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崔铭在上海图书馆的“冬日里的上海书香”B站讲座中，给线上网友们分享了自己追索王安石精神世界的体会——《毁誉交加：从王安石的生前身后之名说起》

今年是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提起王安石，时人会浮现他的诗词文，诸如：“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处”“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等等。但是鲜有人读过王安石任鄞县知县时的工作日记《鄞县经游记》，其中记录了他八天走遍该县14个乡，访贫调研，清晨出发，夜晚庙中就寝。王安石离开鄞县十一年后，当地百姓曾为他立生祠，表达思念和祝福。这座祠庙，在此后百年间，不断重建。

这些务实为民加上王安石辅佐宋神宗敲响改革重槌，都被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安石传》的作者崔铭视为是儒家最高的三种品格仁智勇之一的“勇”。这位和王水照先生合写了《苏轼传》《欧阳修传》的宋代文学研究者，日前在上海图书馆的“冬日里的上海书香”B站讲座中，给线上网友们分享了自己追索王安石精神世界的体会——《毁誉交加：从王安石的生前身后之名说起》。

《王安石传》（上、下），作者 崔铭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定价98元

宋朝政治与王安石升沉

北宋以文官治理而出名，有不少文坛领袖都参与了改革，比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王安石被梁启超称为“一世伟人”，也被有的人认为是“靖康祸首”，其生前身后评价迥异，必须还原到宋朝政治的改革背景中。崔铭为听友梳理了王安石从政前后的宋朝新旧两派交织的政坛生态图。

*熙宁年间任副宰相宰相，辅佐神宗变法，多次遭弹劾

宋仁宗在庆历三年时启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主张变法的大臣，支持他们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宋神宗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在此期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主持改革。

第一阶段是宋仁宗庆历二年至神宗熙宁元年（1042-1068）。当时的北宋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人心思变，改革思潮风起云涌。宋仁宗在庆历三年时启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主张变法的大臣，支持他们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仅一年有余，在庆历四年就草草收场。而王安石是在庆历二年步入仕途。在改革失败后的26年中，王安石历任多地地方官，也辗转朝廷多个部门，很快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学等诸多领域崭露头角，声望日隆，在思想界被推尊以比孟子。

第二阶段是宋神宗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在此期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主持改革。此时朝廷形成变法（新党）与反变法（旧党）两派，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辞去相职，归隐江宁。熙宁十年至元丰七年（1077-1084），神宗主持改革。在主政期间，王安石多次遭到反变法派弹劾。

*随新旧党轮流执政，或被顶罪，或被尊崇为朝廷旗帜

神宗（左）去世后，哲宗继位，诏王安石（右）“配享神宗皇帝庙庭”，谥“文”

第三阶段是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元丰八年至元祐八年（1085-1093）神宗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此时旧党执政，废除新法，停止改革。神宗去世了，后朝旧党主持下修《神宗实录》，欲否定新法，但不能否定神宗，所以就将变法地责任归于王安石一人。这个时期的基调是司马光定下的。肯定王安石的人品学问，否定其政治、思想。

第四阶段是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即继承神宗朝施政方针，诏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庭”，谥“文”，意谓“有功于斯文”，世称“王文公”。这些都是把王安石认定为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大贡献之人。当时皇室宗庙里，王安石的书画像是和神宗皇帝同放，一起接受祭祀。到绍圣元年至元符二年（1094-1099），新党执政，打击旧党，重修《神宗实录》，肯定新法。此时，王安石在政治、思想领域获得高度推崇。

第五阶段是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神宗妻向太后垂帘听政，为调和新旧两党，改元建中靖国。但时间很短，仅仅只有一年，政治形势又发生变化了。

第六阶段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向太后去世，徽宗亲政，改元崇宁，意为“崇熙宁之政”。崇宁三年（1104），诏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位次于孟子。政和三年（1113），追封王安石为舒王。此时王安石早已去世。崇宁元年至宣和七年（1102-1125），宋徽宗重用蔡京，实施党禁，蔡京打着王安石和新党的旗号，禁锢元祐党人及一切反对蔡京者（包括许多新党人士）。蔡京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司马光要废除刑法时，他是首都开封市的市长，他以实际行动支持司马光，但是到了崇宁年间，他打击旧党，也打击所有反对他的人。此时，王安石作为朝廷的一面旗帜，其政治、思想地位获得进一步提升。

*靖康之难后，被定性为亡国祸首，元明清三代均被贬斥

靖康元年（1126），将国势危殆之责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及其学说，从此，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地位持续下降

第七阶段是宣和七年（1125），国势危殆，徽宗禅位，钦宗继位。靖康元年（1126），将国势危殆之责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及其学说，诏降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为从祀。也就是在寺庙里本来是坐在孔子身边的，但现在移到寺庙的边上去了。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为开脱父兄亡国罪责，将王安石定性为亡国祸首，诏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绍兴四年（1134）追夺舒王封号，并再次重修《神宗实录》。从此，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地位持续下降。

崔铭介绍，《神宗实录》在南宋初定稿，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立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真相多有遮蔽和扭曲，现存文献中，变法派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承续南宋初定下的基调，此后元明清三代，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极尽贬低。这就是在北宋年代，同代人曾巩、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黄庭坚对王安石都给予极高人品和文学成就评价，但他们都属于反对变法，只是激烈程度有所不同，所以都贬斥其政治功业，但都用春秋笔法，但从南宋修订的《宋史》里的《王安石传》开始，王安石的声誉却一落千丈，《宋史》里甚至引用未得考证的《辨奸论》来讽刺王安石是双料奸臣，是王衍、卢杞的叠加。知识精英的看法也逐渐影响了民间，通俗小说里也极尽丑化之势，甚至有严重的人身攻击。

勇者王安石，献身改革的激流勇进者

拨开王安石生前身后评价之谜，花了崔铭近20年时间。1997至1998年她和王水照先生合写《欧阳修传》，2004至2005年继续合作写《苏轼传》，两位王安石同朝人和后辈文人，都涉及和王安石的关系，这令她感到迷惑也充满好奇。十年后的2014年至2020年，为撰写《王安石传》，崔铭得以详细从容地阅读相关文献，她心头之谜解开。她认为，王安石就是儒家文化经典中的“勇者”。儒家对勇者的要求用现代语言来说，是应具备知羞耻、懂荣辱的道德尊严感，“知行合一”的行动力，安于贫贱忧戚的平常心，献身伟大事业的牺牲精神。这种光芒四射的“勇”贯穿在王安石成长到去世。

*青少年时期，勇于自我否定，从求功名转为自我德性修养

在15岁前，王安石和很多少年一样有着科举梦，他接受了世俗的主流价值观：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因此，他把儒学学说当成“为人之学”，认为知识、学问是吸睛的装饰、图利工具。这体现在他给同辈们的诗《忆昨诗示诸外弟》中：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但到17岁，王安石有了新的人生理想，他认识到儒家的学问是“为己之学”，知识、学问是实现自我德性完美的助力，他认同了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的儒家精英价值观。在同样的《忆昨诗示诸外弟》中，他发出了“……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的感慨。

所以，在王安石成长时期，他是勇于自我否定。

*步入仕途，勇于作为，鄞县做实事，离任几十年后百姓念之

崔铭介绍，宋代政治体制与官衙设置，比前代更规范、更完备。在施政风格上，崇尚老成持重，宽简为政，不扰民。但同时也带来了弊端：纵横交错的各级机构互相掣肘，人浮于事，互相推诿，敷衍塞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常习故。把含糊视为宽厚，把因循视为老成。通常来说，对勇于作为者，轻则讥刺谤议，重则打击压制。

这样的氛围中，进入仕途后，王安石的“勇”字体现在勇于作为。

崔铭带着听友读了王安石的《鄞县经游记》，相当于今天的工作日记。其中记录了他从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初七）到十五的八天的调研记。晚上分别夜宿在慈福院、广利寺、旌教院、开善院、景徳寺、资寿院等，早上很早就出发，有时是半夜才回到庙里，一天往往去好几个地方。十三号是王安石的生日，从简而过。就在八天里，“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也就是八天走访了14个乡。

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记录了王安石在鄞县的所作所为：一是兴建水利，二是救济灾伤

在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记录了王安石在鄞县的所作所为：“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王安石主要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兴建水利，二是救济灾伤。宋朝设了常平仓，粮食丰收时粮价低，官府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储备在常平仓中，等到灾年粮食涨价时，就以低于市场价售卖给百姓。官员们通常嫌麻烦，就把粮食一直放在常平仓里，王安石就把常平仓里粮食借给老百姓，等他们丰收了再加一点利息还过来。第三，他还兴办学校，采取措施保证治安。因此，当地百姓都非常拥戴他。邵伯温其实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但对于王安石在鄞县的政绩都予以夸奖。

王安石去世七十多年后，有个叫徐度的人写了一篇《重建经纶阁记》，经纶阁是祭祀王安石的地方，因为年久失修所以重建时写文章纪念。徐度说，王安石在鄞县时很年轻、有朝气和锐气且有才华。日夜想着为百姓兴利除害。他离开好几十年了，百姓还指着他留下的遗迹来怀念，所以为了世世代代怀念他，就重建了经纶阁。

*声名鹊起时，勇于放弃名利诱惑，推辞入“馆职”近十年

王安石不仅安于做一方地方父母官，在声名鹊起时，勇于放弃名利诱惑，此事被宋朝李焘写进《续资治通鉴长编》

王安石不仅安于做一方地方父母官，在声名鹊起时，勇于放弃名利诱惑。

崔铭以王安石屡次辞官为例。宋代崇尚文治，建国之初，即设有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称为三馆，后来又建秘阁，合称馆阁，负责修史、藏书、校书等事务。馆阁之职，虽无实权，但十分清要，相当于朝廷的人才储备库，是通往高级官员的必由之路。进入馆阁任职，必须经过严格选拔。通常进士第三名以上及第者，地方任职一任可申请考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名，经两任可申请考试馆职。

皇祐二年初，王安石时年32岁，已先后在扬州和鄞县连任两届地方官，鄞县也被治理成了全国模范县，他的声名传至朝廷。朝廷主动下令让他来考试。他以祖母年老、父亲尚未埋葬为由婉拒，因为一旦考上就要在朝廷工作一年，生活成本过高。五月，朝廷再次召试馆职，王安石仍辞不就。此事被宋朝李焘写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当时的宰相文彦博等都称赞此事，“且馆阁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

过了两年，到了至和元年，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一职上又任满，已有三届基层干部履历了。朝廷又召试，他仍然婉拒。到至和二年，王安石已是35岁，朝廷让他出任群牧判官一职。这个职务是管理战马等国防物资，待遇较好，也是照顾他家贫财薄。他坚决不接受，在欧阳修反复劝说下，勉强接受。此事呢，也被记载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当时还提到有一个叫沈康的馆阁校勘求宰相陈执中，想要这个肥缺，被执中怒斥，“安石辞让召试，故朝廷优与差遣，岂复屑屑计校资任？且朝廷设馆阁以待天下贤才，亦当爵位相先，而乃争夺如此，公视安石，颜何厚也？”沈康惭愧地沮丧而走。

到这时，王安石还没有进入宋朝人才储蓄库，就是依然没有去考馆职。于是朝廷说，不用你考试了，直接入馆，担任集贤校理，王安石没有去宰相办公室接受任命，办公室派人给他送任命书，他又写奏章力辞，连着四次辞官。

从32岁到39岁，进入馆阁几乎晚了10年。到五月朝廷让他进集贤院，他又是推辞，朝廷不允许辞官，他勉强接受。到了嘉祐五年，王安石40岁了，朝廷让他任修起居注，就是皇帝身边记录皇帝言行举止的官员，等于进入核心机构，他五次奏章请辞，最后朝廷不准，才接受。

屡次辞官自然也引起非议，时人认为他是虚伪。曾巩为其辩驳。

为何十年中连续辞官？崔铭分析，王安石在辞官表中一再表述的原因是“家贫口众、难住京师”确是实情。19岁其父去世，祖母75岁，有四个弟弟，最小的才出生不久，还有三个妹妹，十几年后两个哥哥又先后去世。安葬父、兄，抚养弟、妹，家庭重担全都落在王安石身上；从其诗文作品中隐约透露的原因则是，他对中央机关的人浮于事、无所事事非常不满意，宁愿在地方上干实事。还有一个原因，崔铭认为，根据王安石一生的行为处事推测，或许是审时度势，在等待机会。

因此，在声名鹊起时，王安石的勇表现在“拒绝名利诱惑”。

*风云际会，勇于力排万难主持改革，不怕世间非议和罢相

坐落在抚州市赣东大道的王安石纪念馆，是为了纪念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而建

但真的机会到来时，王安石表现又不同了。崔铭认为，这表现在风云际会之时，王安石勇于挺身而出，排除万难，主持改革。对于王安石的“熙丰新法”，历来有很多争议。但至少是勇者的表现。王安石在《松间》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自不知。这样的勇气，可谓虽千万人吾往矣。

改革过程中遭遇到很大的阻力。有来自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元老重臣，来自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及其家族等后宫贵戚，有来自司马光、韩维、孙觉、李常等同僚旧友，甚至来自郑侠等门人弟子，来自四弟王安国，和全国上下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官员及各阶层民众。可谓常常是四面楚歌。

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两次辞相。第一次是在熙宁七年（1074）四月，由于历时数月的全国性大旱，变法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王安石接连上了四道《乞退表》，请求辞去相职，但与神宗约定，将来仍愿再回朝执政。最后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之任退出权利中心。第二次是两年后的熙宁九年（1076），因变法派内部矛盾，以及长子王雱病逝，王安石心灰意冷，坚决辞去相职。熙宁九年十月，神宗批准了王安石辞相的请求，虽辞去现职，转任地方，一切待遇不变，称为“使相”。

*位极人臣，勇于拒绝高官厚禄。将居所捐给寺庙，自己租房

勇者的表现还在于王安石到达人生尾声之时，他已是位极人臣，功成名就，但勇于拒绝高官厚禄。

辞去宰相之后的一年多，王安石又开启了漫长的辞官拉锯战，一再上书，请求免去判江宁府之职，免去使相待遇。直到元丰元年正月才获得批准。元丰七年春，神宗遣使赐金，王安石不受，送蒋山修寺祈福。令人感动的是这年六月二十日，王安石奏书请求允许将所居半山园捐为佛寺，并乞赐额，神宗同意了，赐额“报宁禅寺”。王安石自己呢，在城中租房子住了两年，迎来人生落幕。

因此，写完《王安石传》，崔铭感慨，“王安石是勇者，激流勇进，激流勇退。从容主动，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梁启超曾以《王荆公》为名给王安石写了本传记，盛赞其品性节操“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文章则“起八代之衰”

梁启超曾以《王荆公》为名给王安石写了本传记。盛赞其品性节操“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文章则“起八代之衰”，对他的政治改革，“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最后的赞誉是，“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在梁启超看来，王安石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

在王安石诞辰1000年之际，抖落历史误解和扭曲，对崇尚“改革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中华复兴路，对坚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就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作为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崔铭也给公众奉上了一份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范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基因渗透在代代中华优秀儿女血液之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