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晔

我的标题其实是剧透，已概括了我要表达的一切。

细说开来，我得从自己的翻译体验说起：假如事先知道文学翻译的难处，或许我永远不会提笔翻译《格拉斯医生》。

《格拉斯医生》是我翻译的第一部小说。一出手就翻译一本发表于1905年的瑞典经典小说，往好里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往坏里说，恐怕就是不知深浅了。然而，人生的事，大多是边做边学的，就如同我们做人本身——哪里是有什么时间让我们学好吃饭、穿衣和走路，培养好智商和情商，才从娘肚子里被生出来的呢。 所以，我并不后悔自己做了件有些大胆的事。而现在，谈到文学翻译，我反而多了一份忐忑，觉得需要格外小心。

文学翻译是什么，需要什么？既然是翻译，固然这是一个把原文文本传递成译文文本的工作。于是，自然需要对至少两种语言的把握，以及目标语言的文字功底。但仅仅如此，恐怕还远远不够。

我认为，或者说，我想强调的是，译者首先需要对原文本有鉴赏能力。

照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说法，不是每个人都会鉴赏。这需要训练。有那么一些人，很遗憾，即便是训练也不能使其获得鉴赏力。芥川认为，文艺鉴赏不光是把樱花理解为一种花木，而是与此同时，能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感觉；也就是说，在进行“认知性”理解的同时，更有“情绪性”理解。芥川说了句颇为刺耳的话：如果不能有情绪性理解，就最好离文艺远点儿。

我很认同芥川的说法。首先，在译者选择要翻译的作品之初，鉴赏问题已经产生，鉴赏机制也已经启动了。 译者应选择自己“有感觉”的作品。这个感觉就是“情绪性理解”。然而，对于哪种作品能产生情绪性理解，这牵涉到译者本人的气质禀赋，阅历学养，以及与这些 密切相关的鉴赏力。

其次，不少人一定有这样的体验：阅读一首诗、一段话的不同译本，会发现诸多微妙的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如果在谈不上有错译的情况下，不同译本却有较大的出入，我认为，主要是由于鉴赏力的不同。不同的译者在阅读文本时，是在各自不同的鉴赏力基础上去认识文本的，势必形成对语义、语气、节奏、意境的不同层次的认识；在不同认识上的传达，自然有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比如，同一个原文字眼，对应的可能是多个带有细微差别的译文字眼；在对译文字词的选择，韵味的拿捏中，受到考验的首先是译者的鉴赏力，其后才是目标文本，比如说中文的修养。

回到芥川的情绪理解说，我认为译者在阅读文本时，既要把握细微之处的奥妙，又要能领略宏大之处的感动。有这样的鉴赏感知垫底，再从一个字眼、一个标点出发，一段一段织布一样地去翻译。那么，在字眼的选择，在节奏和语气的表达等方面，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的神采。

所以，离开了鉴赏能力，所谓“信达雅”，所谓“直译”和“意译”，所谓翻译要达到“化境”等等说法，恐怕都还无从谈起。

当然，文学鉴赏本身是个相当复杂，很难用有形的标杆去测量的问题和概念。不同译者的鉴赏力不同，不同读者的鉴赏力也不同。可以做参照物的，无非是文本以及文学的金线本身。什么是文学的金线，这又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概念了。但估计，不少人都能感觉到也难以否认文学金线的存在。我倾向于从经典及当代经典中体 会文学，进而磨练文学的鉴赏力。因为，在那些被看作经典的作品中，有作家的苦心，以及古往今来无数鉴赏者的思虑，值得细细揣摩。我们没有必要担心经典落后于时代。

一个译本，是译者在某个时期文学鉴赏力的某种体现。鉴赏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提高的可能性，同时，鉴赏力并没有一个可触及的顶点，所以，鉴赏力完全是有待提高的。文学翻译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自我磨砺的过程。一名译者穿过鉴赏的全程，抵达的结果就是一个译本。我说“结果”而不是“终 点”，是因为鉴赏力的待提高性，注定了结果的“阶段性”。鉴赏力的待提高性以及启动鉴赏机制后的过程本身，注定了文学翻译苦中有乐，文学译本可以也有待不 断被超越，被自己或者他人——文学翻译，是一个没有终点，也不必预设终点的鉴赏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