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毛姆

晚年的毛姆在自己的塑像前

本报记者　陈晓黎

今年文学出版市场上，去世50周年的毛姆是被争抢的“富矿”。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傅惟慈先生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十几家出版社也纷纷推出毛姆的小说，仅《月亮和六便士》在今年年内已有十余个版本出现。舞台上，根据《月亮和六便士》　改编的同名话剧也隆重上演。虽然毛姆身后的这50年沧海桑田变化飞快，但毛姆依然有着跨越时代的魅力。

作为律师的儿子、贫民医院的医生、战争中的间谍，毛姆有着敏锐而理性的洞察力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笔就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犀利地剖析人性的各种病灶，他用他的几百部小说、戏剧，展示了一个喜怒哀乐的人生世界，指引读者从满地的六便士中抬头看看天上的阴晴圆缺。

上流社会的孤儿

1874年1月25日，法国巴黎，正是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和二月革命之间短暂的平静期。位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英国大使馆二楼，人们兴奋地迎来了一个男婴的诞生。这个婴儿的父亲名叫罗伯特·阿蒙·毛姆，是大使馆的法律官，一个参与创立了英国律师协会的工作狂；婴儿的母亲名叫爱迪丝·玛丽·斯勒尔，是一个五官精致、举止优雅的美人。这个取名为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男婴是他们的第四个儿子。

毛姆家是巴黎上流社会有名的社交沙龙，丈夫见多识广，妻子温婉动人，家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政府高官、艺术家、各界名流都是座上客。哥哥们都在英国贵族学校读书，小毛姆自然成为家中的宠儿。每天早上，都有一列驴子排着队停在他家门口，好让厨子挤出一盆新鲜驴奶。虽然有一个法国保姆和一个英国保姆照料，但小毛姆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母亲待在一起，即使家中宾客云集，他也会被母亲抱出来炫耀，和高谈阔论的大人们一起享用下午茶。会说法语、英语的小毛姆可爱聪明，常常收到客人们的礼物。一次一位夫人竟送了他20法郎。这个还没有桌子高的小孩，居然不假思索地提出用这笔钱去大剧院看一出歌剧，坐在剧院衣冠楚楚的大人们中间，激动不已。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多久，在8岁生日刚刚过去的6天后，母亲就因为难产，离开了人世，给小毛姆留下的是一缕长发和一张他后来终生都摆放在床头的肖像。这是毛姆一生中第一次面对生离死别。两年后，父亲也离开了人世。并且因为执意要在巴黎郊区建造豪华别墅，耗尽了大部分财产，只给每个儿子留下1000英镑的遗产。毛姆被送回英国叔叔家中。与3个兄长不同，毛姆还从没离开过法国，英语也并不流利。叔叔是位牧师，性情严肃拘谨，婶婶则以他唯命是从，他们没有孩子，日子单调而乏味。在那里毛姆过着与巴黎迥然不同的生活，他曾日日与达官显贵饮茶歌舞高谈阔论，如今却看着一家之主的叔叔为生活谨小慎微地与乡绅地主周旋。他开始出现口吃，遭人耻笑，渐渐变得离群索居，沉默寡言。在家的时候，他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在满墙的书籍中忘记烦恼。15岁，他因为胸膜炎离开坎特伯雷国王学校，次年远赴德国，在海德堡一位教授的公寓里，和来自美国、法国、希腊、中国的室友一起学习德语。除了日常的阅读写作，他们经常到海德堡大学去听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讲课，渐渐地，他开始阅读起了叔本华的著作。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正好使经历了父母亡故的毛姆产生了共鸣，叔本华的哲学理论解除了毛姆对母亲的离世所背负的莫名的罪恶感，毛姆将叔本华的论点作为自己的信条，认为只有像艺术家这样超脱的人，才能将自己从人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还经常结伴旅游，激烈地讨论艺术、文学及神学。在德国的2年，大大的打开了毛姆的眼界，激发出他的想象力，他迷恋歌德，崇拜正移居德国的易　卜生———一次路边偶遇正蹙着眉头喝酒看报的易　卜生，令他终生难忘。

贫民医院里诞生的作家

回到英国的毛姆坚决不肯顺从叔叔的安排读牛津大学，他先是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帮差，后来进入伦敦为贫民服务的圣托马斯教学医院学医，一边应对繁重的学业，一边坚持每周看一次戏、每晚在本子上记下大段大段的观察和感想。3年级时他开始实习，3个星期里接生了63个婴儿。5年后毕业，拿到了妇产科执业医师的铁饭碗。此时，他的口吃依然不见好转，对大多数人而言，如呼吸般轻而易举的事，却能把他那紧张的神经撕成碎片。但口吃也迫使他长期陷入深度思考状态，他知道相比做一个跟人打交道的医生，他更应该做一个独立写作的作家。他从15岁就开始写，虽然鼓起勇气寄出去的剧本被剧院退了回来，但他可以写小说。

1897年秋天，毛姆的小说　《兰贝斯的莉莎》　出版了。故事取材于他在贫民医院和出诊贫民窟时的所见所闻。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故事和冷静且毫无矫饰的语言，虽然让一些“正经绅士”不舒服，但他获得的赞誉远远超过批评，初版2周即售罄，甚至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修士把这本书作为星期天布道的题材。毛姆，这个刚刚毕业的医生，决心放弃医师从业执照，从此以写作为唯一职业，“要把自己印记在这个时代上。”

《兰贝斯的莉莎》　之后，毛姆又经历了差不多10年的磕磕绊绊，他写小说写剧本，日子过得捉襟见肘。1906年，正当他怀疑自己要不要回去做医生的时候，他那部被18个剧院经理拒绝的剧本　《弗雷德里克夫人》，阴差阳错地获得了上演，原定6个星期的演出，居然欲罢不能，伦敦西区的5家戏院共演了422场。成功来得就像滚雪球一般，踏破门槛的经理们甚至将毛姆压箱底的退稿都高价收购。1908年，伦敦西区的剧院里，竟然同时有4部毛姆的作品在上演。他的名字出现在节目单、广告栏及公共汽车上，毛姆几乎是无所不在。当时的一本杂志上还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萧伯纳咬着指甲站在毛姆4部话剧的广告前。

上了纳粹黑名单，随身带着自尽的毒药

1914年初夏，毛姆写完　《人性的枷锁》，正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度假。6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年龄太大不能入伍，但他给海军部首要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写信，请求这位好朋友满足他上战场的爱国热望。回信还没来，红十字会正在招募人员赴前线，他立即报名成为一名随队翻译。在那里他发现前线更需要司机，又返回英国学习驾驶，两周后再赴前线。

这是一份艰险的工作，他的任务是运送伤员。天黑出发，头上有炮火、照明弹，地上是坑坑洼洼的弹坑，将伤员抬上救护车送到战地医院后，他还主动参与救护。

1915年，因为女儿出生，毛姆离开救护队，却奔赴了另一个战场———英国情报头目威廉·怀斯曼与毛姆家是世交，他深知以毛姆作为知名作家的名望，又通晓6种语言和欧洲各地的风土人情，几乎具备了一流间谍所需要的全部条件。毛姆被派往瑞士去接替一个受了惊吓的情报员，代号“萨默维尔”。作为战争的中立国，瑞士就是一座“国际岛”。著名的欧迪翁咖啡馆里，每天来来往往着各国记者、外交官、艺术家。这里就是毛姆的“战场”，一张报、一支笔、一杯咖啡就是他的武器。他的任务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作家的身份收集情报。“在这里工作唤起了我心里的两种灵感，”毛姆在回忆录中说，“我学会了如何误导跟踪者，学会了谍报员如何在难以置信的场合以机密巧妙的方式交谈、以神秘莫测的方式传递消息或将情报带过边境。毫无疑问，这些方式既重要又必要，而且酷似小说情节，经常将我带离战争的现实。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写书的素材，或许将来哪天我能够用上。”

1917年3月，俄国沙皇正式倒台，新成立了临时政府。作为英国情报部门的高层，威廉·怀斯曼开始策划寻找合适的人选，到彼得堡去。他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还是毛姆。

毛姆是6月从纽约动身的，先飞东京，坐船到海参崴，在那里与同伴接头，然后坐火车到达彼得堡。他的任务是将一大笔钱交给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克伦斯基，劝说他尽量让俄国军队留在战场上。在俄国，有一个黑发美妇人是他的密友，无政府主义王子彼得·克鲁泡特金流亡英国时生下的女儿莎莎·克鲁泡特金，她为毛姆出力，帮助他接洽上了克伦斯基。

一见到驰名遐迩的大作家，克伦斯基非常兴奋，兴冲冲地要听他在世界各地的见闻。交往了好几天，正事儿竟然谈不上几句。毛姆发现克伦斯基难当大任，他缺乏政治家需要的人格魅力和想象力，身体羸弱，胆小犹豫。更糟糕的是，克伦斯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身边围绕着的是一群谄媚之徒。毛姆用密电把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发回英国，明确断言，布尔什维克必将获胜，不论是在宣传还是在组织上，协约国都无力阻止这一时刻的到来。

大战结束后，毛姆写出了一本小说《英国特工》，主人公艾兴顿就来自他自己的真实经历。本来在毛姆的计划里，“艾兴顿小说”会成为一个系列，但丘吉尔阻止了这个计划，在读过手稿后，他警告说小说内容违反了政府的保密法。尽管毛姆烧毁了其他还未出版的艾兴顿小说，但　《英国特工》　依然是间谍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作品。直到1953年，同样是作家出身的英国情报局间谍伊恩·弗莱明，开始出版　《007》　系列小说并经由电影风靡世界，主人公詹姆斯·邦德风度翩翩、智勇忠诚、玩世不恭的英国绅士形象里，多少也有毛姆的影子。

二战爆发前，毛姆住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自己的庄园莫雷克斯。因为参与援救一位被纳粹剥夺国籍又遭法国拘留的作家，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毛姆应对可能被德国人抓走的办法是随身带着一小瓶毒药，依旧闲适淡定地接待着各方宾朋———“过得舒服快乐，就是对纳粹最好的报复”。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他立即要求重操旧业，不等批复就赶去巴黎搜集资料，写了　《战斗中的法国》。他预言郁金香花开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完蛋。他甚至订购了两万个郁金香花球，要使莫雷克斯成为一片花海。然而他还没有等来郁金香，德军就侵占了比利时、荷兰，毛姆哭了。他辗转威尼斯，挤在难民中登上了一条运煤船。回到伦敦他再度向情报部门请缨归队，最后被派去美国“游说”。一出纽约海关，毛姆立即要了杯老式波旁酒，无限享受地啜饮起来，接着从背心口袋里掏出这几年一直跟随着他的一小瓶毒药，摔在地上踩个稀烂，说：“现在我不需要它了!”他一边到处演讲，游说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一边继续写作。1944年4月，《刀锋》　在纽约出版，7月在伦敦出版。

既风光又难堪的80大寿

1944年1月，毛姆70岁生日那天，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在欧洲大陆，他们有一个可爱的习俗，当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到了70岁，他的朋友、同事、弟子　(如果他有的话)　就一起写一本散文集向他致敬。”然而当时正是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954年，毛姆80岁了。专门负责出版他作品的海涅曼公司委托小说家乔斯林·布鲁克编一本向毛姆致敬的文集。布鲁克很敬业，他向很多当年最优秀的文学界人士组稿，有诗人、出版商、小说家和评论家，但都被他们一个个礼貌地回绝。只有两个人接受了，他们是安东尼·鲍威尔和雷蒙德·莫蒂默。但两个人写显然不够，布鲁克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当时英国文学评论界对毛姆的轻视显而易见。除了文人相轻的那点说不出口的尴尬———他的作品数量太多且畅销世界，是一个“趴在百万销量上的老鳄鱼”，收着高得令人咂舌的稿费和版税，也因为毛姆的个性。尽管早在1935年，法国就因毛姆在文学领域的贡献向他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他的母校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他名誉校董称号。但他毕竟居住在法国，大部分时间在世界各地旅行，与英国文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疏远。传说中他在法国的生活奢侈而颓废，喜欢男人多过喜欢女人。他发表的个人回忆录，通篇都是对前妻的指责，缺乏英国绅士应有的风度。更有甚者，他作品中的人物大多都有现实中的原型，他在利用真实人物时几乎不做修改、原样照搬，甚至不试图加以伪装，他的这种吐槽加毒舌的机锋，得罪了大量文坛朋友。例如他1930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小说　《寻欢作乐》，书中著名作家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是照着托马斯·哈代刻画的———1928年，哈代以88岁的高龄去世，身后事可谓极尽哀荣与风光，满足了他个人与全国的意愿，他的心脏葬在他首任妻子的墓旁，其余部分则埋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书中的年轻作家威利·阿申登是毛姆自己，罗西出自毛姆一生最爱的女人苏·琼斯，阿尔罗伊·基尔则在影射当时的“文学界总督”休·沃尔波尔。有评论说毛姆不但将哈代的私生活公开了，而且将沃尔波尔的自私自利、毫无幽默感和虚荣的特质刻画得入木三分，“简直就是活剥了”。毛姆本人对自己与英国文学评论界的关系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他早就说过：“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批评家们说我野蛮；三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轻浮；四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愤世嫉俗；五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能干。现在我六十几岁了，他们说我浅薄。”他甚至自己给自己做了个让文学同行们稍稍心安的定位：“我处于二流作家中的最前列……我发现我能力有限……我几乎没有暗喻的才赋；我很少想到原本以及动人的明喻，我没力量达到诗意的奔放和伟大的想象界域……”

然而在评论界之外，毛姆还是“收到了长寿赠送的红利”。牛津大学颁给他博士学位，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赐予他“荣耀武士”的荣誉，英国嘉里克文学俱乐部特地设宴庆贺他的80大寿———在英国文学史上受到这种礼遇的，只有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三位作家。戏剧俱乐部为他举办了欢庆宴以示崇敬，报业和出版业更是对毛姆的80大寿极尽赞美。《笨拙》　杂志为毛姆画了漫画，还为此配了一首歌谣：虽然我酿造的啤酒是苦的，但我的蛋糕跟罪孽一样甜，他们给我带来叹息过的月亮，往里面投了六便士还多一点。我在世上最愉快的秘密借阿申顿之口说出，人性的枷锁将我紧紧地束缚在南方的阳光里。

1965年12月15日，91岁高龄的毛姆在法国去世，骨灰运回英国，安葬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墓内。在他身后，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依然不断被翻译被再版。离经叛道的毛姆，在任何时代都有致命魅力。在人们关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时候，他抬头看见了月亮；在人们都望月抒情的时候，他低头看到了六便士里的俗世人性。他一边洞见人性的枷锁困兽犹斗，一边又随波逐流身陷其中，因为在人性的枷锁中的挣扎与突破，才是一种“最迷人的人类活动”。

客店

毛姆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旅行。他曾经到过中国，除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小说《面纱》也是这次旅行的产物。图为电影《面纱》剧照。(本版照片选自资料)

【英】毛姆

天黑下来似乎很久了，轿子走了有一个钟点，一个苦力在前面打着灯笼。灯笼投下一圈淡淡的光亮，一路走来你隐约看见　(犹如日常生活的长河中溅出的美丽浪花)　一片竹林、泛着天光的一方水田，或者大榕树漆黑的影子。时而一个晚归的农民，挑着两只沉重的筐子，侧身走过去。轿夫走得更慢了，但一整天下来，他们还是很有精神，快活地聊着天；他们哄闹着，有人唱出一段不成调子的歌来。这时，路面突然陡峭起来，灯笼的光线照到一道粉刷过的墙上：你见到了城墙外路边的第一间难看的房子。再有两三分钟，就到了陡峭的台阶。轿夫们加快了脚步，抬着你进了城门。小街熙熙攘攘，店家依然忙碌。轿夫们粗声粗气地喊让路，拥挤的人群分开来，你通过紧挨着的好奇的人群，如同穿过两排密匝匝的树篱。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黑乎乎的眼睛神秘莫测地凝视着。轿夫们一天的活干完了，他们快走几大步突然停住，向右拐弯，进了一个院子，到客店了。轿子放了下来。

这家客店有一个狭长的院子，部分地方堆放着杂物，两边房间的门向着院子。店里点着三四盏油灯，在近旁投下昏暗的光线，反而使周边的黑暗更为厚重。庭院的前边挤挤地摆着几张桌子，吃饭或喝茶的坐得满满当当，有几个人不知在玩什么游戏。大火炉上，大锅里的水冒着热气，大盆里盛满了米饭。店里的伙计照应着，他们飞快盛上大碗的米饭，沏满不停端来的茶壶。靠里边，两个苦力光着上身，肩宽背厚，正在用热水擦洗。院子的尽头，面对大门，用一道帘子挡住窥视目光的是一间上等客房。

这是一个大房间，没有窗户，踩实的地面，房间相当高，这归功于整个客店的高度，而且没有天花板。墙粉刷过，露着屋梁，如此你会想起苏塞克斯的一间农舍。家具有一张方桌、两把有扶手的木椅、三四张简陋的木床，上面铺着草席，其中一张还算干净，你可以暂且当作卧床。一盏油灯的灯芯发出一丁点光亮。他们拿来了你的灯笼，你等着店里把晚饭做好。轿夫们现在说说笑笑的，他们卸下了肩上的重负，洗了脚，穿上干净的便鞋，吸起旱烟管来。

此时，一本大部头的书是多么宝贵啊　(为了行装轻便，你随身只带三本书)，你是怎样细细地读，唯恐漏掉每一页上的每一个字，如此你尽可能地拖延着必定读完的那个可怕的时刻！　于是，你非常感激那些厚书的作者，在你翻着厚厚的书页，计算你可以读多长时间，你真希望再多出一半的书页来。你不要求书写得清晰明了，这样的书读起来会很快。一个句子需要读两遍才能明白意思的那种复杂的措辞并非不受欢迎；一个含义深广的隐喻，赋予你无限的想象；一个意义丰富的暗示，可满足你认知的快乐，这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此外，如果书中的思想得到阐述，并无深奥之处　(因为你天亮就上路，一天四十英里的路程一半得用脚走)，这种场合下你算是有本好书了。

店里突然一阵喧闹，你看见门外来了许多旅客，一伙中国人坐着轿子到了。他们占用了两边的房间，隔着薄薄的墙，你听见他们大声说话直到深夜。

你全身感受着躺卧的舒坦，得到一种疲劳后肉体松弛的快感；你目光困倦、闲散，浏览着门上精致的木格。院子里微弱的灯光透过糊在门上泛黄的纸张，背光的那一面黑黑的，看不清它的复杂图案。最终一切都沉寂下来，唯有隔壁一个男子痛苦的咳嗽声。这是一种痨病似的反反复复的咳，听他整夜不停地咳，你不禁怀疑这个可怜的家伙还能活多久。你庆幸自己有着强壮的体魄。这时一只公鸡高声啼叫起来，好像就在你耳边；不远处，一个号手吹响喇叭，一声长长的爆破音，随之一阵悲伤的呜咽；客店再次骚动起来；灯点上了，苦力们整好行囊，准备上路。

摘自　《在中国屏风上》　唐建清　译　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