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8日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诞生115周年纪念。这位京剧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大家，一生只为一件事，将京剧艺术传承创新。他开创的马派艺术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京剧的界限。

作为一代京剧大师，“四大须生”之首，马连良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他出生于乱世，立志于少时，勤勉刻苦，宠辱不惊，一辈子恪守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他为人一生，谦虚好学，风骨傲然;为艺一生，桃李无数，功德楷模。

三赏儿生逢乱世小戏迷入科学艺

1901年2月28日，清光绪27年正月初十，北京阜成门外檀家道174号回民马西园家第三个儿子出生，小名三赏儿，这就是日后出科富连成、名满天下的马连良。此时，刚刚经受了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北京城风雨飘摇，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去了西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忙于同洋人议和，京城里百姓遭殃，人心惶惶。

马西园原本家业不薄，祖产有长顺茶肆，因其地处阜成门人来人往最热闹的门脸位置，西城一带便称其为“门马茶馆”。马西园颇有经济头脑，他琢磨着自己有两个兄弟入行唱戏，又与如日中天的谭鑫培素有交情，来往客人中梨园行家和票友不少，何不以京戏作为茶馆的特色?　于是由他兄弟出头邀请京剧演员和乐队帮衬，选了个好日子，打家伙开戏。从此，门马茶馆歌声不断、乐声不绝，快成个小戏馆子了。马连良日后曾这样说起自家的茶馆：“彼时海禁初开，科学未臻发达，初创留声机，人竟以为怪事。鄙肆曾以留声机——当时谓之‘话匣子，号召，售一满座，人各壶茗一瓯，中置留声机，咿呀啁折，高唱入云，众皆相视而嬉，此所谓‘话匣子卖满堂，”;“彼时凡有票友崛起，必先至‘门马，清唱，然后逐渐入阜成园，自是始来南城。”这阜成园乃是全国各路名角儿进宫承差之前试戏考内廷供奉的戏园子，连带着周边住户合眼睁眼都是京戏，个个会说会唱会掰扯。但历经1900年的义和团起事和八国联军入侵，到马连良出生时，阜成园已被一把大火烧的稀里哗啦。

随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要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大约每个中国老百姓要摊一两多银子，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业萧条。到光绪34年，门马茶馆已难以为继，全家就靠马西园推着轱辘车做小买卖过日子。7岁的三赏儿刚勉强读了两年清真小学，父亲就琢磨给他找个学手艺吃饭的营生。眼看这孩子痴迷唱戏，哼哼唧唧有腔有调，摇头晃脑有模有样，不如学戏吧。于是把三赏儿“写”给了花脸樊顺福做手把徒弟，规定师傅包教戏，徒弟满师后若干年内为师傅唱戏。但这位师傅有个不成器的儿子，儿子偷钱，徒弟挨骂。三赏儿愤然辞学。后经内行点拨，赶在过年前，投身了有“梨园界君子”美誉的叶春善主持的“喜连成”科班(后改名为富连成)，排二科“连”字辈。总教习萧长华先生为之起名“连良”，号“温如”，从此有了学名“马连良”。

喜连成坐科发奋马连良小荷初露

坐科学戏本是个极辛苦的事儿，从早上6点到晚10点，调嗓、练功、演戏、夜课，循环往复。先生眼里不揉沙子，学生稍有差错便挨打受骂，且一人有过全体受罚，逼着学生个个奋发上进。马连良刚入科班，年幼思家，学戏慢，常常挨打，越打越怕。旁人讥笑他念白“一嘟噜一块”，有“大舌头”之嫌。他于是发愤练功，得空便拿着一个粗瓷坛子，用嘴对着坛子口大段大段地练念白。好在他那唱京戏的叔叔教过他几招，腰腿功夫好，先生便让他跟随茹莱卿学武生，一出独角戏《石秀探庄》，手眼身法步处处到位，眼睛有神，脸上有戏。终于有一天获准上台，第一个角色是打旗的龙套。但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不但在台上精气神十足，而且爱琢磨，每次在开戏之前，无论自己在戏中角色的大小，他总是找时间把这天所要演的剧目，包括别人的戏，不分行当从头到尾地在心里“默演”一遍，做到心中有数才踏实……喜连成科班深受观众喜爱，常常一天在几个场子同时演出，主角来回“赶包”。这天赶巧开场演《天官赐福》，偏生缺一个天官，这天官是老生行，要唱一支昆曲，急迫之中，萧长华灵机一动，想到了这个总是悄悄默戏的马连良。于是他亲自把场，马连良居然把这个角色拿下了，观众喝彩连连。在萧长华的建议下，马连良顺理成章改学老生。这一改，改出了一个日后的须生大师，开创了马派艺术。

1910年，马连良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机缘，老生泰斗谭鑫培及有铁嗓钢喉美誉的陈德霖合作演出《朱砂痣》，向喜连成借要一名娃娃生，叶春善、萧长华不约而同想到了马连良。谭鑫培是慈禧太后钦定的内廷供奉，梨园行挑头的大人物，要求之严谨，非同寻常。偏偏《朱砂痣》　里的娃娃生与谭鑫培搭戏父子，失散、相认，唱、念皆吃重。在老师千叮咛万嘱咐后，马连良沉着上台，唱、念、走位纹丝不差，认父一场感情戏也相当准确。整场演出叫好不断，谭鑫培对这孩子也夸奖有加，说只要好好用功，将来一定是个当中间儿站着的好角儿。这一次演出对马连良的艺术生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谭鑫培老先生的唱和漂亮的身段无限神往，而对另一老生贾洪林的做派和念白，也从心眼儿里佩服。日后的马派艺术，正是从偷艺、师承谭、贾起步。

活诸葛一举成名二出科独挑戏班

1912年，喜连成科班因出资人变动，改名为富连成，马连良已经是富连成科班挑大梁的老生，叶春善、萧长华等先生亲自为他上课，不藏不掖，倾囊相授。除了本行老生，他文武俱全，甚至连老旦、丑角也能顶上。

他在台上帅气、漂亮，即便跑龙套，也透着与众不同的精气神。管衣箱的师傅知道，这孩子有个好习惯，一进戏园子，他就直奔后台，先在盔头箱里，仔细挑选一副髯口，亲自动手用热水把马尾儿做的髯口烫直了，再用铁丝篦子拢平直了，通顺溜了，然后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该穿的厚底靴拿起来，用刷子把那半箍截儿靴底刷得雪白。每天演戏分几个铜子儿，自己舍不得花，攒起来买茶叶送给衣箱师傅，好提前把要穿的行头取来，他自己动手将护领、水袖拆下，洗得白白净净，抻得严严整整。他发现自己的眉毛不齐，怎么收拾都会滋出几根岔儿来，虽然台下观众根本看不见，他却非常重视，请科班里的剃头师傅把眉毛全剃光了，再用墨笔描眉……

1916年马连良15岁时，富连成科班出了一件大事，萧长华要给孩子们排连台本戏《三国志》。这本是当年四大徽班之首的三庆班的看家轴子戏，一年只演一回。全戏36本，前24本已失传，后12本，萧长华早年在三庆班当娃娃生时工楷抄录过。后来为喜连成科班排戏，他又精心揣摩，去芜存菁，压缩成6本，可每天演一本。此时的马连良，已经功底扎实，不独把科班先生们的本事学好了，还痴迷谭鑫培、私淑贾洪林。在戏迷中，贾洪林人称“贾狗子”，马连良外号“小贾狗子”，颇得真传。萧长华为马连良分派的角色是诸葛亮的《借东风》。萧先生认为马连良之前在演《雍凉关》时唱得不错，于是特地为他加戏填词，量身定做，按照《雍凉关》二黄“倒板”接“回龙”转“原板”的路数，安排上一大段好唱，一段新的《借东风》“先天书玄妙法犹如反掌”就这样诞生了。演出当日，观众满坑满谷，掌声喝彩不绝，马连良与诸葛亮，就此融为一体，《借东风》一折绵延百年，至今仍是老生戏中的明珠。

1917年，马连良正式出科，加入自家叔叔的戏班去福建巡回演出。翌年，他返回北京，直奔富春班，要求二次坐科。面对这个闻所未闻的请求，叶春善不解，已然成名成腕的人了，放着大把银子不赚，这是唱的哪一出?马连良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我觉着光会唱当间儿的　(即主角)不行，还得会演边儿上的(即配角)，这次我回科班，就是想跟先生们专门学学二三路的活儿。我可以不唱，但我得会，将来有用。”叶春善闻听心中一个激灵，这小子哪里是准备着将来唱配角，他这是要“抱总讲”，就是学会整出戏里的各个行当角色，为了将来自己挑班排新戏呀。这学生不但有志向还有远见，当即应允。于是马连良白天跟着师傅学戏、演出，晚上辗转各个戏园子看戏，怕被人家发现说“捋叶子”偷戏，便提前揣上两馒头溜进去，开演时便躲在柱子后看。位于大马神庙的王瑶卿家是他常去求教之处，还有如日中天的余叔岩。余叔岩调嗓子时间多在半夜，为了偷师学习　《珠帘案》，他曾去余宅的墙外，从夜里两点站到五点，听他调这出戏。据说余叔岩知道后，曾经明白对马连良表示：“你不要只学我，而要按照你自己的条件向前摸索，闯出一条路来。”

马连良果真闯出一条新路来，3年后二次出科，辗转京沪，名满天下。他为人谦和，不仅与梨园行各个剧种的名角交好，也与文人墨客结谊，虚心好学。他向《京报》主编邵飘萍学习诗词歌赋，打开艺术视野。邵飘萍鼓励师承前辈的他要大胆走“自己的路”———其一，艺术要有个性，走自己本身条件与艺术相匹配的路，不要怕所谓“正统”势力的批评与指责;其二，伶人演戏不只是为了穿衣吃饭娱乐大众，更兼有高台教化之责任，要让老百姓懂得“抑恶扬善”的道理，看戏是最简单的办法;其三，伶人不是矮人一等的贱民，是应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中国的伶人若要不被别人看不起，首先要自尊自强，用艺术和德行征服旧势力。一席指教奠定了马连良日后的创新志向。可惜1926年春，邵飘萍被军阀以“宣扬赤化”罪名抓捕杀害，亲朋好友被令不准收尸，马连良却毅然前往法场收尸，让邵飘萍入土为安。

1930年，马连良在叶春善的指点、文人们的推动和观众“马迷”们的支持下，决定独挑戏班，9月26日，扶风社正式成立。

扶风社革故鼎新马老板氍毹彪炳

扶风社首演于北平中和戏院，剧目为独具马连良风格的《四进士》，标志着马连良独具特色的马派正式冠名亮相———马连良与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并称前“四大须生”;后三人去世，他又与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并称后“四大须生”。

马连良独挑戏班可谓水到渠成，自二次出科以来，他一直鼎力于创新。当时凡唱老生者，不论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马连良等均自称“谭派”，没人敢自诩独创本门流派。余叔岩号称“新谭派领袖”，言菊朋则冠以“旧谭派首领”，支持马连良的号称“马迷”。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观众群，尤以“余党”同“马迷”之争最为激烈。指责马连良“伪谭派”的，除了挑刺他的唱功，更反对他对行头、剧本及音乐的改良，因为谭老板从没有过这样的演法。面对“离经叛道”、“靡靡之音”的批评，马连良不为所动，他说学谭再好，也不能再造出一个“老谭”。继承谭派艺术，只有在宗谭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条件去演绎，才能使“派”真正地“流”下去。

和别的戏班不同，马连良宁可自己少赚，也要重金礼聘搭一流的班底，杨宝忠的胡琴，乔玉泉的鼓，加上刘连荣的花脸，马富禄的大丑，叶盛兰的小生，阵容强大，不仅吸引大量名角加入，就连普通的龙套演员也愿意来这里。但梨园行也流传一句话，扶风社的班不好搭，不但活儿要好，更得守马老板定下的新规矩。比如龙套，规矩有三：第一剃头，必须刮脸抹油彩化妆，不能跟在别的班社一样，灰头土脸地上台，没有艺术美感;第二洗澡，洗干净了再穿行头，再冷的天也不得穿棉衣裤，不能在台上显得臃肿、难看;第三穿靴，不能穿自家的便鞋，必须穿为他们特制的薄底靴，只有这样才能在舞台上呈现整齐划一、美观大方的效果。守

得住这三条，工钱另加。全体乐工也不再似以前坐在台上，而是另制纱壁，隐于其后。至于戏班流传多年的饮场打扇、随时上下，一概废除。用马老板的话来说，不管是打锣敲鼓还是举旗跑龙套，都是戏的组成，戏比天大。同时他也明确告诉各位，人必自重，方有上进之心。

扶风社搭班之难，用马老板的话来说，就是油滑取巧者、自以为是者、马马虎虎者、傻卖力气者，一概难入。他曾说：

“如某君与鄙人演群英会之孔明，至三人猜火字时，忽发现金制煌煌之戒指一枚，套在孔明之指上。鄙人不觉诧异，因此君既非坤伶，何乃以此示其阔绰。况孔明不单是一男子，且为千古贤臣，此时羽扇纶巾，而手带戒指，若孔明浮华如此，鲁肃尚不该戴金项圈乎?后又与此君演甘露寺，及至刘备匍匐膝行时始发现此君未穿彩裤，着一杂色之便裤，语其材料，则京市所以讥诮‘穷人美，之‘唾沫葛，也。鄙人以为刘备如此之膝行狼狈，已是唐突古人不浅，乃更穿‘唾沫葛，裤子，则刘备更成何如人矣。遂以言规劝，此君始尚犯僵，然终以鄙人之言为有理，后乃不再犯此情形。”

“如某君与鄙人演一家庭伦理剧，鄙人饰夫，某君饰妇。二人因事争吵，鄙人正有大段念白，某君忽掉头去饮场，鄙人竟致自捣鬼话，心中实为怏然。其实在此剧中，鄙人之唱念较之某君多至数倍，某君之嗓，素亦圆润，决不至竭蹶。此种举动，除京谚所谓之‘要菜，外，迨绝无第二名词也。”

对于自家班底，马老板要求更严，族兄马春憔在《三顾茅庐》中饰关公，演到后面没关公的戏时就按老例自顾下台卸靠;师兄弟刘连荣饰张飞，负荆跪地，因箭衣底襟略有不适，检场人竟上前代为整顺……这些在别的戏班司空见惯的积习，在扶风社就是事故，熬心整肃，绝不姑息。

“真动心”表演真谛“假作真”处处考究

马连良的马派之所以独树一帜，唱腔、念白推陈出新不拘一格，也在于他的表演感人至深。他曾说：“人知演戏须手口相应，不知尤须‘心面相应，也。此其大旨有三字诀，则为‘真动心，……即以台上之古人为真我是也。以群英会为例，如饰鲁肃，则真动为友着急之心，饰孔明，则真动虔诚祈祷之心，苟所动之心无误，则面上之表情，亦必能立竿见影，形与俱化焉。”

他又强调“此种动心，必须为戏中人而动心，非为一己之表演好坏而动心。”以抖髯为例，抖得好不难，抖得准则大不易。“如演《马义救主》之滚钉一场，被四校尉围架，手扶钉板，向闻锣鼓声催，脑中辄嘤然一声，头已麻木，颌下之髯口，亦不知是否仍旧抖动，然鄙人无暇顾及也。《一捧雪》之法场亦然，如醉如痴，面无人色，仿佛气短神虚。此情在观众或不尽知，内子慧琏则深知之，每劝鄙人以不必如此傻卖力气，因身体亦须自保。鄙人亦非不知自爱精力，无如每演皆然，盖亦见景生情，初不自知耳。”

马连良一生致力于京剧艺术推陈出新，经他改编整理的剧目和创作的新剧，数量之多，连他自己也屈指难算。一方面他不拘剧种，不拘行业，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一方面又挖掘本行老戏，重新审视推敲。经他整理改编的《一捧雪》、《苏武牧羊》、《楚宫恨史》、《鸿门宴》、《羊角哀》、《借东风》、《甘露寺》、《四进士》、《三字经》、《清风亭》、《大红袍》等等，都细细地按照人物性格条分缕析，剪裁布局，丰富情节，新设唱腔。同时，他对于剧中历史人物塑造，坚持史实为据，多方考证，不仅人物、故事有出处，连带化妆、衣饰、道具也要“近真复古”，参考当时画图“若古之十八学士登瀛图、麟阁功臣图、睢阳五老图以及锁谏图与后之各代名臣家藏喜容画像”及舆服志等，结合剧情人物，一一设计，成为中华艺术宝库里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