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四年多时间，但东京再次举办奥运会已注定是流年不利。

在获得主办权后仅仅三个月，原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因受贿辞职，而继任的舛添要一知事上任后，与东京奥组委磨合了相当长的时间。孰料舛添居然也因挥霍公款在各方压力下引咎辞职。他本想坚持到里约奥运会闭幕，但日本社会各界均强烈反对。因为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东京都知事要接过国际奥委会会旗，由这样一个恶评如潮者出面，显然是不适合的。连续两任知事东窗事发，对东京形象的损害不言而喻。在即将举行的里约奥运会上，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东京都领导人很可能不是同一人，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奇闻。

另外，主体育场国立竞技场的设计方案因大幅度超过预算，不得不推倒重来。新方案总算 将建造费用降下来了，但居然“忘记”设计点火台，让全世界跌碎了眼镜。拿到举办权两年多时间了，主体育场何时开工仍在未定之天。去年下半年又发生会徽涉嫌 抄袭，于是只能重新招标设计。

就在艰难筹办之际，此前又传出在申办过程中涉嫌行贿的丑闻，法国检方于上月宣布，正式立案调查此事，国际奥委会也表态将全力配合调查。这一丑闻对于东京奥运会的打击，或许远超出前几桩不顺之事。

顺着迪亚克的藤，摸到东京申奥的瓜

去年12月，法国检方在调查俄罗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案情时，发现了一段电话录音，涉案人是前任国际田联主席迪亚克的儿子。当时他在与土耳其人的交谈中，要求 伊斯坦布尔奥申委赠送钻戒，并向国际田联提供400至500万美元赞助费，对方予以拒绝。由于迪亚克也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因此伊斯坦布尔申奥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这一票，而据说东京方面答应了迪亚克的相关要求。眼下法国检方正在顺藤摸瓜，全力查实最终如愿申奥成功的东京，是否在申奥过程中涉嫌行贿和洗钱。上月11日，英国《卫报》率先披露了此事。

在此事被披露的当天，日本官方断然否认。官房长官菅义伟称东京的申办“完全 清白”。日本奥委会主席(也曾任东京奥申委主席)竹田恒和称此事“完全是无中生有”。但仅一天后，竹田却又承认曾向相关国际顾问提供“咨询费”。这出反转剧颇能说明问题。若非心里有鬼，第一天何必那么煞有介事地否认？

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202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前两 个月，在莫斯科世界田径锦标赛前夕，东京奥申委委托日本头号广告商电通公司推荐一家咨询公司。电通多年来活跃于体育营销领域，对相关的市场开发熟门熟路， 它随即确定了与其具有“业务关系”的布莱克蒂丁斯公司。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公司只有两个人，在新加坡一幢居民楼中租了一间办公室，负责人是30余岁的 陈东汉。东京奥组委先后于2013年7月和10月向该公司账户汇入2.3亿日元，竹田称此款是“基于正式的业务合同而提供的款项，是完全正当的”。在接受 了东京奥申委的转账后，该公司却于2014年7月关门歇业，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皮包公司，而竹田却在作证时称赞该公司“业绩斐然”。

该公司与已在反腐风暴中名誉扫地的国际田联前主席拉明·迪亚克之子帕帕·马萨塔·迪亚克关系密切，但竹田在作证时却说“不认识”迪亚克，并对迪亚克父子关系 “一无所知”，这显然没有说服力——迪亚克从1999年就担任国际田联主席，同时也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不仅自己拥有投票权，而且对其他非洲籍国际奥委 会委员具有很大影响。因收取相关企业钱物而在2011年受到国际奥委会警告，因此他已于去年8月被迫辞去国际田联主席，两个月后因涉嫌受贿而遭逮捕，此后 虽被保释但却被禁止出境，从那以来法国警方一直在对其开展调查。其子帕帕·马萨塔·迪亚克曾是国际田联的市场开发顾问，去年已被国际田联终身禁职，国际刑 警组织也向其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但塞内加尔政府却拒绝引渡。

东京奥申委提供这笔经费，名义上是为了让咨询公司代为开展国际游说活动，更好制定奥运会举办方案以及润色投票前的最后陈述稿等。至于这家公司为此具体开展了哪些活动，竹田以“有保密义务”为由拒绝披露，显然是有难言之隐。日方欲自证清白，就必须说明这笔费用的具体用途。如果查出被用于拉票，则行贿罪名就完全坐实。

向国外咨询公司支付7.86亿日元

据竹田在日本众议院作证时透露，东京申办奥运会的总费用为89亿日元，其中54亿日元来自日本社会各界的捐款、企业赞助费和体育彩票，剩下由东京都政府提供。而东京奥申委共向多达十几家外国咨询公司支出了7.86亿日元。有分析称，打点约100名左右具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申办时非常关键的支出。所以，东京奥申委第一笔转账为9500万日元，第二笔转账额高达1.35亿日元，美其名曰“分析申办成功的原因”，实际上前一笔就是“预付款”，而后 一笔则是“酬金”。

近年来奥运会申办竞争越来越激烈，“剑走偏锋”也屡有发生。例如为获得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主 办权，当时日本东武铁路公司老总、曾为世界首富的堤义明就向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承诺：将动员日企为建奥运会博物馆提供大笔捐款。另外还邀请国际奥 委会委员游览京都。长野奥申委甚至还向瑞士的一家银行账户汇出了3亿日元，以便让其竞争对手退出竞争。事后长野市民代表要求核查，而长野奥申委居然如此答复：接待账簿都“销毁”了!连法院也以“申诉太迟”而拒绝立案。对如此获得主办权，日本相关人士都轻描淡写地表示：“申奥不都这样吗？”

此后美国盐湖城为申办2002年冬奥会则做得更出格：直接向非洲和拉美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塞红包，为其子女提供赴美留学的奖学金。有些国际奥委会委员还通过购物和报销医药费获取好处，以致东窗事发后10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被除名或引咎辞职。于是国际奥委会亡羊补牢，在此后的奥运会申办过程中禁止国际奥委会委员访 问申办城市，原则禁止国际奥委会委员获取利益，可强制审计各国奥申委和奥组委，这就使各申办城市难以私下“勾兑”。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直接接触被禁止，但间接接触却难以堵住。例如韩国平昌为申办2018年冬奥会，居然打算让大韩航空与国际滑冰联合会签订合同，为此受到了警告。而伦敦申奥成功的经验则 表明，在国际奥委会的新规则下，能否通过对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情况了如指掌的“高人”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游说，并由他们来润色最后的陈述报告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那些与国际奥委会委员关系很“铁”的咨询公司就成了香饽饽，各申办城市都趋之若鹜。为了强化监管，国际奥委会已开始对这些咨询公司和游说集团实 施注册制。

早在申办2016年奥运会的过程中，东京就聘请了约20名“顾问”，功败垂成后，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 郎曾哀叹东京奥申委“对不显山露水的政治动向和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政治力学’一无所知”。于是2020年东京奥申委又聘请了十几名顾问。为了迫使这些顾问全力以赴，他们没有一次性付款，而是先预付一部分，如果拿到主办权再付剩余部分，如失之交臂则将扣除一些费用，据悉人均合同款高达数千万日元。

日本自证清白难度不小

此前日本政府已表示将“全面配合法国检方的调查”，因为日本与欧盟签有刑事互助协议，如法国检方要求日方传讯相关当事人的话，日本就必须传讯其奥委会相关负责人，并获取相关转账记录，将调查结果通报法方。上月25日日本奥委会已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次日召开会议，就这一问题展开调查，在今年8月即里约奥运会前 必须拿出结果。调查组由立教大学法学教授、律师早川吉尚担任组长，另外还有律师和注册会计师各一名，日本奥委会的一名常务理事和东京都政府总务局审理部长 担任观察员。调查组预定调查对象在10人以上，调查范围不限于日本国内。至于“签有保密协议”的合同内容，调查组在研究以怎样的方式了解其内容。竹田在5 月31日表示，如果法国检方要求提供与新加坡那家公司签署的合同内容，将考虑恰当的提供方法。

但该调查组的调查对象并不包括陈东汉，因为“并无传讯陈东汉的权限，在将款项打入对方账户后，对方如何使用是无法核查的”。尽管调查组强调将“保持中立”，由于该调查组的成员由日本奥委会任命，所以其独立性在日本国内外都受到了质疑。日本刑法不像法国那样将民间人士之间的资金授受视为行贿，因此日本检方无法对此立案审查。虽然迪亚克动用东京奥申委的款项用于购买名表显然是不当行为，但如果东京奥申委不状告对方挪用资金，迪亚克就安然无恙。如果确实证明日本在申奥过程中行贿了， 则东京奥申委的相关负责人甚至可能被逮捕。这样，东京奥运会将会是怎样的前景，日本人想想就不寒而栗。

6月1日，竹田专程前往瑞士洛桑，在国际奥委会总部当面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相关申奥情况做了30分钟的说明，他本人认为巴赫已对此“表示理解”，接下去就等调查结果出笼。

此前，日媒还曝出“猛料”：2013年9月国际奥委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会议，投票决定202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前夕，东京奥申委算来算去觉得还差一两 票，于是又临时“紧急准备”了数亿日元用于最后时刻的“公关”，最终才化险为夷。同样，《周刊文春》最新一期也爆料：东京为申奥所支出的“公关费”根本不 止2.3亿日元。如这些情况属实，东京奥申委也必须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在日本视察期间表示，国际 奥委会和巴赫对此都高度关注。如果查实行贿的话，国际奥委会将对东京奥申委予以制裁。英国《每日邮报》此前报道称，如果坐实东京申奥的行贿丑闻，则 2020年奥运会有可能由2012年曾举办过奥运会的伦敦接棒。如果真如此，东京将创下奥运会史上的一个极不光彩的“纪录”。

日本奥委会眼下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体育界的信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以“安全、安心、可靠”为口号的东京奥运会，与重铸辉煌的初衷相去甚远。 本以为抱上了大金娃娃，孰料却是如此一个“烫手山芋”，安倍晋三也难辞其咎。他是当时东京奥申委的“总指挥”，直接从俄罗斯圣彼得堡G20峰会会场飞往布 宜诺斯艾利斯督战，为东京申奥最后拉票，他难道对这一切都不知情？一旦东窗事发，或许安倍的日子会非常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