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傅盛裕

2015年《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收录了赵丽宏的《渔童》、何顿的《黄埔四期》以及张怡微的《细民盛宴》。其中，张怡微是最年轻的。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也曾顶着80后、“新概念”的标签，而今却从浮泛的青春故事，转向世情与人心的刻画。

《细民盛宴》初稿完成于2013年12月，后经两次改写，于今年2月完稿。在张怡微看来，有一个说法她是认同的：《细民盛宴》既是“家族试验”写作计划中的一环，亦是以前很多小说的“总纲”。此间寄寓了创作意图、人生态度，也关乎亲眼所见的经验材料和小说缔造的心灵世界。

骆以军以《细民盛宴》比附张爱玲的《小团圆》，“这样一组组人，这样展开的时间括弧，像剪纸窗花、影影绰绰、疏眉淡影。”通过“家族试验”，聚焦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家庭、家庭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也成为张怡微独特文体背后一贯的问题意识。

与张怡微从《细民盛宴》聊起，探讨小说创作的经验与想法，呈现对城市与生活的体悟，某种程度上说，却能管窥年轻作者在纯文学道路上的嬗变轨迹。这一切，仅与个人相关，却也是曾经的80后作家的明确路径之一。

从景到人：由地理向伦理

记者：在《细民盛宴》（以下简称“细民”）之前，你写过另一个长篇《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以下简称“夜晚”）。我对“夜晚”开头写田林、写小闸镇的那种笔法印象很深。到了“细民”这里，开篇场景是爷爷行将去世，把家族里的次要人物拢聚在一个空间里，一个个讲述，也很抓人。从地理到家族、到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变化是怎么考虑的？

张怡微：因为也隔了很久，我其实不大会写长篇，这两个篇幅都不是特别长，大概在8万字左右，只能算是小中篇。写的题材也都是上海。最大的变化，可能“夜晚”比较专注于这家人的来历、前世，写得比较老实。到了“细民”，我大致知道我要做什么。譬如说我想把这样一群次要人物团在一起，需要一个大场景，所以开篇就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葬礼。

相比之下，“夜晚”的写法就是写了很多景。当时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关于写景和人物的命运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写的景是景，人是人。那时候我还在讲座上问过迟子建，说怎样写景？迟子建还问我，是不是不热爱生活。王安忆说“她热爱的”，但上海的小孩很可怜，他们只看得到人，一望无际的人。所以当时我只做了一些简朴的素描。

“细民”主要就是写人，写细民，写他们在一起吃饭，写这些原本不算是一家人甚至很可能通过婚姻关系的解除，也就不算一家人的人物之间的关系。

经验与虚构：生活是有苦衷的平淡

记者：“细民”里有个设计过的一个小细节，最后袁佳乔躺在病床上，继父向她转达继母对她的评价。这一点是蛮有意思的，其实继父和继母在日常生活中是不需要见面的。这些不需要见面的伦理关系，在小说里可以见面，可以通过一道翻译，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来传递我对自己过往一切的总结。这一段蛮感动的。

张怡微：单亲家庭的子女，其实是契约之下的附属物。这创设了非常多的伦理空间。之前我看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梅茜的世界》，就是写了新型的、多元的家庭伦理关系。我对这个是很有兴趣的。

记者：提到新型的、多元的家庭，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美剧《摩登家庭》。当然那是一种刻意轻松化、喜剧化的表述，淡化了很多现实问题，用诙谐的方式来说。但看“细民”，其实还是有点沉重的。我读完之后，既不是难过，也不是不难过，而是有点惘然。

张怡微：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我看是枝裕和的电影，看威廉·特雷弗的小说，这一部分日常的无奈我是非常喜欢的。生活本身可能不是开心，也不是不开心，是一种非常有苦衷的平淡。尤其是我现在渐渐长大了，活到了父母没办法处理自己感情和婚姻问题的年纪，我才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想当然，觉得一切都可以克服的。

我有了越来越多自己没法承担的责任，有我很想逃避的东西，有我自己的脾气和偏见的时候，我再回过头去看我和父母密集相处的十年。因为他们分开的时间已经比在一起的时间长得多，慢慢去想的时候会觉得，人生就是互相陪伴走一段。我写过一个曾经让我很辛酸的场景，就是我们三个人会在三个不同的墓碑上。但那又怎样呢？在世的时候好好相处比较重要吧。该淡化的东西淡化，不只是一种能力的展现，其实是一种抉择。

记者：是的。所以和这种对人生的看法相关，在你的小说里，人物也是现实、悭吝乃至冷漠的，但又不是坏，有时候还能看出，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虽然用应然的标准来看，是很有限的爱。

张怡微：其实我们算是运用语言比较成熟的人。大多数细民家庭，或者说普通人家，无论父母还是子女，不大用语言表达感情的，他们不是职业的表达者。但他们也要相处，也很容易互相误解。他们也用爱在平衡误解，用时间在弥合很多伤害。有时候这种东西超越语言，比善于表达的人更容易理解生活创痛的一面。我很喜欢观察这种方面，它恰恰比语言更加动人。

像“细民”这个小说里，所传递的，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激烈的感情。这种感情被一些伦理关系和一些生活现状给压抑住了。你能说它是有限的爱吗？恰恰它是非常大的、非常沉重的爱，也涉及到一些金钱和房子等细小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不至于让很多东西倒塌。

80后与文学：从来没有想过要代表任何人

记者：这个我非常同意。说回上海，关于文学史意义的上海，其实有很多标签。但对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可能早几年的意见比较趋同，觉得比较自我，更多地写自己的经验世界，比如咖啡馆和校园。但你从很早开始就着手写世情里的处境和命运。大的背景，又是现在年轻人不太熟悉的上海，比如工人新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张怡微：因为工人新村我最熟悉。其实我后来有慢慢想要淡化工人新村这个概念，我觉得把握不了，尤其是工人这个阶级的许多东西。工人新村是当时非常先锋的工人身份的衍生物。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所理解的上海都是工人新村，我从来没有住过里弄、洋房或者公寓。我对工人新村的邻里关系和家庭环境比较熟悉。

至于上海的标签化，其实上海对我来讲也是有距离感的。我到市中心也会不知道往哪里走。尤其很多百货公司的设计，会让人觉得非常迷惘。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高度摩登的上海，此时此刻我也不熟悉，更不要说被艺术化之后的形象。

写作还是从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写起，会比较有把握。我很少在咖啡馆写作，校园的话，虽然我一直在校园里，但我也毕竟快到而立之年了，也面对很多超越学生的很多人生问题，只能说我可能比较喜欢写一些消耗人情世故的东西。但我的阅历是要落后于这些体验的，只能慢慢再多理解吧。

记者：虽然80后、“新概念”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群体化的标签，根本无法描述其中的每一个人，但现在持这杆标尺的人还是有。我关心的问题是，从你个人的角度，从80后和“新概念”，到如今有比较独特的问题和明确的写作对象、题材，你怎么认识这种转变？

张怡微：80后也不小啦，也人到中年了。我大概算80后里偏后的年龄层，但想象一下就能体会到，曾经定义的叛逆、个性或者不靠谱，都已经被很多东西替代了。当80后开始为人父母，开始承担很多时代的重量的时候，80后就只是一个年龄的划分，不代表什么，没有办法左右每个人的命运。尤其是80后到底是文学化的标签，还是所有人的指代，这很难讲。写作上，我觉得基本上靠天赋，和年龄也没有关系。有天赋不管是几零后，都能写出来。没有天赋，再年轻也没有用。

从我自己来讲，我们还是经历了时代巨大的变迁，都市更新，包括我们所体会到的一切，房价、工资、社会阶层的流变，非常严酷，并不是长辈们告诉我们的，我们有多么温适，多么无忧无虑。

在这巨大变动的20年里，我们的长辈们是和我们一起成长。从我们当时还是少年，到现在变成资深的成年人。我们的父辈在渐渐老去，他们也有很多接受不了的东西，所以才有那么多情绪需要发泄，需要股票这样的寄托。其实大家是一起成长的，并不是割裂的，你们归你们，我们归我们。

我只能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验，来展现我所看到的这个城市的细部、这个城市的人的关系的细部。它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可能也没有。它可能只对我个人有意义，对很少一部分人有意义。可能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代表任何人，去代表不属于我这个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的人，我也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