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韩愈《答李翊书》有云：“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这句话，为当时、后世尤其是今天的文学艺术家们所广泛地认同；而我手写我心、陈言务去，扩展而为离经叛道、不主故常、绝去依傍、标新立异、我用我法、自有我在、不拾人牙慧、走自己的路等等，更成为文艺创新的不二法门。但这样的“创新”，不是非常容易，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吗？为什么要说它“戛戛乎其难”呢？

最早注意到对韩愈这句话曲解的是王安石。他在《韩子》一诗中写到：“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一作默默谁令）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在王安石看来，如上的理解，不过是“末俗”的皮相之见，而并没有真正领会韩愈的真意。根据这样的理解去“创新”，纵然可以“崭新于一时，盛行乎百里”，于“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 法”（苏轼评韩语）的不朽事业则是“可怜无补”的。例如，南齐时高唱“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的张融，不是很快就“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 流”了吗？

那么，韩愈此言的真意又是什么呢？王安石没有说。我以为：

第一，“陈言务去”只是指创新的结果，而并非起点和过程，创新的起点和过程，在《进学解》中韩愈自述为“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他的学生则形容为：“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不仅不能抛弃陈言、避开陈言，反而要深入陈言，以忘我的精神，使传统的经典 达到刻骨铭心。这确乎是“戛戛乎其难”的，必须“积劫方成菩萨”，而无法“一超直入如来地”，何况积了劫还不一定能成菩萨。

第二，“陈言”的“陈”，并不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判断，专指前人之所言；更是一个价值上的判断，专指无价值或负价值的陈腐之言，既包括前人的，也包括时人的——至于前贤的真知灼见，则不但不去，而且要“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地窃为己用。还是在《进学解》中，他的学生评价其“陈言务去”的创新成果：“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渺，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正是力排众议，务去时人的陈腐之言，重申前贤的真知灼见。又说：“沉浸醲 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 同工异曲”——其我手写我心的思想、观点、风格、句式，几乎都可以从前贤的著述中找到出处。

黄山谷曾论有两种不俗之人，一种平居无以异于俗人 ——“此不俗人也”；一种平居大异于俗人——“此俗人也”。同理，亦有两种我手写我心的创新之文，一种时间判断上的“陈言务去”，一种时间判断上的“踵常 窃陈”；但价值的判断却并不在新还是陈，而在正还是负。因此，艺术上的真理是多元的，甚至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也都可以是真理，我们不能片面地认同某一个观点而否定与之相对立的观点，而应该辩证地用对立的观点来理解自己所认同的观点。“陈言务去”与“踵常窃陈”如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与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功夫在诗外”与“术业有专攻”等等亦复如此。所谓“离则两伤，合则双美”是也。分立看待“陈言务去”和“踵常窃陈”，都是不能 领会韩愈的真意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天下诋韩，大半王姓，而以荆公为首。因此，那首《韩子》诗，学术界通常看作王安石对韩愈的诋毁；把它看作对曲解韩意的嘲讽，或自我始而不一定正确。但如果真的意在诋韩，那只能证明拗相公实在也并未真正认识韩愈的“陈言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