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正秋

 

 

 

《姊妹花》片场，胡蝶与郑正秋

 

 

 

《难夫难妻》拍摄现场  本版照片选自本报资料

 

星宴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而7月16日，也是有“中国电影之父”美誉的郑正秋去世80周年。这位上海官商之家的逆子，一生钟爱戏剧，从票友、剧评家进而编导话剧，24岁时，他编剧并与张石川共同导演了《难夫难妻》，遂有第一部中国电影故事片。1922年他又与张石川等人共组明星影片公司，创办明星影戏学校，一身兼任编剧、导演和校长。他编导了《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40余部电影，在那个新旧交替风云变幻的时代，倡导戏剧成为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并为中国电影培养了蔡楚生、阮玲玉等一批人才。到1935年46岁时去世，他始终从各个领域进行电影的试验和创造，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更为中国电影民族化，开辟了一条道路。

 

——编者

 

官商门庭出了个逆子

 

郑正秋祖上是广东潮阳人，祖父郑介臣头脑活络，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他即举家来沪经商，在小东门开了家郑洽记土栈（鸦片批发栈）。当时小东门外的陆家石桥到北门外的三毛戈桥，是法国租界，这一带开设有很多客栈，街上常见长袍马褂的南方商人，倒卖烟土生意兴隆，郑介臣很快成为巨富。父亲郑让卿则走了一条读而优则仕的路途，以光绪间顺天府试进士第三十一名的资格，当过江浙盐运使，后调任三穗知府。

 

至于郑正秋的出生，一说是1889年生于广东潮阳；也有一说是生于1888年12月24日的上海——因郑让卿膝下无子，30岁上，在一堆男婴中选取了一个看起来聪明伶俐的，抱进家门为螟蛉子（义子），并按老家排行规矩，取名“芳泽”，号伯常，别号药风。对郑家来说，这个孩子给家里带来了好运，不久，母亲真的生下了一个男婴。但对孩子来说，从家人对自己的态度和外人的议论中，明白自己抱养的身份，是一件多么失落和伤心的事。

 

和一般官商家庭的孩子一样，郑正秋启蒙于私塾，老师是嘉定人庄乘黄。庄乘黄不仅国学功底深厚，教学得法，而且热心时政，曾参与编撰《疁报》，念念不忘当初清军入关后的“嘉定三屠”，对清王朝的腐朽有诸多看法。郑正秋与庄老师感情深厚，在后来创办新民演剧社时，还请庄老师为之编剧。

 

郑正秋小学上的是由英籍犹太人嘉道里创办的兼收中外籍子弟的育才公学，该校有英语教学，教育观念开放而严谨。这里的老师不仅有金发碧眼的洋人，还有剪了辫子的中国人，在当时的上海可谓摩登新潮。但1902年，这所学校竟然爆发了一场学潮，领头人便是14岁的学生郑正秋。

 

事起洋先生在课堂上体罚学生。本来在那个年代，体罚学生司空见惯。但郑正秋不服的是，洋先生不是一直教导学生平等、自由、博爱，但动辄体罚学生，平等、自由、博爱又在哪里？眼看洋先生到校长那里告状，郑正秋便也振臂一呼带着学生们冲进校长室，要求取消体罚。几天后，校长向教职员工和学生郑重宣布：“从今往后，本校取消体罚。”

 

虽然经此学潮，郑正秋成了学校里的小英雄，但消息传到家里，他便成了目无师长的逆子！按家里的意思，郑正秋将来是要接手家族的郑洽记土栈生意，让他上育才公学也是为了他学点洋文洋务，日后做生意能与洋人打交道。如今学业未成却学会了造反，与其被新学教得大逆不道，还不如约束在家，按部就班学做生意。一家之长郑让卿主意已定，不顾儿子百般不愿，硬是断了他的学业。

 

14岁的郑正秋成了郑洽记土栈的少老板，白天周旋于商贾之间，晚上则埋头读书。学校不能上，没有老师教，他就自己找书看，《推背图》、《左氏春秋考证》、《三国演义》、《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大革命家孙逸仙》乃至《再生缘》和各类唱本，逮到什么看什么。很快他的眼睛就近视了，小小年纪架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倒也平添几分老成。他还迷上了戏园子，一出《空城计》，光唱片他就听坏了5张。这个上海有名的戏呆子、戏园子里的常客，很快成了名角们的知音，名角们一看郑正秋到场，唱念做打一点儿都不敢马虎，怕这位行家瞧出破绽。一来二去，郑正秋与名伶交好的消息就传到了家里，这让郑让卿暴跳如雷。为了拴住儿子，他马上着手给儿子成亲，不料他一手包办的婚姻，结果却是儿媳妇也成了戏迷，小俩口天天看戏，有说有笑，成何体统。于是他又出了第二招，花钱在张之洞那里买了个“候官”的位置，逼着郑正秋立即去湖北任职。在湖北的两年，郑正秋官气没沾上，却以“宦海茫茫，不可以居”，不等实缺到手便洁身而退，回到上海，再入商场。

 

但他终究不是做生意的料。书生意气的郑正秋重义而薄利，一度名头响亮，但很快就被“朋友”给狠狠地坑了，土栈亏损好几万。至此，郑让卿为儿子苦心孤诣安排的“官商门庭后继有人”的计划，终告破灭。

 

从《丽丽所戏言》到《难夫难妻》

 

1910年11月26日，于右任主办的、以反清反外侮而立宗的《民立报》，破天荒发表了署名正秋的长篇剧评《丽丽所戏言》。《戏言》开宗明义指出戏剧的教育功能：“戏剧能移人性情，有俾风化”，指出演员的文化素养、思想品德直接关系到表演的水平——艺品系于人品。《戏言》于剖析、阐述戏曲表演的基本要素：声调、唱工、说白、做工的同时，对当时主要的戏曲演员一一分析评论，指出各人的表演特色，所长所短。《戏言》的发表在戏曲界引起极大反响，“誉满众口，传诵四座”。翌年2月，《民立报》正式推出戏剧副刊，郑芳泽正式以郑正秋这个名字，进入中国戏剧史、电影史。

 

当时的中国，政治上，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政府，文化上，上海得风气之先，不仅各种思潮频出，洋玩意儿也屡见不鲜，西洋音乐、话剧（当时称新剧、文明戏）经常上演，电影放映也已成常态。但那个时候，郑正秋对京戏的兴趣渐渐转向新剧，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部歌颂辛亥革命的长篇时事新剧《铁血鸳鸯》。在他看来，“剧场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也”，而新剧，就是他实践自己这一主张的阵地。适逢社会变革，新旧交替，民众走进剧场，除了娱乐消遣，也为议论时事，革故闻新。郑正秋以文明戏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与民众声气相投，甚得欢迎。欧阳予倩先生曾如此评价：郑正秋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作为文明戏的“言论老生”，他可以面对观众发表长篇“言论”，铿锵有力，娓娓动听，他能让全场观众鸦雀无声。

 

1912年，两个美国人——一个叫依什尔，一个叫萨佛，来到上海做保险生意，又从美籍俄裔商人布拉斯基那里接手亚细亚影戏公司以及一些电影拍摄器材，打算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干一票。但一住数月，不得门路。此时，正在上海洋行广告部就职并能说洋泾浜英文的21岁买办张石川，经舅舅介绍给依什尔担任顾问，他便与自己的朋友、能编会演还办戏剧报刊的郑正秋商议。

 

从1895年12月28日电影诞生以来，西风东渐，中国人也已经认识了这个新玩意儿。在上海唐家弄的徐园、泥城桥下的奇园以及天华茶园、四马路的四海界平楼、青莲阁茶馆，都早早有过影戏放映。北四川路海宁路口，西班牙商人建了个“维多利亚大戏院”专放电影，此后各种戏院也开始做起了放电影的生意。在北京，丰泰照相馆主人任景丰在1905年拍摄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利用露天广场和自然日光，拍下了京剧名伶谭鑫培主演《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历时3天，完成胶片3本，堪为大事。而现在有了外国人的资金和拍摄器材，郑正秋与张石川都敏锐地意识到了电影这个商机，一拍即合，随即组建了新民公司，专事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导、演业务，资金和技术、发行则由亚细亚影戏公司负责。

 

郑正秋专心开始准备电影素材。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已经深得观众好评的新剧《黑籍冤魂》。最初的故事来自清人彭养鸥的改良体章回小说，讲述一个富家少爷因吸食鸦片而负债累累终致家破人亡，最终被打入地狱的经历。事实上，郑正秋本人深受鸦片之苦。他小时体格羸弱，常有气急、腰痛，西医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和肾结石。痛时难忍，父亲竟以鸦片为他解痛，以致他小小年纪，已然毒瘾缠身。但鸦片在外国人眼里是赚钱的捷径，当然遭到外国老板依什尔的反对，依什尔说如果拍这个，他一分钱也不会投入。最后《黑籍冤魂》只能搁浅。

 

郑正秋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琢磨，想到了老家潮州一带的包办婚姻，便写了个《洞房花烛》的剧本，按照当时盛行的文明新剧的结构形式编写，用五场戏讲述一对门当户对但却不曾见面的男女，从媒婆甜言蜜语此欺彼诈的撮合开始，历经种种繁文缛节，择吉拜天地成亲，到洞房花烛始照面，新娘才发现新郎是个命不长久的病秧子。

 

1913年秋天，《洞房花烛》在上海开拍。场地是香港路（今圆明园路）1号亚细亚公司对面的一块空地，十分简陋，拿竹篱笆在路边空地围个圈，再在园内按一般的舞台布置，三面挂上幕布当作三堵墙，一个露天摄影棚就算搭成了。依什尔掌机摄影，郑正秋负责指挥演员，张石川负责摄影机摆放。演员都是来自新剧舞台，女角也由男伶扮演。

 

据当年参加拍片的民鸣社剧团的演员钱化佛回忆说：“民国二年（1913年）的秋天开始拍摄，规定每天早晨八时起化妆，九时拍摄。化妆也只是脂粉，没有其他东西。还有道具、服装，完全由民鸣社剧团搬来应用，以省开支。布景简陋极了，墙壁当然是模板搭的，壁上的衣钩咧，自鸣钟咧，都是画出来的。甚至有些新式几椅，租价太大，便托纸扎店扎束。外景十有八九在郊区一带拍摄，所费不多……”

 

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回忆说：“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化——这工作，现在最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做导演，但那时却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又说：“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当时还没发明四百尺和一千尺的胶片暗盒）。镜头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有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有趣的是，换胶片后在前一个镜头原角度、原地位再拍，有时相隔几小时，也有时相隔数天。于是，银幕上便常常穿帮：前一个镜头甲乙打架，后一个镜头甲的长袍“飞到”乙的身上，乙的短袄“上了”甲的肩头，又一个镜头，那长袍短袄虽已神不知鬼不觉的互换回来了，而乙已面目全非——因原来的演员未到不得不临时换人；不分白天黑夜，室内戏也是阳光普照；化妆胭脂白粉浓厚，以致常有眉眼难分；银幕上的人，时而飘飘忽忽，悠悠荡荡，时而乱碰乱撞，来去无踪——因那时的摄影机全靠人工手摇，快慢不定……

 

《洞房花烛》拍着拍着，郑正秋越来越从这喜闹剧里生出一股悲哀：此时大洋彼岸的妇女们在游行示威争取选举权，有的妇女勇敢地冲进赛马场，丧生在马蹄之下。而在中国，鼓吹了多年，百姓都不知道维护应有的权利，婚姻更是不能自主……拍到最后一个镜头，他把喜气洋洋的《洞房花烛》改名为悲剧意味的《难夫难妻》。

 

1913年9月中旬，一张巨幅海报提前半个月贴在新新舞台大门前，十分醒目，“难夫难妻”四个特大字体下写着：“9月29、30日，10月1日，夜场，8时开门，9时开幕，试映我国自己摄制的社会讽刺剧电影《难夫难妻》，不可不一饱眼福。”同时，《申报》在9月27、28日，提前两天就刊登了由郑正秋亲自拟写的广告：“亚细亚影戏公司厚资聘请新民社诸君扮演的中国家庭新剧《难夫难妻》，无不惟妙惟肖，尽善尽美，目睹该戏必定拍手叫绝，此由中国演剧摄制影片，均为海上破天荒之第一次也。”

 

9月29日，郑正秋来到新新舞台，此时剧场里已是人头攒动观者如潮，他倚在最后一排墙上，听到了观众那响亮的鼓掌声和喝彩声，激动不已。

 

当时的报纸报道说，在连续放映的60多天里，这部中国第一故事片引起了空前轰动，人们奔走相告，竞相观看。后来电影评论家柯灵认为，在描写包办婚姻方面，这部影片比胡适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还早6年，内容也比后者有深度。夏衍则称，它“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故事片自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