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青海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

 

 

 

成都北路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三曾里遗址纪念标志(本版图片均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上海。兴业路上那座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便是她呱呱坠地的地方。

 

明天是上海解放67周年纪念日。1949年的5月　27日，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宣告解放。

 

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同时也是党诞生前的孕育之地和诞生后的早期活动中心。据史料记载，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瑞金，在近12年的时间里，除了有几次短暂的迁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在充满艰险的岁月里，许多隐蔽战线的英豪怀着坚定信念，以自己的顽强不屈和机智勇敢，为确保党的秘密机关安全立下了不朽功勋。

 

“三曾里”：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召开过十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前四次会议中，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秘密召开，而“三大”则是在广州召开的。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这次会后不久，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又迁回了上海。原香山路　(现临山路上)　上的“三曾里”，便是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的所在，这里是党中央高层领导商议大事的重要场所。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开通，华南的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地方党组织联系十分不便。经过讨论，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局迁至产业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的上海。可是，那时正值“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不久，上海到处是血雨腥风的景象，要找到一处严密蛰居的办公场所谈何容易!　中央执行委员王荷波经过反复勘察，发现公兴路与香山路　(现临山路上)交叉的地方有个小弄堂，里面只有三个门牌，因为原来住着三户曾姓人家，俗称“三曾里”。这里距北火车站几百米，虽地处华界，但道路纵横交错，与外面通讯联络较为便利；且周围的住户全是居民百姓，便于隐蔽。凭借长期地下工作的经验，王荷波看中了这块地方，他大胆地租借了其中一幢两厢房的石库门房屋作为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点。7月份，中央局5名成员除谭平山留驻广东外，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等先后来此办公。

 

这是一幢两层的房子，上海话称两楼两底，楼上楼下共八九个房间。毛泽东、杨开慧住在楼下前厢房，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和妻子向警予住楼下后厢房，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罗章龙住楼上。为隐蔽起见，住在这里的“三家人”对外称“王姓兄弟”，向警予是“户主”，门外挂着醒目的“关捐行”招牌，以为海关进出口货的客户填写报关单作为他们的职业掩护。去过的人说，这三兄弟待人接物温和有礼，报关填写细心周到，只是有些腼腆，不爱多话，他们的家眷也不喜欢抛头露面。

 

在“关捐行”不紧不慢的节奏中，真正的“三曾里”却是一派繁忙、朝气蓬勃的景象———住在这里的革命家们每天要阅读　《申报》《新闻报》　《密勒氏评论报》　等十余种中外报纸及杂志，关注全国的政治动向，同时和时常过来的陈独秀、王荷波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制定文件、草拟决议，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向导》　撰写文章，往往连续工作、静思澄虑直到深夜。但是，所有同志都不觉得疲惫，也从不松懈。据罗章龙在　《椿园载记》里回忆，经常到三曾里来的有王荷波。共产国际代表亦常派人来此联系工作。恽代英当时是青年团书记，中央开会他也要来列席会议。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常来此办公，他的寓所虽在法租界渔阳里，但这里专门为他留了床位，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此留宿。

 

由于人员往来的频繁，这群年轻的革命者约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纪律：不准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街上游逛等。有一次陈独秀的爱人高君曼来找他，由于管事务的人不认识她，也被拒绝入内。正是因为钢铁般的纪律，这个隐蔽的中央局机关持续约一年两个月时间。

 

1923年9月到1924年上半年，“三曾里”成为中央高层领导集体商议党内外大事、推动革命运动的重要集结地，从这里发出的中央通告和文件数量多，涉及内容广，为指导国共合作及发展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当时中央局的一般信件仅署名中央的代号“钟英”，正式发出的中央文件由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署名方能发生效力。如第十三号通告，文末的署名委员长T.S.Chen为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ODshan-Lung是代理秘书长罗章龙的德文签名；第十五号通告，文末署名委员长　T.S.Chen，T.T.Mao则是时任秘书长的毛泽东的英文签名。

 

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时，“三曾里”不幸被炸毁，但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燃起的星火之光却长久不灭。

 

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对外是“福兴布庄”

 

在地处上海闹市区的云南中路上，有一排坐西朝东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沿街楼房。这排房屋，现在看上去极为平常。但在8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设在此，这里也是目前所知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1927年4月，因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暂移武汉。同年秋，由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任务落到了当时担任中央会计的熊瑾玎身上。那时，熊瑾玎恰巧因湖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来到上海寻找党中央。据熊瑾玎的　《自传初稿》　记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跑马厅口　(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　看有一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可由一个很肮脏的小巷子出进，全部楼面三大间，正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之用。”

 

当年，上海四马路　(今福州路)　的天蟾舞台，是“江北大亨”顾竹轩开办的一座戏院，每天观众熙熙攘攘。其隔壁即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房子内侧的房门与天蟾舞台的楼梯相通，人员可随时从天蟾舞台撤离；楼下是二房东周生赉开的生黎医院，求诊的病人进进出出，正好可以掩护中央领导人在此接头。于是，熊瑾玎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他经与周生赉商量，顺利租下楼上的三个房间。

 

在鞭炮声中，“福兴布庄”正式开张。党组织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为他物色了一位“革命伴侣”———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朱端绶表面上是“老板娘”，实际上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和机关里的事务工作。朱端绶在《自传》　中这样写道：“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这里一共三间房，外间办公，内间是卧房，后房是厨房。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我每天吃好晚饭，做好我应做的工作，就到内房把门拴好，自己看书学习。”

 

由于保密措施严密，在白色恐怖中，党在这处秘密机关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　《红旗周报》，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彭湃、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李维汉、邓小平等经常在这里秘密办公。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维汉回忆：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六大”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坐在小桌子旁记录。

 

在特务横行、到处追捕共产党人的黑暗年代里，党中央领导机关从1928年开始，就一直设在这所闹市中心的房子里，直到1931年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得到情报后，采取果断措施，才搬迁他处。据房东回忆，搬迁后的第三天，特务机关就派人前来追捕了，结果自然扑了一个空。而原为假扮夫妻的熊瑾玎、朱端绶，由于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后来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撮合两人真正走到一起的是周恩来。朱端绶在　《自传》　中写道:“瑾玎对我一往情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来做我的工作。同瑾玎一起‘生活’了3个月，我看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真心实意的人，而他从来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他的言行感动了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周恩来极力促成我们，要瑾玎请客。就在1928年中秋节那天，我们在四马路‘陶乐春’请了一桌客。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的还有李维汉同志。从此我和瑾玎携手前进，并肩战斗了45年。”如今，这里虽已变成普通民居，往日的奋斗岁月却永镌史册。

 

19年，十多人用生命守护党早期的“一号机密”

 

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如今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号机密”，在中共内部被称为“中央文库”。这些档案有2万余件，几乎集中了党的“六大”以前所有的重要文件。从1930年中央文库正式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19年的岁月里，先后有10多位同志及其亲属用鲜血和汗水，让它们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围剿下的上海奇迹般完好保存了下来。

 

1930年，鉴于各种文件积累越来越多，中共中央在上海戈登路　(今江宁路)　文余里专门设立了文件保管处，从属中央秘书处。1933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出于安全考虑，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无法随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接受了为党保存中央文库的任务。为掩人耳目，他们在党的资助下，开了一家湘绣店。白天穿着入时地经商，到了晚上，则反锁门窗，通宵达旦地整理党的“一号机密”。他们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稿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又把原有文稿纸的空白边剪裁下来，目的是便于中央文库的保存和转移。

 

自从接手保管中央文库后，陈为人深居简出，对外由韩慧英出面，与她保持单线联系的是代号为“张老太爷”的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除此之外，如果在陈家—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党内同志，也必须立即转移，以保证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党内虽有不少同志知道有一个中央文库，但从不知文库的具体位置。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夫妇俩甚至在家里搁上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叮嘱：一旦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

 

1935年，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疯狂搜捕地下党人，环境一天比一天严峻。一天，韩慧英像往常一样，去法租界雷米路　(今永康路)　给“张老太爷”送文件。不料，由于叛徒告密，“张老太爷”被捕，她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韩慧英和丈夫陈为人有约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她不回来，就意味着出事了。左等右等未见妻子回来，陈为人感到不妙，马上转移中央文库。按照党的规定，存放档案的地点必须是单幢房屋，可是要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房子实在不易。他想尽办法，最后找到小沙渡路　(现西康路)　合兴坊15号一幢免铺保的两层楼房，每月租金30块银元。这对陈为人来说太昂贵了，但他还是咬咬牙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了下来。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断了经费来源。要交房租，还要抚养3个未成年的孩子，陈为人只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他把二楼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不能动，得维持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陈为人买了一条干鱼，不过，不是用来吃，而是给人看的。他在楼下的厨房里把红薯烧好以后，每次在上面盖一片干鱼再端到楼上。这是做给房东看的，等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馋。因为，鱼片是个“道具”，明天还要接着用。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孩子们饿得哇哇哭；陈为人由于缺乏营养肺病复发，不停地咳嗽，没钱到医院治疗就只好吃生萝　卜。尽管如此，陈为人依然孜孜不倦地整理文件。过了几个月，妻妹韩慧如接信从河北来上海，帮助陈为人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每当晚上孩子们安睡，陈为人常抱病打开箱子，请韩慧如一起上下翻动，防止文件受潮发霉。同年底，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因坚称自己是走错门户，敌人找不出破绽，便把她释放。

 

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陈为人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有所缓解。但那时他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党组织鉴于其健康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给中央特科。陈为人移交中央文库的时候，他已保管了4年的时间。在这4年里，他硬是将20多箱的文件压缩到6个皮箱中，并将文件按作者、地区、时间和标题编写目录、分类装箱。为了便于查找，陈为人还写了“开箱必读”。1936年底，他把最后一箱文件移交完，回到家里以后，人就瘫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吐血，不省人事。1937年3月12日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此后中央文库一直处在周恩来及中央特科的领导之下，并有多人参与保管这批重要文件。在那个严酷年代，文库多次面临极度危险的境地，被不停地辗转转移，屡迁库址，保管者也数易其人，但最终在共产党员的手中安然走进新中国。

 

1949年9月，当参与保管的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整个“中央文库”护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时，人们发现，全部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如今，这批“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收藏于中央档案馆，它们成为研究、编写早期党史、军史的重要资料。

 

相关链接

 

部分在沪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　(也被称为“中央办公厅”)，1928年夏至1931年春设于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　(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1928年夏至1931年春设于上海北成都路丽云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号)。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1928年夏以后相继设于上海青海路善庆坊　(今青海路19弄21号)、小沙渡路遵义里　(今西康路24弄11号)。

 

中共中央特科机关，1927年11月至1931年4月相继设于上海麦特赫司脱路郑家巷　(今泰兴路383弄83号)、武定路修德坊6号　(今武定路930弄14号)。

 

文汇报记者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