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益昉

学问做了许多年，始终期待拥有一册听老上海零星念叨过的《抗日三字经》。可惜书店黄了，文庙书市也变了味，薄薄《抗日三字经》，炒成古董要五千。吾辈读书汉，幸还有下载电子版一途。

“姚子青，守宝山，一营士，只余三”。“阎海文，是空军，打敌机，八架焚，炸敌舰，三只沉，身受伤，落敌方，从容中，举手枪，先杀敌，后自戕”。七十多年前，这些市民皆知的抗日三字经，轮到五○后以降的晚辈，基本闻所未闻。

有被抗日歌谣感动的年轻朋友告诉我，曾专程去五角场商业中心和四川北路附近致意。只是曾经的英雄史迹，哪怕一砖一瓦也无处寻。1937年8月13日上午，连日来专程记录四川路一带市况的记者王匀秋写下，9点15分东宝兴路已经开火，“日本兵向中国兵冲，被中国兵打退了”。下午4点10分，八字桥炮声打响。这些历史性的时间节点，白纸黑字留在1939年版的《上海一日》中。不到一个世纪，英魂飘过，英雄功勋淡化，令人怅然。

1938年3月，淞沪抗战爆发半年后，汉口三户图书社推出《抗日三字经》，单行本初版10000册，手工作坊的制品，民间流行的文本，有血有肉的英雄故事足以KO“我爷爷九岁被鬼子杀了”等当下“手撕鬼子”的荧屏把戏。

老舍先生为《抗日三字经》作序云，“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主张，意在以通俗文艺扶导激励民众与军士，期人人尽力，齐心消灭倭寇，争得最后胜利”，《抗日三字经》，真的做到了。大敌当前,无需花拳绣腿。着眼底层社会，催化同仇敌忾，发酵全民抵抗，乃是唯一目的。

我成长于和平时期的苏州河畔中心城区，《地道战》、《地雷战》是弄堂孩子天天复习的戏码。我们扮演好人坏人，窜进跑出百孔千疮的四行仓库，丝毫不知这栋钢筋水泥建筑，原是血流成河的抗日现场。“谢晋元，守闸北，四行库，作阵垒，八壮士，立誓言，宁战死，不生还”。勇士的感召力迅速传播，同时守备南市的孤军，包括沪籍警备队队员胡堪非等战士听闻四行战况，决心“至少得支持到天亮，准备在唐家湾小菜场的顶上，升起国旗来”。数年后，谢晋元被叛兵杀害，时为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比起同为抗日虎将的张灵甫，前者稍显幸运，“晋元中学”、“晋元里”等身后符号，尚有痕迹。

“童子军，服务团，冒炮火，齐向前”。细究起来，要不是童子军女孩杨惠敏，冒死通风报信，苏州河南岸不会一夜间聚集各国记者,向全球通报现场战况。上海各界送粮送水送情报，自愿担当四行守军大后方。首先提出捐赠的，是卡车行老板，他带来五万只“光饼”，乃戚继光抗倭的标记性食品。附近几个街道的市民，自愿绝食一天，节省费用慰劳孤军。最后，由414位有名有姓官兵组成的四行守军，抗敌五天五夜后退入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如今的静安工人体育场，就是当年软禁四行残部的孤军营。四年里，谢将军天天练兵备战寻出征，不失抗日精神与人格操守。

从大局分析，《抗日三字经》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面世，一定是考察了战时百态和人性弱点，编印意图切中时弊。即使如丰子恺，据他的女儿回忆，“爸爸听人说，上海南市已成一片火海，但总以为小镇上安全，所以一直按兵不动，甚至还在红烛高烧，开设素筵，过他四十岁的生日”。拖到不得不逃难的时候，丰子恺“想起了包裹里还有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月前在缘缘堂时根据了此书而作的《漫画日本侵华史》的草稿。我觉得这东西有危险”。《爸爸丰子恺》中留有旁证，“路上碰到对面开来的兵船拉伕。虽然是自己国家的兵，我们也吓得要命”。还是“爸爸想出个好主意，上岸去买了一套军装，还是有斜拉皮带的，让二十岁的章贵哥穿上……兵船见有‘长官’站在船头，谁敢再来拉伕”。

关键时刻，面对入侵日寇，国民人格境界，相差极大。因此，抗战宣教不仅要面对底层，也应覆盖各个阶层。史料记载，淞沪会战关键时刻，沪浙交界的金山卫地区，田间农民充当登陆增援日寇的向导。微利诱惑面前，瞬间酿就家毁国亡的恶果。

“我自己，需努力，尺寸土，不放弃，血海仇，难忘记，雪国耻，收失地，我同胞，宜勉励”。《抗日三字经》的最后篇章，听来更具现实意义，较量远远未达停歇阶段。东洋人从来不忘“知耻”，拿战争伦理博取怜悯，重炒原子弹受害悲情。他们赶在二战结束七十周年前夕，在联合国布展、呼吁，广邀各国首脑重返长崎、广岛，借哀兵战术，欲洗刷罪恶。

“我同胞，宜勉励，求共识，讲大局”。再吟《抗日三字经》，晚辈我也添二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