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国家层面和大小出版社都在不惜工本地为古籍著作加大投入，业界振奋。4月8日，2105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经费资助项目信息日前公布，再度引起热议。从我个人关注的角度来说，单就古籍和文献研究的方面而言单上好书已是不少，受篇幅所限，在此仅选介近年即将面世的三部（侧重语言文字和出土文献的内容）佳作，以窥一斑。

施谢捷教授编纂的《<说文解字>汇校》，虽然部头肯定不能跟好多鸿篇巨制相较，但我以为却是这个榜单里跟中国文史学界关系最广、最重要的一部书。

《说文解字》的重要性，无需多谈，涉及古代文史研究的领域，或多或少都会利用到这中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自东汉成书以来，在传抄过程当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错误，徐铉、徐锴兄弟分别重作校定（世称“小徐本”、“大徐本”），使之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但今传二徐各本在篆形、说解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差异，目前尚无一个对各本异文进行详细校勘的定本。就大徐本而言，陈昌治一篆一行本所据改刻的孙星衍平津馆本是据宋本翻刻的，比较忠实地保留了宋本面貌，中华书局1963年即曾用陈昌治一篆一行本影印，成为目前学界使用最广泛、最便利的大徐本。施谢捷教授等经过对版本详加考察，选定陈昌治后刻本为底本（后刻本改正了初刻本的绝大多数错误），以两个宋刻元修本及平津馆、藤花榭两个清代翻刻宋本作为参校本（《说文解字》的旧刻本，以王昶、丁晏旧藏的两个宋刻元修本为最古；藤花榭本与平津馆本所据翻刻的底本不同）。就小徐本（《说文解字系传》）系统而言，最通行的是清代祁寯藻刻本（中华书局曾影印出版），《四部丛刊》所据影印的张石铭藏述古堂本也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尤其是在篆文字形方面保留了一些与祁刻本及大徐各本不同的写法，十分重要，施谢捷教授也选取了小徐本的这两个版本进行参校。今藏日本的唐写本《木部》残卷和《口部》残片所存字量不多，但因抄写时代较早，因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校勘价值，《<说文解字>汇校》一书也都予以利用。

可以说，《<说文解字>汇校》将完成学者期待已久的对今传《说文解字》两系统各主要版本进行对校的工作，亦可预见，此书的高水平出版，将成为今后引据《说文解字》的最重要依据，一定能够有力推动《说文》学、文字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

汉简研究专家胡平生教授看到榜单里资助了《敦煌悬泉汉简（贰）》，在微信向我询问怎么没有看到《敦煌悬泉汉简（壹）》的资助，一时间我也被弄糊涂了。通过出版社同仁解释，才知道2013年已经申报了《敦煌悬泉汉简（壹）》的资助。由此可见，大家都很关注悬泉汉简的整理和发表工作。这确实是一批出土文献研究领域近些年必须关注的重要新资料。

悬泉置遗址据称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汉魏驿置机构，单就有文字的出土文物而言，就有两汉有字简牍23000余枚（此前有部分资料选释公布），帛书私人信件十件，汉晋有字残纸十件以及泥墙题记《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题记内容已有专书发表并作研究）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数万枚简牍，是继旧、新两批居延汉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为两汉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据整理者介绍，经整理考释，悬泉汉简已编号者有17900余枚，有明确纪年的2100余枚（占全部简文的十分之一），时代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时代跨越两百多年。就简牍内容而言，包括了诏书、法律文书、簿籍、符传、历谱、术数、医方等等，总体而言侧重于实用性的文书和书籍。不过，和居延、敦煌、金关汉简一样，我们也能在悬泉汉简中，偶尔看到一些古籍的零章断简。例如，编号为V92DXT1812○2：119的一支松木简上，就抄录有《论语·子张》的残文，内容相当于今本“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三章，文字有一些细节出入，例如“夫子”简文皆作“子”。因此对于研究古代典籍文献的人来讲，西北汉简里也大有可以挖掘的内容。我们热切期待着这部大书早日高质量地推出，供历史学界、法律史学界、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同好使用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介绍的这两部语文学和出土文献领域的重要著作，都即将由上海的中西书局承担出版。中西书局近年在出土文献出版领域的成绩有目共睹，例如非常重要的清华简已经顺利出版五册（第五册亦列入此次资助），该社似有在相关领域做大做强的趋势。

吴镇烽研究员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煌煌三十五大册前两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在学界的反响很大。有些人已经仿照“合集（《甲骨文合集》）”、“集成（《殷周金文集成》）”之类，给这部书定了一个“铭图”的简称，可见该书之重要和称引之多。《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的最大好处，正如裘锡圭先生在为此书所作序文中指出的那样，“《商周》（引者按，即裘序对此书的简称）一书收器下限为2012年2月，收录传世和新出土商周有铭青铜器一万六千余件。读者有此一编，即全面掌握了现有的商周青铜器铭文资料”，“吸收了前人的成功经验并发扬光大，收集有铭铜器的图像多达一万一千余幅，清晰直观，同时还对铜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详细标注，省去了研究者大量查检核对之劳（有些资料一般研究者要查也无从查起），无疑将大大促进青铜器的综合研究。”这次我们在榜单里，又看到了《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的续编获批资助出版。商周青铜器铭文在这三四年间又有不少新资料公布，但因为发布载体零散，一般人搜集肯定不会全面，及时搜集、汇编，供学术界利用，显然是一件大好事。凭借吴镇烽研究员在铜器及铭文方面的广远见闻和至勤用力，“续编”的工作一定能够做得很出色到位，不负学界期待。趁此机会，我也想对此书编辑者及出版社执事提一些小小建议。有不少人可能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这部书的体量巨大，检索至不易，不知能否考虑在编辑“续编”的过程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为全书正续编编制一个便于大家使用的索引；此外，有些学者已经指出过《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的一些伪器伪铭，虽然有些见仁见智，但不知能否也把这些信息汇总起来，供大家参考、判断、利用？这是作为使用这部书的读者的我的一些愿望，如蒙采纳则幸甚幸甚。

很多学者在读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榜单的时候，在热切期待之余，往往也很希望这些得到国家资助的图书能适当将书价控制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以亲近读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及研究生，体现国家资助的意义，我们在此也想借机再呼吁一下。

文/郭永秉（作者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