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贵州居民区业余联防队每天分时段、分小组在社区内摇铃并广播，协助治安管理，这一摇就是30年。袁婧摄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你可曾留意影视作品里那些摇着铃穿弄走巷、提醒大家防火防盗的“红袖章”？　在上海，他们有着真切的原型———贵州居民区里已经走过了30年的业余联防队。

贵州居民区，由北京路、西藏路、厦门路、浙江中路围出的一片近百岁的石库门老弄堂。历史上，这儿是需要靠金条作抵才能入住的高档住宅区；而今，那些年的岁月静好已被喧杂所取代。一切都在变———环境变了、居民变了，唯独这支“摇铃队”边摇边走过了30年，而近十年间，社区连续获得市平安小区称号，并获评平安示范小区。

站在城市更新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风口，这把铃接下来该怎么摇？

“摇铃队”成立30年的座谈会上，平均年龄已过六旬的队员，个个心中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30年走出了“说话的分量”

年近八旬的朱金山，曾任采芝斋上海厂厂长，目前业余联防队中硕果仅存的“开朝元老”。大概想着自己摇铃摇不了几年了，老朱的言语里尽是不舍。

老朱自小就长在贵州居民区，结婚生子也都在这里。这些年，很多有条件改善居住条件的老邻居纷纷迁出，但老朱没有动———不是差钱，他觉着自己的根在这里。

老朱回忆：最早的这片石库门几乎都是独门独户；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社区周边五金市场的露头，社区渐渐嘈杂起来———有居民把房子租给他人当店铺、仓库，外来人口也涌入小区。1986年，出于社区平安考虑，社区内13个党员居民自发成立了业余联防队。队员有教师、医生、国企职工等等。

那时，朱金山正值40多岁的壮年，白天厂里上班，晚上就按排班表在社区巡夜。巡夜通常在晚饭后，起初装备比较简单，就是边走边摇铃，后些年他们拎上了小喇叭，边走边喊：防火防盗，关好门窗。

整个贵州居民区共有22个弄堂口，一条条弄堂走下来，里外各兜一圈，刚好一个半小时。对于当年的朱金山来说，这不过是增加了些“活动量”。

但管过一家厂的老朱显然是不会满足于摇摇铃喊喊话的。有意无意间，他给自己“铺垫”出了另一条路：因长期穿巷而过，老朱在弄堂里居民里混了个“脸熟”，一次有两户居民因琐事发生争执，拉着路过的老朱来评理；老朱三言两语、左右斡旋，双方心服口服，“你为这条弄堂走了30年，你的话，我们肯定听得进。”

“将来走不动了，至少还能说得动。”想到自己还有别的出路，老朱难掩兴奋：这30年路没白走，至少走出了“说话的分量”。

献了青春再献子孙？

到明年，贵州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方皖瑾也要退休了。在老社区任职的近十年间，方皖瑾非常庆幸社区内自带天然“减压器”———业余联防队。几十年摇铃摇出的信任感，使得联防队员们在社区内有着非一般的威信。

目前贵州居委会共1900户人，户籍人口6600多，实际居住人口4000多人，其中外地来沪居民人数已经超过本地居民。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体系碰撞出了尴尬和龃龉。比如，商户与住户间的矛盾，居民之间的磕磕碰碰，还有不断穿插而入的违搭、群租等新问题。

上了年岁的老队员们依旧热情满满、扑在一线。更多情况下，他们及时调解、劝阻，“搞定”问题后，才向居民区党组织上报情况。

但是，这几年，光凭热情也越来越不管用了。

一方面，社区内居民流动性越来越频繁，短租多、长租少，很多居民住了没几个月，还没熟络就搬走了；另一方面，新涌入的居民年轻化明显，联防队员们很难和他们对得上话：你和他说群租，他和你侃共享经济；你和他说住宅堆物，他和你聊网店物流。

怎么办？

找人，找年轻人。但真的很难。

最近，老队员王士英说服自家儿子加入了联防队，但小伙子将来肯定不会在这个老小区里成家，只能先顶着干。联防队也曾吸收了近十位新上海人，但其中不少也因条件改善而逐步搬离了小区，回来执勤只能算作点缀性质。

究竟谁能来接下手中的铃？　当年献出了青春的老队员们，是否还能再献出子孙？严峻的现实面前，这成了他们心中无法言语的痛。

方皖瑾眼前的办法是在退休后来居民区报到的党员中选人。一批50多岁的阿姨、60岁出头的爷叔今年被充实进来。

“小老人”替“老老人”，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何保护好草根的坚守

业余联防队摇铃摇过了30年，这本身就是一种“草根的坚守”。当年应着群防群治要求发展而来的联防队，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是一种最原始的“自治”模式。如何保护好这份来自草根的坚守，如何在城市更新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当下，赋予其新时期的功能和意义？

这个话题，在贵州居民区所属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婷婷面前徐徐铺开。她说，地处上海原点的南东街道内，贵州居民区这样的老式小区很有代表性，居住密度高、居住条件困难，但里面还有一大批舍不得“老巢”、离不开的老居民。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与社区自然而然的情感联结之上，很多自治的萌芽破土而出，也被情感浇灌得郁郁葱葱。

比如，在承兴居委，有一个坚持了29年的弄堂运动会，从最初的“九子运动”热络邻里感情，逐步拓展为社区事务的自治协商平台；在顺天村，有个坚持了29年的“逢九回娘家”活动，每月九号召集搬离的老居民回来看看，不仅成了新老居民的情感枢纽，还不断将正能量输出至别的小区；在江阴居委，有个成立了16年的道德评议台，新老居民、大小事务，都在这个平台上协调、解决。

要保护，这是肯定的。张婷婷说，结合城市更新的大背景，越来越多的社区将融入新的城市肌理，其功能和面貌也将有所改观。比如，贵州居民区内的北京路，业态调整已列入日程，周边居民结构有望进入调整期，这也将从某种程度上缓解“摇铃队”人员流动频繁、新生力量短缺的困境。其次，街道将启动“家园意识”工程，作为社区治理的最基础工程，让更多“草根自治团队”走到社区治理的舞台中央，继续在社区中汲取养分，讲好老社区的新故事。

30年的铃，应该越摇越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