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
在央视“百家讲坛”和“大家”栏目做节目时，主持人问周汝昌，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怎么排解?他回答：回到《红楼梦》里边去，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道理，悟到了这些道理，你就明白，烦恼是很低级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更高等的精神追求。
但并非从一开始，他就对《红楼梦》有此估价。“30岁的时候，我也只把它当小说看;而一旦进入学术研究的深度，我对《红楼梦》的估价就变了，它不仅仅是小说，而是跟清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密切联系，且拥有自己的个性。”
上个世纪 60年代，对《红楼梦》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评价——“百科全书”。“如此评价固然没错，但‘百科全书’给人的感觉是固定了的知识，一条一条地摆摊子罗列，谁也不挨谁。 ”在周汝昌看来，《红楼梦》包含的知识却是交错渗透的，说尽了哲学、诗词、剧本、音乐、绘画、礼仪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知识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有机的整体，当今的任何一个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都能在书中找到侧影。
由此，周汝昌提出一个颇为大胆的理念：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对于大众如何追随当今的国学热潮流，周汝昌有个别出心裁的建议：“我并不赞成从《论语》《孟子》和先秦诸子的书开始，那些书艰深、
难读得很，容易把兴致给破坏掉;不如从《红楼梦》入手，自然就能接触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然后再通过《红楼梦》往上追溯。”他将这一方法称作“倒食甘蔗，渐入佳境”。
“瞎聋”学人“看”书全靠女儿念
尽管视力极差 ,周汝昌却不愿意走口述的“捷径”：“怎么说就怎么记 ,那是白话 ,不是文。”对当年他与胡适先生关于“白话文”的争执，老人记忆犹新。在他看来 ,书面语的音韵美 ,是口语所不能比拟的。因此 ,老人更愿意享受那种“扑在纸上的感觉”。
但这一坚持也带给他无数麻烦，甚至招来了某些恶意攻击。比如，他“看”书全靠女儿念给他听，但由于耳朵也不太好使，阅读量在近年来变得比较有限，写文章的时候只能尽量凭借记忆，一不小心，就会把李白的诗记成杜甫的;再比如，他在复印纸上写“康熙三十九年”，把两横写在了一处，女儿在电脑上整理时，打字就打成了“康熙二十九年”……如此一来，有些读者不干了，骂“周汝昌不懂历史”，“他是不是老糊涂了”，更有某些人围绕周汝昌写过的关于史湘云的随笔，散布“周汝昌暗恋史湘云”之说。周老的女儿说：“我们理解读者，但他们实在不知道我父亲的实际情况。”周汝昌本人也不太回应这些恶意的声音，因为，“大部分读者是很善意的，我这里每天能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感谢我的书给了他们欢乐和思考”。偶尔，他的眉宇之间也会浮上转瞬即逝的淡淡忧伤：“唉，我这样做学问太累了，有谁知道我的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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