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时的赵林总是沉默的，她面无表情，尽可能快地夹菜扒饭。女儿郭露露已经习惯了这相对无言的氛围，“我妈一直是这样，吃过饭我去洗碗，然后打洗脚水、整理床铺，一直到睡觉，她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赵林49岁，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椿树镇宋大郢村，30岁上来浙江打工，就落脚在了台州市黄岩区下的一个名叫石捣臼的小村落里。乍看之下，她与其他劳碌半生的农妇并无区别：脸盘宽长，肤色黝黑，岁月和辛劳在她脸上风蚀出道道皱纹。但她一开口便显出与众不同来：“在看不到希望的苦难生活里，我把文学当成了精神寄托。”

 

2013年，赵林的长篇小说《蚁群》出版。这是一部15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主人公赵二经历着与作者如出一辙的人生：出生在农村，冲破阻碍去上海打工，在工厂为零件抛光，在翻砂厂食堂做饭，在街头卖葱油饼。

 

最近，赵林又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看不见的屋顶》，并将在不久后出版。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能写出长篇小说，已经足以使人惊讶，但抛开这个前提，《蚁群》本身也具有足够的亮点。按照赵林的说法，这本小说“没有文字上的炫技，只是用笨拙的手法叙述了生活的本相”。但没有什么比生活的本相更为动人，在《蚁群》中，她将农民工比喻为“蚂蚁”，“沿着白糖铺的路进城”，在城市的每一个阴暗角落里挣扎着生存。他们的故事在主人公赵二的视域中上演，环环相扣、连绵不绝，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城乡最底层生活的面貌。

 

做饼写作

 

赵林说，这半生里，大部分时间她过得并不如意，只有两件事让自己感到称心，一个是做饼，还有一个是写作。

 

去石捣臼村打听赵林，人人都往同一个方向一指：“如果她不在家，便是在学校门口卖葱油饼。”

 

卖了二十来年葱油饼，赵林的这项手艺已经熟稔至极。凌晨3点多她便起床，花十多分钟和面，再从冰箱里取出梅干菜和鸡蛋，一一摆放到自制的板车上。把板车推到学校门口后，天蒙蒙亮了，人们陆续出门，到她的摊前买早点。

 

面团在赵林手上翻飞，盘子大的饼子贴到油锅里，滚热的油将饼子爆得气鼓鼓的。赵林说，发酵面团是有讲究的，多一分嫌酸，少一分嫌硬。她的面团发酵得正好，连没牙的老太太都咬得动，加上梅干菜香气扑鼻，“想不好吃都不行”。

 

葱油饼是丈夫教她做的。30岁上，已经离过一次婚的赵林到浙江打工，落脚在石捣臼村，经人介绍嫁给了现在的丈夫。赵林最初是不情愿的。“我不喜欢他，他长得丑，不识字，又没有房子。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我年纪大了，又带着一个孩子，选择的余地不多。”赵林说，自己领结婚证的那天，“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结了婚以后赵林又发现，丈夫嗜酒如命，每天都要喝醉一回。本地的酒是用谷子发酵的，甚至有村民说，这酒还加了微量的非法添加剂以提高酒精度数，这种酒喝多了便会“中毒”——到了后来，丈夫常年头脑不清醒，醉后就说胡话，“每一寸肌肉都透出酒的气味”。

 

二十多岁时，赵林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前夫是邻村人，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在书里，赵林把他称为“九斤”，九斤在过日子上很糊涂，在窑厂打工一整年，只带回家六十多元。次日，赵林坐在九斤的自行车后面，逼他去厂里问个究竟。结果班长拿出几张支款条，说九斤之前已经支掉过好几百元工资，再转头问九斤怎么回事，他说“记不清了”。

 

后来赵林下定决心要离婚：“我对他失望了。别人劝我说，农村人都这样。可我想，和这种糊涂蛋过一辈子，真是糟糕透顶。”

 

第二次婚姻也不如意。之前，赵林的丈夫在城里拉板车，没有固定收入，有时一整天也拉不到一趟活，生活拮据，住的房子也是租的。赵林嫁过去后，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是筹钱盖房，她说自己穷怕了：“人到中年，死都死得，就是穷不得。”在翻砂厂食堂做饭时，赵林听到老板娘抱怨说，这么大一个厂子，连个卖早点的都没有。于是便计上心来，回去便让丈夫将一个空漆桶改成炉子，她的葱油饼摊点便开张了。

 

赵林说，这半生里，大部分时间她过得并不如意，只有两件事让自己感到称心，一个是做饼，还有一个是写作。做饼是不错的，虽然油烟熏得眼睛难受，近两年早点摊竞争又激烈，钱已经不太好赚了，但好歹这个行当稳定、自由。至于写作，自从5年前家里新添了电脑，写作就成了她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尽管要卖饼，要料理家务，还要抽时间照看后山的毛竹，生活被琐碎的杂事切割得七零八落，但赵林总能利用干活的间隙来写作。葱油饼从早晨5点卖到10点，歇了摊后，把车推回家吃午饭，日头从中天渐渐往西头偏去，她便伏在电脑边开始了写作。

 

电脑是2010年时买的，赵林从儿子那里学会了许多基本操作。有时儿子念着玩游戏，没耐心手把手教她，她便拿着一把椅子坐在边上，慢慢看会了许多门道。自从学会了打字，赵林便寻找到了纾解压力的出口，她的手指笨拙地在键盘上敲打，生活便从指尖流淌而出——“挑担子是不能歇的，越歇越没劲。挑担子是练出来的，担子在肩膀上一起比一起重，肩膀的皮磨塌了一层再塌一层。结了疤换了皮，意志薄弱的人在这时放弃了，真正的农民是不能也不会放弃的，因为他们生在这块土地上。不可能不挑担，哪怕肩膀在流血，哪怕肩膀在哭泣，也别无选择。三五天之后，担子开始就挑得像样了。久了肩膀也便接受了，它知道这是宿命。”

 

半生苦难

 

有一回母亲带她去医院，半路上下了一场骤雨。母亲告诉她：“这就是灾难，上天降下来的，躲也躲不了。”

 

赵林的处女作《蚁群》，是她本人半生的写照。

 

主人公叫赵二，起这个名字是因为王小波叫自己“王二”。赵林喜欢王小波全集，那是网友“润物无声”推荐给她的。儿子给她的电脑装上QQ后，她便学年轻人，加了几个好友，“润物无声”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聊得很投机。对方鼓励赵林多阅读，首先为她推荐了莫言。

 

后来才知道，“润物无声”的真名叫蔡昌森，是黄岩区一名退休的老干部。赵林被莫言笔下的乡土世界吸引着，又惊异于他奇特的文风。蔡昌森告诉她，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移植于南美作家马尔克斯。此后，赵林又追随着莫言的喜好，开始看马尔克斯和肖洛霍夫。

 

她将阅读中所感知的技巧运用于写作中。评论家呼岩鸾感叹于《蚁群》极为新潮的叙事策略：“小说有一种流动，农民工的形象和意象前前后后重重复复迭次出现，似明似暗的符码一闪而过，就像灰暗或明亮的意识在流动，加深了小说开掘生活的穿透力，达到一定深度。”

 

但赵林本人对此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她不懂文学理论，写作是一种被生活推动着的本能：“我只是如实地写出了我在苦难中的挣扎。至于如何脱出苦难，脱出以后又该去向何方，我的心里是很糊涂的。”

 

她的苦难自幼便始。15岁时，赵林得过一场重病，两条腿像棍子一样僵硬，胳膊和腿都生了密密麻麻的紫红色斑点。第二天，吓坏了的家人将赵林送去医院，医生诊断她患上了过敏性紫癜。从此，她便开始了四处求医问药的生涯。

 

赵林还记得，有一回母亲带她去医院，半路上下了一场骤雨。那是荒山野地，没法躲雨，母女俩一开始用手遮头前行，后来也适应了雨点的抽打。母亲告诉她：“这就是灾难，上天降下来的，躲也躲不了。”

 

很多年以后，她将雨和自己多灾多难的一生联系在了一起。“我始终被贫穷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正如站在荒野中的那一刻，骤雨抽打在身上，无处可躲。”家里有5个孩子，排行老四的赵林常年穿着烂裤子，连裤裆都开了口，扇形的补丁像一面破旗耷拉下来，走到哪里狗就拼命地咬，想把她的“破旗”撕下来，她只能拼命地跑。

 

小时候，赵林穿得破烂，在学校里被同学轻视，甚至常遭戏弄，自卑的种子就此埋下。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自卑与自矜一直是一对双生儿，轮流作用于她人生的每一次选择中——对于幸福，赵林既充满渴求，又常常自觉不配。

 

赵林总是觉得自己丑。在书里她这么说：“赵二个头也不算矮小，由于自小家里穷没饭吃，为了一口吃喝，她上树掏雀子煮蛋吃，长了一脸的雀斑，这个还不是最坏的，又加上她是个兔唇，上天简直把所有的丑都给她了。来到了这个浙江，相了几起亲，一般人都看不上她，拉板车的梅星也是实在找不到老婆才将就着同意她了。他也长得很丑，在丑的方面她和他打了个平手。他个头矮小，天生的扁头，脸只有一扑克宽，和老驴的脸差不多吧。而且还不平整，忽高忽低的，特喜欢笑，一笑口水就掉下来了。这样的两个人打了个照面，两个人都心照不宣，什么叫知音？在茫茫人海中两个丑人的相碰也算是遇到了知音。”

 

2013年，赵林开始写小说，是受了莫言经历的鼓舞：“我听说他也没有念完小学，心里就想，原来写小说是不需要学历的。如果早知道这个，我或许会更早就开始写小说。”

 

她依旧和丈夫凌晨起床，去学校附近卖饼。只是，每天午饭过后，距离下午卖饼还有三四个小时，赵林便开始写作。她不紧不慢地写着，有时对着电脑枯坐，几天也写不出一个字，有时文思如泉涌，打字的手速都跟不上思路了。丈夫知道她爱写，虽不理解，也不来干扰。到2013年7月，《蚁群》已经洋洋洒洒铺展了15万字，却骤然停下，赵林写道：“这中间还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时间来叙述了。”

 

她的丈夫得了癌症，被查出的时候已经扩散了。赵林说，他们结婚后，共同语言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被贫穷驱赶着，累得不知道什么叫温存。直到最后那几个月，“他脾气没有了，人变得一团和气，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这正是赵林心中的好男人，她悲伤地写道：“可当他变得合乎意愿的时候，他便不属于她了。”丈夫最后的时光伴随着《蚁群》的收尾，这也成为书中的赵二经历的最后一茬苦难。

 

精神救赎

 

“文学是精神。它与穷人关系不大，然而越是生活无望的人越是需要救赎，而虚无飘渺的文字就是一种救赎。”

 

赵林笔下的底层社会，是一个真正以农民工为主角的底层社会。

 

出生于安徽农村的赵林，上世纪80年代就去上海打工了，是中国新时期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赵林什么都做，“年少时拾过大粪、扛过大包、抬过棺材、当过乞丐。中年时扫过马路、贩过鼠药、卖过大饼、当过月嫂”。

 

她写自己刚刚到上海时，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像看护口粮一样盯着行李架子”。她也像陈奂生进城一样，对什么都感到好奇，在百货商店里摸了一把歪嘴尿壶，这一摸这把壶就归了她，店主骂她：“你不买，摸它干啥？你手痒啊，手痒搁墙壁擦擦。”她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马路上车水马龙，一个等车的中年人一下子被车压死了，看到“这拥挤的人流里，命根本就不是什么精贵的东西”。

 

几经辗转，她在上海郊区的一家抛光厂找到了活儿。那是一家私人企业，做出来的零件供应给当时大量生产的永久牌、飞鸽牌自行车。赵林不擅长这份工，因为机器声音太响，震得她头晕，干活收不掉光，拉不直丝，有一回，终于因为腿一抖动，被砂轮切伤了膝盖，血像喷泉一样喷出来了。

 

书名中的“蚁群”，指代的就是农民工群体。庞大、沉默、让人忽视的蚁群，恰是被遮蔽的农民工群体最好的写照。

 

赵林写工厂里的恋爱，“小松子和李平一个打毛坯子，一个收光，合起来出了不少活。一男一女在一起干活就不显得累，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子。其他大伙子大姑娘也都有了想法，能凑合就凑合。有别处的老乡来玩，都啧啧称奇”。

 

现实往往因苦难而呈现出荒谬的色彩，“老白毛触了高压电死了，那是台风过后的第二天，电线都湿了，他在工作的时候，被电打中，就倒了下去。也怪老板娘粗心，为了省钱，不把农民工的性命当回事，人倒了还不及时抢救，结果呢，死了，后悔就没用了”。

 

之后，老白毛家里来了二十多人打官司，结果拿到三十多万赔偿费，高兴得一时就忘了悲痛。他们是包了车来的，临回去那天喝了不少酒，司机也酩酊大醉，在路上车子跌下了山崖，全体无一人生还。

 

在赵林的笔下，多样的、痉挛的、沉重的底层社会徐徐铺展。无论是抛光厂老板老金、翻砂厂老板娘、羊毛衫厂老板王小有，还是农民工赵二、本富、李连、文利、何发、华子……他们都活在磨难中，有的苟且生存，有的悲惨而殁，有的发展腾达。对于苦难，她既不妖魔化，亦不神圣化，始终保持着身为叙事者的冷静，她甚至将这种天赋用于自嘲自己——“赵二尝试了很多工作，比如看厕所、擦皮鞋、做保姆。看厕所很臭，还丢人，被人家耻笑，要是遇到熟人就不要活了”，偏巧有一天遇到了自己的表哥，他乡遇表哥本来是高兴的事情，她却很窝火：“表哥，哪个叫你来的？哪个地方没有厕所你偏跑到这里？你回家别去嚼舌根子。我看厕所关你屁事啊。”第二年，听说表哥得急病死了，她流了眼泪，可是“想到表哥知道她看厕所，就觉得他死了也好，她看厕所的事情就基本瞒着了”。

 

大凡其物，不得其平则鸣。对赵林这样的民间作者而言，她写作是一种对抗：对抗外界的压迫，也对抗内心的麻木。赵林说：“文学是精神。它与穷人关系不大，然而越是生活无望的人越是需要救赎，而虚无飘渺的文字就是一种救赎。”她极为钟爱莫言说过的一句话：所有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东西，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用叙述的华美和丰盛，来弥补生活的苍白和性格的缺陷。

 

赵林说，她会继续在写作之路上走下去。“我有个理想，就是哪一天攒够钱了，我就可以不再每日辛苦地卖饼，而是有足够的时间去读书、写作。但如果这个理想真的实现了，我一定会很怀念卖饼的生活。那就索性先维持现状吧，幸福不满的状态也很好。”她说。

 

文汇报记者张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