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丝绸路上，冬不拉的琴声依然回响。《最后的沙漠守望者》讲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克里雅人的故事。

 

 

 

反映福建宁化县“傩神”巡游民俗的《七圣庙》之一幕，导演朱靖江、鬼叔中。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拍摄的《难产的社头》之剧照，导演吴乔。

 

 

 

“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幸福。”《最后的沙漠守望者》导演沈鹏飞说。(均受访者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地图上，达里雅布依这个点似乎比沙砾还小。

 

可它偏偏就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塔克拉玛干沙漠以33万平方公里之浩瀚，被称为“死亡之海”。

 

“我是1985年出生在新疆的，之前我都没有想到在塔克拉玛干沙海之中会有一个叫‘克里雅人，的牧民群落，他们在那里世代繁衍。”《最后的沙漠守望者》导演沈鹏飞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上周日，也就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当天，这部记录丝绸之路遗存之一的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在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首播。去年年底，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授予这部纪录片2016年度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　(金帆奖)　高清晰度节目录制技术质量(专题类)一等奖。

 

“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对家园的热爱，这里见证了几十代人的生与死，直到现在，人们依然热爱并留恋着这片土地。”看过该片日文版的日本网友“紫阳花”留言说。该片日文版在日本NHK首播时，收视率高达1.8，可与国内大型综艺节目的收视率比肩。

 

影视人类学是一种借助影视技术为手段的，以人类学的学理方式对自身文化现象进行的关照。在上月举行的北京电影节上，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宣布将此片永久收藏。

 

“达里雅布依”是维吾尔语的汉语音译，意思为“大河沿”。而这条大河，就是达里雅河。它发源于昆仑山主峰的乌斯腾格山北坡，分别由库拉甫河和喀什塔什河组成，自南向北流去。在浇灌出于田县绿洲后，依然蜿蜒北进，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又滋润孕育出达里雅布依绿洲，就像它竭尽全力开出最后的生命之花，然后消失在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

 

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流传着现代的故事

 

沈鹏飞接到这个拍片任务的时间是2015年，当时他刚刚从西藏“漂”回北京，进入了北京电视台的新纪实传媒。

 

出生于新疆的他，可算是“疆三代”。他的奶奶是跟随部队“八千湘女下天山”之一员。2003年，18岁的他想看看天下有多精彩，来到内地读本科，之后走进了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因此，当北京电视台酝酿拍摄一部克里雅人的纪录片时，自然想到了对新疆风土民情较为熟悉的沈鹏飞。

 

但大漠深处克里雅人的生活究竟能不能拍成一部具有人类学价值的纪录片，还得去实地调研考察才行。

 

第一次踏进塔克拉玛干是在2015年的初夏。“达里雅布依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距离于田县城约240公里。我是早上6点从于田县城出发的，过了林业检查站进入沙漠后就没有路了，车必须沿着克里雅河往里开。翻过一个又一个沙丘，真的体会到了‘沙海无边’的感觉。车开了15个小时，到达里雅布依乡政府就是晚上了。”沈鹏飞回想起初见达里雅布依的经历。

 

“那里的沙丘有多高?”记者问。

 

“据说塔克拉玛干的沙丘最高的有300米左右，不过到达里雅布依的沙丘没这么高，平均50米左右。50米，在城市就是一栋十五六层高的楼房，要不断地爬坡、下坡，确实够嗨的。”

 

也许，正是这无尽沙海，才形成了此处独特的人文历史。今天的于田县，古名“于阗”。当年，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在西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有西州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足鼎立。此三国中，又以于阗王国的历史最长。这个由尉迟氏建立的王国，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到北宋，与中原王朝的朝贡不绝，其王朝至少跨越了13个世纪，无疑是我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王朝，相当罕见。

 

佛国于阗的历史大约持续到了11世纪初年，1006年，喀喇汗王朝的军队打败了于阗军队，将于阗的佛教寺庙悉数焚毁，于阗人亡命他乡。

 

“生活在达里雅布依的克里雅人是从哪里来的?”沈鹏飞对这个问题充满了好奇，“他们就是当年在沙漠中逃过追杀的于阗王国的后裔吗?”他在自己的《导演阐述》里写道:“他们自称克里雅人，外貌特征非常像欧洲人的相貌，大多数人都是绿色的虹膜，他们的祖先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生活在这里?是否是楼兰人的后裔?　达里雅布依是否还有更多的历史故事，需要我们去解密。”

 

要揭开这个历史久远的谜，决非一时之功，但沈鹏飞还是被在大漠深处“遗世而独立”生活着的人们震撼了。

 

“沙漠像一个严酷的母亲，给予这里的生命最恶劣的生存环境，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极端的干旱，随时淹没居所的流沙，然而在所有生命生存与否的临界点，又奉送了昆仑山最洁净的雪水，浇灌滋润。寄于天地之间，人的顽强与渺小，自然的伟大和残酷，人类为了生存繁衍的倔强抗争与真情付出，打动了我。在外人看来严酷环境中生存必然是残酷的，但这里并没有‘残酷的生活’，我感受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幸福，而且一切都这么简单。”

 

一个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现代故事，就这么在现代的4K超高清摄像机面前徐徐展开了。

 

他们的选择，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吗？

 

2015年10月下旬，沈鹏飞将《最后的沙漠守望者》　带到了东京纪录片提案大会。在入围提案环节，受到NHK的青睐，获得了部分投资，由此成为一部旨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合作纪录片。

 

去年，摄制组抵达了克里雅人世代居住的村落。在长达11个月的创作周期内，恐怖的沙尘暴、摄氏五十多度的酷暑和摄氏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让沈鹏飞他们体会到大自然的严苛。这个来自北京的年轻团队，很多人还是第一次面对诸多未曾预料的困难与艰辛。但当银幕亮起时，大漠向人们展示了它的辽阔，富有西域特色的音乐震撼人心:高高的沙丘上，牧羊人买提库尔班独自走来，“我天生就是牧羊人，我现在64岁了，14岁就开始放羊，50年来一直与羊为伴……”

 

纪录片以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式徐徐展开:夏天，库尔班汗家正在为他们的大儿子艾则孜筹办婚礼，第一个走出达里雅布依到乌鲁木齐上大学的女大学生库尔班汗也回家来参加哥哥的婚礼，然后是接亲和婚礼仪式;

 

暑假很快过去了，乡里的小学只有1至3年级，4至6年级的孩子要到于田县城去上学，10岁的约日尼莎汗要告别盲父牙克甫到县城去上学了。库尔班汗的母亲也为女儿做起了克里雅人传统的食物库麦其，她一面叮嘱女儿“你们不要像我们一样，一辈子做农民、牧民，你们当中能有一个有前途就好”，一面擦掉库麦其上的沙子;

 

秋天到了，买提库尔班又要赶羊到于田县城的巴扎去卖了，这是他第30次到县城去卖羊，每一次卖四五十头羊。为此，他要沿着克里雅河赶着羊群走9天，太阳第十次升起的时候，他到了县城。秋天还是挖大芸(又名“肉苁蓉”)的季节，约日尼莎汗的盲父牙克甫在沙漠里挖着大芸，这天他挖到大约50公斤，雇主给了他40元钱，而约日尼莎汗每月在县城上学的生活费用是300元;

 

又一年的春天到了，达里雅布依乡正在开大会，为了精准扶贫，县里给了120个安居房的名额。不用牧民掏钱，只要愿意到县城去生活，就可以申请一套房子，乡书记孟存录鼓励村民说:在县城打小工一天也可以挣150元，一个月可以挣三四千元。有的牧民表示愿意搬到县城去，但也有人故土难离，盲人牙克甫说:“我会永远留在这里，在这块祖先长眠的土地上。我不会抛下这块父母长眠的土地，如果我们离开这里，家园就会被沙尘覆盖;如果我们留在这里，这里就永远不会被沙尘覆盖，绿洲会一直充满水，永远不会消失。”

 

传统、现实和未来在这里交织，新的生命诞生与古老的葬礼，远处的星光与脚下的绿洲，留守还是迁徙?“他们面对的选择，其实和我们一样。”沈鹏飞说。

 

没纪录片的国家，就像没相册的家庭

 

 

 

李松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朱靖江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吴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中国影视人类学，大可期待

 

文汇报:“影视人类学”这个词，目前社会公众的知晓率还不太高。您认为，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影视人类学会在中国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中比较快地发展起来?

 

李松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件事。5年前，我听电视台的朋友说，“谁做纪录片谁死”，因为拍纪录片太不挣钱了。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视台朋友说，“我们要拍几个好的纪录片，不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收视率，只是为了美誉度。”因为现在很多人说，“我看电视只看纪录片，别的我不太爱看。”这说明什么?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社会的公共文化产品有了更多的期待，而这种文化期待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响应和关注。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会发生这个变化、影视人类学会兴起呢?30多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商品消费、时尚流行，而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整个社会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人类自身的历史和全球化下的秩序走向更为关注，这种人文关怀已经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关注，恰好和人类学的关注不谋而合。它采用一种严谨的、学理的方法来记录社会的文化现象，与娱乐无关、与赚不赚钱也无关，它是以学术的、历史的眼光来关注我们人类自身，这种关注关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体现了文化自觉意识下的价值关怀。

 

文汇报:我们该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水平?

 

李松:中国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晚，迄今为止，我们确实还不能说中国在这一领域是领先的，但我们对此完全可以充满自信。欧洲纪录片的发展其实与我们有相似之处，在好莱坞的商业大片称霸世界影坛的时候，欧洲推出了很多着眼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如何对待多元文化等宏大视野的纪录片，如《人类行星》，这无疑是对好莱坞为代表的流行文化的批判。我坚信中国在影视人类学上会有自己的突出贡献，完全不必自卑。我们中华文化的内在特质一定会在我们的影视人类学上体现出来，既然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水墨画、有《红楼梦》，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影视人类学优秀作品，在影视人类学领域里创造我们中国的文化表达和文化存在，对此，我们应当充满文化自信。我坚信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大可期待。

 

文汇报:据悉，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目前在对全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全面搜集、整理和典籍化出版的过程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影视等现代科技手段?

 

李松:我们中心的责任或工作就是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记录、保存、传承和传播。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我们越来越重视影像记录的重要性。历史上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文字或图画记载的，今天我们多想听听敦煌的乐音，多想听到李白、杜甫他们朗诵自己写的诗词啊，但都没能记载下来。难道影像不会成为新的国家典籍吗?　人类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视觉乃至听觉的领域是在不断拓展的。我个人认为，往后数一千年，人类的可视化的影音材料一定多于文字，肯定会在国家图书馆保存的典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在我们做的《中国节日志》和《中国史诗百部志》中，都设计了影像记录和数据库模块。我们所要做的是，保持我们内在价值体系的稳定，不能被市场和流行左右。我们只记录对国家、对民族有意义的事情，必须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

 

它是人类学的“公众桥梁”

 

文汇报:请您介绍一下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大体发展历程。

 

朱靖江　(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这得先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说起。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在“文革”中，人类学被贴上了很多本不该属于它的政治标签，这些扭曲的标签制约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以至于有的国际著名的大师，在国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敢说自己是人类学的学者，只能说自己是研究民族学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民族学是一类学科，而人类学则是二类学科。人类学的弱势，自然带来了影视人类学发展的滞后。

 

其实，影视人类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作为“民族志影像”在我国出现过。1957年，为配合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调查，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联手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进行摄制。从1957年到1967年，总共用电影胶片拍了15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民纪片”)。这些影片主要是作为内部的学术参考片，进行文献留存。到上世纪80年代后，我们把这些“民纪片”拿到国际上一放映，影响非常大，国外的有关影视人类学家说，没想到中国在那么封闭的年代，怎么拍出了质量这么高的影视人类学作品?

 

文汇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兴起，得益于哪些因素?目前，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态势如何?

 

朱靖江: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除了文化自觉的推动、影视技术手段的普及等因素外，还得益于人们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影视具有对当下文化现象的记录、保存、传播和传承等功能，这让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影视传达的信息更为直观，也更为“全息化”，因此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欢迎，如今广受社会欢迎的各种“表情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具体到影视人类学来说，人类学的著作即使汗牛充栋，非本行业的一般读者也不会去读它。而影视人类学则是人类学与社会公众之间最好的桥梁，社会公众通过影视人类学作品得以进行人类学方面的关注和思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南民族大学等陆续设置了影视(视觉)人类学课程。2015年，第一届“中国民族志电影展”在中国民族博物馆举行;去年，广西也举办了“广西民族志电影展”;今年，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电影展”正在积极筹办中，这两大民族志电影展已经成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重要平台。

 

它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

 

文汇报:听说您拍摄了　《花腰傣三部曲》等多部影视人类学作品，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您认为影视人类学作品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原则?

 

吴乔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人类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虽然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尚在起步阶段，但影视人类学在国际上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历程。上世纪20年代诞生的《最后的纳努克人》，说的是在北极圈内生活的爱斯基摩人，这是影视人类学开山鼻祖式的作品。影视人类学与过去以文本为主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相比，有一些明显的优势而受到公众的欢迎:首先是它非常直观地传递着人类情感和价值判断。如，拍摄《花腰傣三部曲》，我们只要用镜头，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就可以传递人物的喜怒哀乐，谁都可以看懂。其次，它传递的信息具有“全息性”。不仅可以告诉你主人公在做什么，而且他是怎么做的，他做的时候情绪如何，周围的氛围如何，甚至环境光线，都可以通过视频告诉你。再者，它可以浓缩时间的跨度。英国有部纪录片叫《56Up》，导演跟踪了几十个孩子的成长历程，每7年拍摄一次，从7岁一直拍到这些孩子跨入56岁。揭示了生命中时光真实的流逝，所以非常震撼。

 

因为上述特点，所以我们在制作影视人类学影片时，一般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首先是问题意识，或者叫“研究意识”。这是它和新闻纪录片的区别。新闻纪录片主要记录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而影视人类学的纪录片则是围绕一个社会或文化问题展开的研究。提出问题，并试图去回答问题;其次，应当有“解释性结构”。如，你拍一个少数民族的仪式，这个仪式中的每一个环节有什么文化含义，都要解释清楚;其三，调研的深度和素材的真实性必须坚守。调研深度与作品的价值呈明显的正相关性。人类学者拍一部片子，要求主创人员和拍摄对象共同生活一年左右。例如拍傣族的片子，最好在傣族的寨子里住上一年。因为经过一年四季，所有的生产生活步骤和寨子里的各种仪式，你都经历过了。研究者最好还要学会拍摄对象的语言。为了拍摄《花腰傣系列》，我就学会了傣语;第四，尽可能做到有观赏性，但不能为了观赏性而造假;第五条非常重要，就是要遵循学术伦理和道德，绝对不能伤害被拍摄对象。必须保护被拍摄对象的隐私，不能采用偷拍的方式。如果被拍摄对象不同意公映，应尊重被拍摄者的意见;最后，拍好的片子应当与被拍摄对象分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请拍摄对象成为知识生产的合作者，拍摄自己的生活，帮助人类学者从研究对象自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文汇报:据了解，现在拍纪录片，包括影视人类学范畴的纪录片在内，大多数是不赚钱的，那您依然全情投入的动力是什么呢?

 

吴乔:纪录片太重要了。过去人们认为纪录片传播的就是个知识，后来又追求艺术性，就是哪怕是科教片也要拍得“好看”;现在学界和影视界都认识到，纪录片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有句话说:“一个没有纪录片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相册的家庭。”而家庭相册，就是一个家庭的记忆、一个家庭里每个成员的生命记忆和情感记忆，我们必须这么认识我们拍摄的影视人类学影片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