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沈辉(右一)来到日喀则盲童学校，为全校学生、员工开展义诊活动。(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付鑫鑫

日喀则，藏语意为“水土肥美的庄园”，地处后藏地区，平均海拔3800米以上。刚刚过去的3年，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中山医院党委副书记沈辉，一直在这里默默奉献。他担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兼任日喀则市卫生局副局长，寒来暑往三载。沈辉说，他熟悉日喀则市人民医院123亩地、2.6万平方米建筑的每一个角落，熟悉5个对口支援县的卫生情况，他已经成长为一名新西藏人。

高反击不倒的上海“汉子”

初到日喀则，沈辉就遭遇“下马威”：胸闷气喘、胃肠道不适、失眠严重等高原反应困扰着他。“那段时间，几乎整晚都处在半清醒状态，第二天脸色不好，精神极差。”沈辉说，他的宿舍除了备有管道吸氧设备，自己还另购了一台制氧机。不仅有吸氧设备“催眠”，他还“藏”着6种不同类型的安眠药。其他的援藏干部戏谑地说：“这是每天要喝一份‘安眠药鸡尾酒’啊!”

“最开始，我每晚吃1颗安眠药，能睡三四个小时；后来吃2颗；再后来，混搭各种安眠药；最后，一个晚上要吃4颗安眠药……”沈辉说，作为医生，他很清楚混搭安眠药的危害，但为了第二天能精神饱满地工作，不得不如此。“曾有一位援藏干部在晕倒前下意识地喊出一声‘叫沈书记’。那一声呼唤，时刻提醒着我，我绝不能倒下，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我!”

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虐”？沈辉答道，还记得进藏第一天，他就听当地人说起“老西藏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那时的他还好奇，“老西藏精神”为什么要有这“五个特别”？　而一名援藏干部怎么做才能体现“老西藏精神”，而不是别人眼中的“过客”呢？

其实，自2013年6月进藏，已有5位上海援藏干部因病被诊断为不适合在高原工作，离开了团队，但沈辉始终没有放弃。在他看来，上海卫生援藏已有二十多年，当地医生少、专家少、护士少的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扭转。作为援藏干部，他们需要继续努力，也一直奋战在前线。举例来说，这3年里，在上海中山医院和儿童医院的全力支持下，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新建了内镜诊疗基地、新生儿诊疗基地和小儿髋关节疾病诊疗基地等，申请到2项上海市科委的子课题，完成8个临床科室的综合目标考核试点，并建起一套较完善的现代化医院信息系统。

“现在，新医院建设正在进行中，有望3年内建成。”沈辉开心地告诉记者。

病人将微信名改为“希洛”

装备“硬件”的同时，沈辉还在“软件”方面下大力气改革。刚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时，沈辉敏锐地发现，当地医院的绩效分配还在使用早就被淘汰的“收支结余提成分配法”，单纯以经济指标为中心。

2013年下半年开始，经过深入调研、分析各种数据、和科主任谈心，沈辉最终决定把上海中山医院的“综合目标绩效考核法”进行“微移植”。“综合目标绩效考核法”，即以医疗水平、服务质量、工作效率、科室管理和成本控制等为要素，对不同的科室采用不同的考核指标。其优势在于，将原本的“以经济为中心”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激励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医院运行效率，降低病人就医费用，使得当地医院从理念、思维上逐步和上海接轨，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此外，沈辉还充分利用大后方的优势，帮助日喀则的困难、危重病人转到上海就医。3年来，在他的帮助协调下，共有二十多位病人赴上海诊治。

年过半百的洛桑，2012年被查出酒精性肝硬化，2013年底因胃出血住院，命悬一线。洛桑去过西藏临近省份的大医院，当听说医治后一年内再度出血的可能性在70%以上，他深感绝望。沈辉得知此事后，迅速与上海中山医院介入科取得联系，为他建立一条通往上海的“生命通道”。2014年10月，洛桑在儿子的陪护下乘火车来到上海，当天入住中山医院介入科病房。手术后，洛桑恢复得很快。

“如今，洛桑和我已经成为好朋友。他告诉我，从日喀则到上海看病，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他感谢上海援藏干部和他们一起建设家乡，所有的藏族百姓都是受益者。”沈辉还说，洛桑将自己的微信名改成了“希洛”(藏语意为死而复生)，以示自己对上海医生的感激。

在沈辉返沪进入倒计时约2个月的光景，他惊喜地发现，宿舍书架上从上海带去、养了半年的两瓶绿萝生机盎然，与旁边照片上藏族孩子天真灿烂的笑容相映成趣。那一晚，他由衷地感叹生命的顽强与伟大。

返沪后，常有人问他为什么去援藏？　沈辉回答说：“我们援藏干部，就像绿萝一样普通而平凡、顽强而坚韧，只有吃得下的苦、没有过不去的坎。援藏充实了我的人生，磨砺了我的意志，使我结交了很多藏族朋友，也圆了我和西藏未了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