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卡雷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塑造的比尔·海顿是一个让人不齿的角色，但根本上不是因为他对国家的背叛，而是因为他牺牲了朋友。而剑桥使徒社的那些贵族知识分子，信仰“宁可背叛国家，也不能背叛朋友”。

上世纪60年代，英国知识圈叱咤风云的杂志《以文汇友》被《纽约时报》曝出长期受益于CIA资助，提供反共的立场阵地，知识圈哗然，已经离职的首任主编斯彭德知道真相后气得半死，他评价：“这是一帮骗子和蠢货在一起，骗子说他们之所以要保守一个可怕的秘密，是为了不伤蠢货的感情。”这句话可以拿来形容《碟中谍5：神秘国度》的全部剧情，这次英国人是骗子，美国人是蠢货。中情局局长以为子虚乌有的恐怖组织“辛迪加”确实存在，堡垒总是从内部溃败，恐怖分子的源头竟是英国同行，而同行的大老板为了不伤“美国蠢货”的感情，保守了这个可怕的秘密。

经此一役，有着悠久传统的英国间谍文化，牌子算是被砸光。关于“靠不住的英国间谍”这个母题，好莱坞下手算是很晚了，英国间谍圈早已不止一次地被敌对势力的特洛伊木马攻陷。当我们谈论英国间谍时，必须要谈论的话题是“叛变”。

在朋友和国家之间，背叛国家

阶层上升的通道并不存在，尤其在间谍这个封闭的社交圈里。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退休的老顾问康妮很伤感地和史迈利忆旧，说他们这些人是最后的剑桥老男孩，当时她手里拿着的照片是比尔·海顿和吉姆在剑桥求学时的合影。有着贵族背景的海顿把小镇男孩吉姆拉进了他们的圈子，但现实多残酷，做到情报部门“圆场”高层的是海顿，吉姆半生奔波，为海顿出生入死，为他肝脑涂地。而做了双面间谍的海顿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能暴露，毫不犹豫地设下极冷酷的局，把吉姆扔出去作饵。

勒卡雷塑造的比尔·海顿肯定是一个让人不齿的角色，但根本上不是因为他对国家的背叛，而是因为他牺牲了朋友。

1939年，在英国处在战时“爱国”的狂热信仰中时，福斯特写了《我的信仰》，他写道：我不信仰“信仰”，也不信仰伟人和英雄，我信仰个人关系。

1951年“剑桥老男孩投奔莫斯科”的事件爆发后，走掉的是麦克林和伯吉斯，勃兰特则默默地实践着福斯特的宣言。当时莫丁担心勃兰特身份暴露，屡次想安排他也去莫斯科和伯吉斯会合。但勃兰特一次次拒绝了，当莫丁问他为什么坚持留在伦敦时，勃兰特反问：“你们保证提供给我舒适的生活，能保证让我随时造访凡尔赛宫，研究我的艺术史课题么？”而同时他也对莫斯科的同志直言不讳：“我知道你们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我过不了那样的日子。”在一次长谈后，他又对莫丁说了番掏心掏肺的话：“以我的身份，军情五处没法让我承认我不想承认的事。伯吉斯虽然去了莫斯科，但对他的指控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是如果我也离开，则坐实伯吉斯确是双面间谍而且叛逃了，那么他此生都没有可能再回到英国，这是我和他都不愿面对的。我愿意做任何事，包括拿我的生命去换取伯吉斯的安全。只要我留在这里，或许有一天，伯吉斯还能回来。”

伯吉斯离开12年后，客死他乡，直到那时，据莫丁的描述，“勃兰特谨慎地有所保留地向英国政府供认了部分事实。”但更多的真相被这个专业艺术史的学者以艺术的方式存留在他未完成的回忆录里，他和英国政府约定，必须把文档封存在大英图书馆，25年后再公布。

1984年，大英图书馆收入这份打字稿，2009年，官方践约将文稿公诸于世，再次震动英国朝野，也触及众怒：皇亲国戚犯了叛国大罪尚且能全身而退，这是典型的“刑不上大夫”。而在1983年勃兰特去世时，用莫丁在1994年的说法：“他死了，带走了所有的秘密，他的，他的朋友的。”

他们的无声战争

勃兰特对莫丁说的都是大实话，如果让他蜗居在莫斯科，不能穿高级定制的西装，不能去皇宫花园喝茶，不能“说走就走”地去巴黎，那日子没法过。所以不奇怪在莫丁的回忆录里，伯吉斯到莫斯科后作天作地，不学俄语，不沾莫斯科的地气，伦敦书店里最新上架的书和杂志很快会出现在他的小公寓里，是莫丁应他的要求买的，他身上的每件衣裳来自伦敦西区的裁缝铺，由他母亲埋单，然后由莫丁取了寄到莫斯科。麦克林倒是学了俄语，申请了国籍，成为苏联政府的英国问题专家，不过个性刚正耿直的他很受排挤。

据说伯吉斯和麦克林余生压抑，借酒消愁，昔日养尊处优的他们因为对旧秩序的失望而做了逆子，却又意识到莫斯科并不是他们憧憬的世界。

在公开层面的自白中，勃兰特和他的伙伴们是为了理想走上一条不归路。勃兰特未完的回忆录里写道，上世纪30年代欧美经济大萧条，德国纳粹掌权，整个欧洲无计可施，英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痛心于帝国斜阳，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才是希望。

菲尔比在1968年出版回忆录《我的无声战争》，格雷厄姆·格林盛赞“这书比我能想到的任何间谍小说都高明”，在菲尔比的回忆里，他始终不能原谅伯吉斯在麦克林案发后为求自保一走了之，伯吉斯的逃亡直接中断菲尔比的仕途，让他不能升任军情六处处长，坏了整盘棋。当伯吉斯病危想见菲尔比时，尽管后者人在莫斯科，却凉薄地拒绝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从未有悔，他的回忆录结束于：“凭窗远眺莫斯科，我看到当年在剑桥构想的未来蓝图已经打好坚实基础。”他坚信伟大目标再过一到两代人就能实现，他做过克格勃顾问，得过列宁勋章，肖像被印上苏联邮票，也足够幸运地没有活着看到苏联政权解体。

这些知道太多、也秘密太多的人隐藏的总是比坦白的多得多。“理想”不是全部的理由，在文学的阐释中，“信仰”本身就是个多义词。有过基层间谍履历的作家勒卡雷在《完美的间谍》这本半自传小说，对“背叛”有过一番悲切的思考。他笔下的皮姆也做了双面间谍，他做英国间谍，是为了不让恩师失望，后来他做双面间谍，对方是一穷二白的捷克政府，他不为钱，不为信念，只是为了对得起他的东欧朋友，于是勒卡雷借着故事里的另一个角色说出：“他不在乎钱，他在乎的是爱。可是不知道上哪儿去找。真是个蠢人，卖力过了头。”

但“爱”这个词对现实的风刀霜剑毕竟太温柔。勒卡雷在小说《史迈利的人马》自序里写道：“情报组织之间的战争是间谍游戏里最无稽、最没有生产力，也最无法自拔的一环，这对真实世界既无任何启发，也无任何助益，只是制造出无休无止的镜子迷宫。”等而上之的理想主义在镜像重叠的迷宫里，溃败成等而下之的人格分裂。至于他的上司比尔·海顿则无论在哪种身份下，都暗地追寻与表面全然相反的目标。

伊桑·亨特是该被羡慕的，纵然上司虐他千万遍，他总是赤诚坚定，永远能傻乎乎地盯着同伴的眼睛说：你们要相信我。然后玩命地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每次撞大运地做到了——这只能是好莱坞创造的汤姆·克鲁斯童话。

谍海的往事翻云覆雨，理想总被雨打风吹去，没有人知道隐居了20年的勃兰特在思念伯吉斯的瞬间，有没有后悔过“使徒社”里的壮志凌云？而看起来“道心坚固”的菲尔比也许至死在嘲讽着克格勃和整个世界，和他有过最多接触的莫丁在《我的剑桥同志们》出版后曾意味深长地说出：“菲尔比从未泄露过有关自己的分毫，他把自己罩在盔甲里，我们（克格勃）和他的剑桥伙伴们，都没刺穿过那层盔甲。他的人生是他最杰出的间谍作品。我时常怀疑，他只是在调戏这世界。”

文汇报记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