情况越来越多。”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最近和徐汇区一个街道谈合作，后者有意委托学院为新建成的3000多平方米的公共活动中心做设计。“街道政府找设计师团队，自然指望比一般商业和工程团队做得更多。”朱明洁向对方了解到的需求接近于室内设计，但她对活动中心围墙之外的空间关系和社区营造有同等关注，这是她想在设计中体现的东西。

社区居民参与“微创”设计

2015年上海举办“城市空间艺术季”，市规土部门请一些社会组织、居民和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坐到一起，策划几处城市空间的更新。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把夜跑路线的设计放到开放平台讨论，还专门组织“荧光夜跑”活动，邀请夜跑达人寻找和标注理想的线路，达人方案形成后再同相关部门沟通。四平路街道的“微创”设计，也征求了社区居民的建议。

社区空间“微更新”，居住者主导想必是最正确的，但不论操作上还是权限上，上海社区空间的更新都要求基层政府、设计团队、社区居民多方合作。这是审美、利益和“存在感”角力的过程。

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行动一再被上海参照，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教授林文一告诉记者，台湾社区营造常由建筑或空间专业者推动，逐渐发展成以乡土美学及意识为价值内核的家园再造运动。在其中，社区规划师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许多社区都有社区规划师进驻或参与，他们长久生活在社区中，逐渐深悉一地一居的风物人情，并非单纯以外来者身份参与社区事务。

朱明洁这样的设计者不具有“在地”身份，他们做需求调研的方式相对浅表和疏离，四平社区项目征求民意时，设计师团队通过街道政府寻找居民代表，座谈沟通。朱明洁对这些居民的代表性存有疑惑，但并没有更科学高效的替代性方案。

与官方合作，艺术家有时受到政府审美的干扰。四平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杜娟承认隔阂的存在，“基层政府作为社区管理者，对社区安全有托底责任，我们凡事首先考虑安全问题。这次和同济合作，设计师的很多创意被我们毙掉了，其他放到社区的装置品，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不时要去看一看摸一摸，就怕出问题。所以，不要总觉得管理者狭隘庸俗，艺术设计进入社区，必须要有所妥协，这也是艺术和社区关系的一部分吧。”

市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素养影响设计的介入程度，杜娟和朱明洁在这方面有共同话题。四平社区“微创”设计项目完成之后有一场展览，“有道墙装饰了很多风车，展览前夜风车就丢了好几台，两天后全没了。”杜娟说，抚顺路附近有条人工小河，河道一直装饰有景观蘑菇，“也许因为不好看，从来也没人注意，设计师改造之后，蘑菇变成彩色的，很漂亮。也就一个月吧，所有蘑菇头都被掰了。”街道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要不然在风车附近装个探头?写明:此处有探头，勿擅取风车，如有需要，可以去铁岭路115号购买?”

(本报北京3月8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