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马洛伊（右）和托马斯曼在布达的城堡见面。（资料照片）

■文汇报记者 柳青

1900年，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老城考绍的一个望族。10岁以前，家里给他请了私教。10岁以后，他读的是贵族学校。

1918年，他应征入伍，因为生病去不成前线，为此捡了条命。

1919年，战争一结束，家里安排他去莱比锡读新闻学院。他没有循规蹈矩地读书，却在第二年成了《法兰克福日报》最年轻的专栏作者，从莱比锡移居法兰克福，接着迁到柏林，之后足迹遍布德国。

1923年，他在婚后前往巴黎，打算停留3个月，结果一住是6年，在此期间，他频繁来往于英国和欧洲大陆，还去了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黎巴嫩。

1928年，他决定回到布达佩斯，投入写作，“开始日常的絮叨，我的个体生命和命运的对话。”

“世界历史永远有两种，我感到自己的更为重要”

所以不奇怪，马洛伊会得到这类评价：他以个人的流浪、写作和情感经历，勾勒了欧洲大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动荡、复杂的岁月影像。他的小说里有呼之欲出的历史风情，《烛烬》里的两个男主角年轻时读军校，秋日午后由牧师带着在美泉宫里散步，孩子们走在修整后的树墙之间，偶尔会看见一个肩上打着白色蕾丝花边太阳伞的苍白美妇人快步走过，这时牧师就会鞠一大躬，因为这个孤单凄惶的女人是茜茜皇后。马洛伊和茨威格一样，是“昨日的世界”最后的见证人，这让他和他的写作自带传奇的光环，这光环很危险，社会身份的宏大叙事太容易让人沦为场景的陪衬。

幸而他从一开始就绕开了这个最有诱惑力的陷阱。这种自觉始于他对战时记忆的梳理，当他的同学在前线被屠杀时，17岁的他意外地在战地医院里保留下健全身心。本应壮烈的青春记忆，沉积下来的是零星片段——生病，住院时找牌搭子，还有他的医生有吗啡瘾。私人回忆和官方的历史书写拉开了距离，“我以自己的方式亲历了战争和革命，时间及其所有的历史意味，不留痕迹地从我身上滤过，黯然消逝。”他很明白，自己是和大时代短兵相接、和大历史擦身而过的一群人。但是他更看清：“世界历史永远有两种，与被命运阴影笼罩的别人的那种相比，我感到自己的这种更为重要。”

1920年初，普鲁斯特远没有得到重视，被嘲笑是一个神经质的话痨，那时马洛伊就热情地为同行辩护：他的世界向新一代人敞开大门，在他作品里，“古怪人的私事，细腻描绘的人与人关系，氛围，微不足道的言行和遭遇背后，弥漫着人类完整而古老的体验。”这也成了马洛伊的写作追求。他最初以记者的身份写报道、写专栏，后来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完自白写独白，他写的全部，是“自己的历史”。20岁，他在新闻写作中染上强迫症，“想在令人兴奋的报道中揭秘，既不想多，也不想少，只需解开生活的秘密。我梦想能做出一个绝妙的报道，并不是什么特殊题材，只是生活本身。”他不写别的，也不想写别的，他唯一的野心：“我要揭开人的秘密。”

“所有人在世界面前蒙了7层面纱，隐居在内心深处”

时代和阶层的痕迹当然存在于马洛伊的写作里，他不回避这些，事实上他深刻地明白阶层塑造了生活和感情：“破坏一段关系的潜在敌人，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当情感关系变得松懈，阶层斗争在两人之间酝酿并爆发。”《伪装成独白的爱情》里黯然收场的婚姻，《烛烬》里分崩离析的友谊，都可以拿这句话作注脚。

但马洛伊的小说好看，恰恰在于他不写身份焦虑带来的正面风暴，在人物的社会角色和人性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他关心后者。《烛烬》里将军和上校分开41年后重逢，他们各自经历了跌宕的一生：战争爆发，皇帝死了，帝国崩溃，殖民地独立……这些都是庄园外遥远的回响。将军讲了一晚上的话，讲的是发生在41年前的，在他们和他死去夫人之间的妒忌、怨恨、恐惧和忧愁，是那些不会说出口，也不会被摆到明面上，却支配了生命内容的激情。

伍尔芙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里总结过，小说中人物的精髓体现在人的精神和心灵活动中，这些不可见却可知的特质里隐藏着真实的人物和人生。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里回忆，经历过婚姻最初阶段的坎坷，他悟到“一个人的言语、观点、行为、爱和憎，是某个具体人的投影，所有人都在世界面前蒙了7层面纱，隐居在内心深处。”所以他在《烛烬》里宕开手笔，让阶层和社会结构这些实体的范畴隐到虚焦的背景里，正面强攻内在精神元素构成的现实，存在于小说里惊心动魄的张力，是上校和将军、将军和夫人、夫人和上校两两之间的沉默造出的情感骇浪，也是人与人精神之间的角力，其中涤荡出的，是世世代代读者和作者马洛伊共同经历过的暧昧、动摇、复杂的内心体验。

“现代书写要再现的真实和生活，是飘忽不定的惊魂”

于是，马洛伊作为浪漫主义的最后传人，把笔触伸向了现代小说的巅峰。他何其完美地实践着伍尔芙在《现代小说》里确立的信条：“现代小说的关键，是对生活和人物内在本质的洞察，现代书写所要再现的真实和生活，是飘忽不定的惊魂。”伍尔芙说，生活不是一列列整齐排列的马车灯，相反，混沌和暧昧是生活的常态，像一片光晕，像半透明的封套，无处不在地笼罩着普通人。

落实在《伪装成独白的爱情》里，是一群激情错付的人——布尔乔亚阶层的少女妄图占有丈夫全部的爱；贵族出身的男人在很年轻时就痛苦于寻找不到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某种终极的真实性，他以为在野蛮生长的小女仆身上能找到他渴望的人的温暖；女仆从没有意识到，也不能承受这样的深情，她痛恨那个永远干净得体的“少爷”，他是她需要小心伺候的雇主，她迎合他、试探他……当他们开口讲述时，每一段关系都已经破裂，在伪装成独白的告白里，质朴覆盖了戏剧，日常的缝隙吸纳了激烈的情节，这样的故事里有情爱、有市井，如果当作情感小说或社会画卷，是比较容易的阅读方向。但作者写了那么多的爱和误会，冷漠和算计，痴狂和报复，他写那么多热的、烈的、滚的、烫的，留下一片寒凉，因为所有的内容本质是指向无意识，生命的无意识，情爱的无意识，人的激情面对命运和存在的无意识。

马洛伊在《烛烬》或《伪装成独白的爱情》里实现了年轻时的抱负——揭示人的秘密。而与他的写作有关的秘密、他的秘密，则沉淀在《一个市民的独白》里，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最后总能蜿蜒地回到《独白》里，这本自传是他全部写作的背景，也是评论和批注。菲茨杰拉德说过，他在《天堂的另一边》里写的每一段恋情都像依然淌血的伤口，这是坦白的代价，是献给文学的祭品。那么，《一个市民的独白》就是马洛伊为文学付出的代价——

他送出了最炽热的情感，他诚实地暴露了自己体内泛滥的无根性，他像堂·吉诃德战风车那样与孤独鏖战，抛开他生存的时代无处不在的文学主旋律，在布达佩斯老城区的巷子里，“我写书，是给命运纳税。”《自白》结束于“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他已沉默太久，现在重新被发现，但愿还能被记住，哪怕只被很少的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