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历史的脸孔是什么样子？是野史里的扑朔迷离，专著里的严肃生畏，还是戏说剧里的巧言轻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偏偏要让历史的脸孔变得清晰而可亲。该丛书今天下午在京举行出版座谈会，丛书主编、历史学家李学勤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视作当代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求“通俗”，促“学术”

今年年初推出的“细讲中国历史丛书”，自我定位是“可信的通俗版中国历史”。此定位直指当前历史类图书的几种流弊：古史难以阅读，专著严肃有余而可读性不足，业余写手的著作能吸引人但学术性不够乃至不可信。丛书中《秦汉史》一书的作者马孟龙道出了专业研究者普遍缺席通俗化写作的无奈，“耗费精力去写一部通俗历史读物，对业绩考评毫无用处，究竟值不值？”

对此，李学勤的看法是：“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的更高要求。”

说起通俗化，李学勤联想到《史记》作者司马迁：“司马迁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他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

丛书的另一位主编、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郭志坤指出，通俗化写作并非新提法，而是历史上有识之士的一贯追求。他举例道：东汉服虔撰写的《通俗文》，是我国第一部俗语词辞书；宋人话本《冯玉梅团圆》中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20世纪50年代末，史学界权威吴晗要求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还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

“通俗和学术不仅不排斥，还能互相促进。”丛书的《殷商史》一书的作者王进锋以切身体验来阐述两者关系。《殷商史》的写作，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让他对研究工作的开展充满自信。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所长张越提供了在写作之外，历史学家参与通俗化工作的另一路径。“当历史通过电视讲坛、网络媒体、微信公众平台、电影、电视剧、图书走向大众，变成一种消费，历史学家与其在一旁指责这些东西‘胡说八道’，不如参与其中，去担当引导人和监督者，主动承担历史消费中的学术责任。”

据悉，在语言上和情节上追求通俗表达的“细讲中国历史图书”自今年初出版以来，两个月内即加印，通过了学术和市场的双重检验。

宜“细讲”，忌“戏说”

2007年国庆节，郭志坤赴京拜望好友李学勤。谈到令人痛心的史学乱象，两人一拍即合，打算编纂一套既有学术含量、真实可信又面向大众、通俗好读的中国历史丛书，这便是“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诞生契机。

史学乱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之下形成，一谓“戏说”，二谓“颠覆”，三谓“反思”，至90年代以后甚至发展为“胡说”与“恶搞”。当孔子被描写成“修侠情圣”，当杜甫被“再创作”为“杂耍混混”，当唐三藏成了“花花公子”，当精忠报国的岳飞竟成了“千古罪人”……《秦汉史》作者马孟龙说：“如果我们不发声，谁还能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呢？”

郭志坤解释了“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细讲”二字的用意：用有限的篇幅，“仔细精到、实事求是”地讲，不编造，不掺假，尊重历史事实，维护历史尊严。李学勤说：“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郭志坤指出，历史确有“存史资政”和“古为今用”问题，这就涉及到选材和视野。“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相对于以往的中国通史著作，在选材和视野上有几个新特点：一是对中华文明源头进行了集中探究；二是摒弃“唯帝王”和“否帝王”两个极端，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三是不回避分裂史，但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历史主流；四是走出中原文化中心论，强调多民族交流融合；五是正史、野史兼用。

所有这些新特点均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即历史事实。参与丛书撰写的12位作者是来自各大高校的历史学教师团队。无论是对出土文物的介绍，对历史悬案的解疑，还是对后人误传的纠正，对典故神话的评说，均有根有据。书中布满脚注，每册图书还附录了大事记、帝王世系表、历史地图和参考文献，保证了这套丛书的学术性。

互印证，探源头

以往的通史，先秦史的体量一般不超过20%，但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里，先秦部分却将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单独成册，在全套12册中，占了大约40%的篇幅。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这样的体例设置，是丛书主编李学勤主张的。“秦代以前的2000多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上半段，秦以后2000多年是下半段。大众视野里所熟知的大多是秦以后的历史脉络，这不等于是把中华文明‘腰斩’了吗？我们又怎么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

为“探源”中华文明，丛书中使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在《夏史》中采用中外学界有争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部分纪年数据。《夏史》作者郭泳介绍：“书中第一次运用了‘二里头’遗址实地考察后的资料，认定‘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四期都属于夏文化；第一次将大禹治水与古代的气象学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判断四千年前的大洪灾与大禹治水有直接联系；第一次认定‘夏礼’是中华文明礼仪的源头。”她表示：“将夏定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不是没有争议，但至少是目前所能取得的最精准的成果。”

年代久远的夏朝只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若隐若现的帆影，为呈现文明源头的模样，郭泳的办法是将考古、传说、文献三方结合互相印证。

尽管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但夏朝的精神财富却在后人的史书中得以流传，比如大禹提出的“九功”。郭泳描述道：这九个方面的成功，可划分“六府”和“三事”两部分，即办好六件实事，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六件实事包括疏通河道、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百姓健康等，三方面关系包括官员风清气正进而影响民情民德，官员节俭自律而将财物用之于民，老百姓过好日子了国家自然就富裕了。“‘九功’中所包含的‘厚民’思想，以及大禹治水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不正是五千年来‘中国梦’一以贯之的追求么？”

（本报北京5月25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