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载镐教授在论坛上演讲。 本报记者 姜澎摄

■本报首席记者 姜澎

“一味地刻苦练习，只靠勤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更有创造力、更前卫、更有革新思想的年轻人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的高等教育需要改变，尤其是亚洲高等教育需要全新的范式。”在复旦大学刚刚结束的上海论坛上，韩国高丽大学校长廉载镐教授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在他看来，不论是韩国还是整个亚洲的高等教育都需要变革。

培养出的人与这个时代不匹配

在过去的10年间，亚洲大学有了很快的发展，不论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是香港科技大学，包括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以及复旦大学，国际排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韩国也是如此，高丽大学在10多年前排名只有200名到300名，但是近年来排名上升非常快，去年的最新QS排名是在100名以内。即便如此，我们的高等教育依然出现了问题。”廉载镐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只有6%，现在虽然达到了80%左右，但是年轻人毕业后却找不到好工作。“这是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赶上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培养出的人与这个时代并不匹配。”

廉载镐说，韩国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很多都想去三星这样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都属于制造业。20世纪时，制造业确实非常繁荣，造就了一大批大型制造业企业，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得更快的是类似谷歌这样的创新型、服务型企业，而这样的企业并不需要太多的人。

“10年前，我和里夫金在意大利交流时，他说30年后，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降到十分之一，当时我就感到很吃惊，但仅仅过了10年，这样的现象就已经在韩国出现了。”廉载镐说，三星公司的工厂有几个足球场大，但是只需要30个员工。传统制造业对毕业生需求的降低以及产业转型，越来越多的创业型公司的出现，使毕业生的需求和就业市场的需求出现了非常不匹配的状况。

年轻人不愿意冒险和接受挑战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在招聘市场，那些大公司招聘韩国最好大学毕业生的意愿也在下降。“在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因为学校名字的首字母被并称为SKY大学，但是现在即便是三星这样的大公司也并不那么愿意招收这些好大学的学生。”廉载镐说，“世界需要变革，但是这些学生习惯了给出正确的答案，而不愿意冒险，不愿意去做那些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尤其是SKY的毕业生，工作不了几年就会出国，所以毕业生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在他看来，包括韩国大学在内的亚洲大学，更重视教授一些非常专门的知识，而亚洲学生的特点是吃苦耐劳，不善于质疑、不善于创新。“韩国也是一个学业高度竞争的社会，学生每年都要参加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达到了学生需要接近满分才能进入SKY大学，这导致很多学生不得不去参加私人培训。”廉载镐称，和中国一样，韩国的父母也都非常重视教育，毕竟孩子进入好大学，意味着未来成功的几率会更高。“很多私人培训班都是对学生进行机械地训练，最终通过这些机械训练的学生也许能够考出高分，但不能适应未来。”

不过廉载镐也坦陈，如何挑选优秀的学生，对于校长来说也是一个难题。学校现在正在尝试改革入学考试的方式，廉载镐也常常四处游说，希望韩国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能够改变。

韩国大学进入变革期

“韩国社会认为，现在韩国已经处于经济的分岔口，要么就进入上行通道，要么就会衰退，现在最需要的是创新，尤其是大学必须培养创新的人才。”长期从事高科技产业政策研究的廉载镐告诉记者。

在廉载镐看来，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大量人才的回归。“当时很多在斯坦福、麻省理工等名校毕业的优秀韩国学生回国，并且在韩国刻苦地工作，才带来了韩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廉载镐说，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政府在上世纪末设立了BK21计划（类似中国的985计划），大规模投资高等教育，通过推动韩国少数几所高校的快速发展，带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提升。

但是，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亚洲的大学仍然只是更擅长教授专门的知识，这样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需要更创新、更前卫、更愿意挑战的学生。”廉载镐在他自己的校园里设立各种创新中心，鼓励学科之间的交叉——现在有一半以上的教授都和产业界有合作。高丽大学还在校园里开展“校园CEO”活动——所有的本科生5人一组，邀请产业界人士担任学生指导老师，每个小组都要成立一家公司。最终只有三分之一的组能够成立公司，“而运行成功的公司那就更少了，但是我想要的是让学生能够有一种折腾的劲头，给他们留下一些思考，种下创新创业的种子，而不是教会他们循规蹈矩地坐在教室里听教授们上课，毕业后到大公司去找个好工作——这样的学生只会解决那些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不会产生创新的动力”。

在课堂上，廉载镐鼓励教授改变课堂教学模式。现在，教授们可以选择任何他想教的内容，但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研究“我教什么”，而必须研究如何引导学生讨论学术话题。反转课堂也在高丽大学推行。

不过廉载镐也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校园里推行这些做法并不那么顺利，“一些年纪大的教授并不那么愿意改变现状，年轻教师的动力显得更充足一些。现在学校制订了激励政策，哪些老师做得好，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教学和研究资源。”他说，也许再过5年到10年，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所有的改变，都取决于这5年到10年之间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