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信刚，他有许多头衔：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全球各高校特聘教授……他还获得过许多荣誉，法国政府颁给他“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法国国家学术棕榈司令勋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他“金紫荆星章”。以此背景，他却谦逊地说当不起“教育家”，身份只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也自嘲，所谓“家”不过是房子里的一头猪罢了。6月9日，受“新华·知本读书会”之邀，张信刚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广博的知识，绅士的风度开讲“现代大国与智力构建”，征服了一众听客，囊入了一批粉丝。

思想文化吸引力是现代大国的标志，影响力可几何级增长

1500年以前，大国的概念是与“小国寡民”的概念相对而言的。大国是指土地面积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幅员辽阔的基础上，大国成就其“大”。因而当时的中国、阿拉伯帝国、波斯、罗马等都是大国。然而在1500年之后，新崛起的新兴大国实际掌握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并不多，这些国家大多通过海权来获得影响力。自此之后，“现代大国”的判断标准发生了转变，它不仅仅是指在海、陆、空等空间意义上的大，还包括虚拟网络空间里的影响力。而最为重要的是，张信刚认为，大国之大还基于一个国家因思想文化所产生的吸引力。

将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定义为成就现代大国的标志，张信刚认为这与十万年前现代智人的出现有关。现代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走出非洲，依仗脑力逐渐成为地球的统治者。智力的发展是人类特有的标志。从人的生理结构上来看，人的大脑发育、喉咙声带的结构、面部表情的使用，使得人类文明的构建成为可能。经历数万年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农业畜牧业等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灿烂的文明。

而在思想文化的作用之下，大国的影响力则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加。一些大国，例如成吉思汗所统治的蒙古，通过铁骑的征服以扩大疆土面积。这在张信刚看来，国家的影响力的扩展还尚且有限。影响力只覆盖到铁骑征服的土地上。而另一些大国，例如英国，在大航海之后，英国对全世界产生的影响和它所占有土地之间不成正比。由于近代科学技术大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英国等这些国家产生的影响力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

张信刚为在场听友深入阐释思想文化如何成就大国影响力

如日本、美国、苏联，智力构建是近代强国成就其“大”的关键

既然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是现代大国的标志，那么要成就大国必然要推进思想文化的发展。而其中最有效的途径，则是通过智力的构建。张信刚认为近代新兴的强国都是以强化基础教育来展开智力构建的。美国从19世纪下半叶起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日本的强盛则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兴办新式国民教育开始。苏联自1922年以后，大力推动全民接受高中教育，也取得斐然成绩。

在美国留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出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的张信刚以美国为典型案例，介绍了美国在推进国家智力构建过程中的种种举措。

第一项措施，美国在战后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首先上天，引发了美国的危机感。为扩展科技人力资源，吸纳人才，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向杜鲁门总统建议战后应当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于是提请国会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自此，各门基础科学的研究得到了大量经济支持，培养了大批科学家。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应用科技和基础科学都遥遥领先全世界；它在计算机、信息、材料、航天、医疗等领域一再创新；美国科学家自1951年到2016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奖的人数占全部获奖者的一半以上，其中许多都是归化美国的移民；代表计算器科学最高荣誉的图灵奖（Turing Prize）则几乎由美国学者囊括。

代表计算器科学最高荣誉的图灵奖（Turing Prize）奖杯

相较与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第二项措施主要依赖于民间资本的投入。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几大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和卡内基家族及他们的基金会，基于对当时美国偏安一隅，缺乏对全球其他地区文化的认识，这些家族纷纷设立基金会引导知识界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在福特基金会等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大多数一流大学在1965年后纷纷设置“东欧研究”、“东亚研究”、“中东研究”之类的的区域研究的专业。50多年下来，美国真的培养出一大批通晓世界各地情况的人才和许多一流学者。

通识教育是智力构建的基础，或是持续学习的动力和能力

智力构建的途经是多样化的，而在所有的途径之中，张信刚始终坚持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并认为通识教育才是智力构建的基础。张信刚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曾解释说，通识教育是教给学生整个人类这几千年的文明所累积的知识。知识本身是连续的，是我们人为地把它分成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教育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培养未来对社会能有担当、有贡献的人。

19世纪，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概念，强调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通识教育要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念。正是基于此，张信刚认为，高中阶段不应该分文理，大学本科应该实行通识教育。本科不论是什么专业，都要修习一定数量的通识课程。在香港城市大学任职时，张信刚在这所具有理工科传统的大学内着力推广人文通识教育课程。而针对中国内地的教育现状，他认为科学通识教育相当重要。

19世纪，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概念

在讲座中，张信刚说他现在去餐馆，时常见到菜单上介绍写道，木耳能降胆固醇，芹菜对高血压有益，还有什么能补肾，什么能滋阴之类的功效。这就涉及到通识教育的问题，测试你有没有科学思维？如果说吃木耳能够降胆固醇，那一天要吃多少才有效？是二百斤还是二两？个人每天吃20毫克的胆固清（atorvastatin calcium），对控制低密度胆固醇相当有效；这个药物的化学成分和每天的剂量是通过大量学术论证、临床试验和数据分析得来的。木耳里的有效成分是什么，适当的剂量又是什么？缺乏数量推理能力往往是当前我们所缺乏的。因此，张信刚认为通识教育至少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数量推理、地理历史以及对自然科学的认识。

然而，通识教育绝不等于“通才”教育。大学本科教育的确应该培养知识结构比较完整的人才；当今世界几乎不可能再出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那样的通才了。通识教育是大学本科教育的手段而非目标。通识教育是相对专业教育而言的；没有专业课程，就无所谓通识课程。因此大学本科有必要分专业，只是专业不应该分得太细，也不应该太过专注某些具体实践。无论在语义上或是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受过四年专业教育的人并不就是某一方面的专才，只有通过相当时间的实践和自我提升才有可能成为专才。而追求自我提升的动力和持续学习的基础往往就是本科阶段接受过良好的通识教育——这是通识教育的益处之一。

在讲座现场，张信刚用一句诗总结了通识教育应当呈现出的状态，它使学生的知识能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既要有专精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应当能有覆盖面较广知识面。“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讲座后，张信刚为听友们签售《江边卖水：张信刚演讲集》

智力构建不能忽略学者修为，求真、求善、求美

现代国家的影响力扩展依赖于智力构建。张信刚认为，在进行智力构建时，必须要守恒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核心在于能够训练学生向求真、求善、求美的道路前进。因此，就不能忽略学者修为。

在讲座现场，张信刚向在场的听众们介绍了他的朋友、匹兹堡大学的的同事，哈佛历史学博士罗友枝教授（Evelyn Rawski）。罗友枝在哈佛学习了满文，后来到北京研读了许多故宫的满文档案；1996年她提出清王室并未真正汉化，他们是以不同的文化身份统治满蒙汉藏回几个疆域。这个观点引起史学界很大的争议，但是似乎没有人引用满文资料来反驳她。罗友枝所提出的新清史的观点，让张信刚感受到：一个学者要肯于学习一种或几种有用的文字，甘于钻进文献里一长段时间，无论能否因此而立一家之言，都是为学苦与乐的一部分。

当然，曾经任教于各国大学，对世界学术状态较为了解的张信刚认为，持这种态度的学者欧洲、美国、日本相当多，中国目前还较少。也许是受到“学而优则仕”和“光耀门楣”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有些学者稍微做出些成绩就想当官，或是在媒体上出名，不愿长期潜心钻研学问。再者，今日中国社会还处于财富积累的初期，社会上充满了笑贫炫富和急功近利的现象──产业界大多重营销，轻研发，一些学者们也难免受到影响而不愿长期坐冷板凳。中国社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大家都不愁温饱，子女教育不再是重大经济负担时，社会风气应该会有改变，学者的修为也就更容易见到。

讲座现场，张信刚还提到西方国家的宗教传统，因为真理已由上帝启示，所以求善；古希腊文明则注重求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的信条变得宽松了，古希腊人求真的精神被欧洲人再度重视。反观中国，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一直是由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导，很少人问“真理在何处”，多数人会问“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最有用”。求真的传统使欧美学者更愿意通过逻辑辨析去找寻答案。而许多中国学者经常是先有正道在胸，然后秉承允执厥中的古训，不愿刨根问底和较真。在中国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当代学者更应该高度重视起学者修为。

在讲座的最后，张信刚教授区分了创意、创新和创价之间的区别。强调我应当要追求的是做有价值的事情，创新、创意并不都能实现创价。今天的中国还不是智力构建十分完善的大国。现代大国要成就其大，就不能忽视做有价值的创价活动，而其中的基础正是在于通识教育的构建。

作者：童毅影

摄影：李雪峰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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