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飞龙关拱门向外眺望，远方重峦叠嶂，关口险要天成。

 

本报记者 付鑫鑫

 

自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鸣庄村向西行驶，盘山公路蜿蜒起伏，翻过一座山头，眼前豁然开朗，谷底的村落仿若世外桃源。

 

依山而下，山间梯田茶园成片，叶尖墨绿；路旁的玉米地连绵不绝，新穗叠出。满目苍翠中，向日葵，硕果累累；野百合悄然绽放，金色的南瓜花，迎风招展。

 

西行的尽头龙岩山巅，即为海龙囤军事古堡，最高处海拔1350米，孤峰入云，四面陡峭，山下湘水环流，群峰簇拥，壁垒森严，《明史》称“飞鸟腾猿不能逾者”。

 

它曾是南宋播州（遵义的古称）杨氏抗击蒙元大军的防御工事，又在明末成为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最后沙场；它的“陷落”结束了杨氏土司725年的基业，开启了明朝“二千里封疆”，却也耗费了大明“帑金二三百万”，以致“国用大匮”；它在万历年间的战火中被付之一炬，终结了“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的土司之制，拉开了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委派朝廷命官统辖西南的序幕。

 

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遵义海龙囤土司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一起，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贵州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

 

湖南永顺宣慰司，地不及播州广；湖北唐崖长官司，位不及播州宣慰司高，且海龙囤属中国、乃至亚洲保存较好的关堡山城体系，故本报于三者中取海龙囤观之，以飨读者。

 

“当时与数大将军进讨，围囤时，鸣鹤独当山右一路，为围师所急之处，攻之亟，贼备之益力。周旋山溪，日自筹之。□至六月五日午夜，起将士万余上囤方略，誓师以破贼而后朝食。遂自横槊先登，漏下五鼓，直透山巅，挺身大呼，将校勇奋齐至，喊杀之声震撼山谷，贼众披靡，一时俱尽。……羽卿密乘人之不及，夜登，出人之不意，挺身大呼，声若疾雷之不及掩耳。”

 

这篇名为《题王羽卿诗后》的散文，刻在一块约2米高、0.5米宽的灰色石碑上。文章是在播州为官的汾阳人林桐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秋七月凭吊海龙战场时，见其友人、曾参与平播之役的淮阴人王鸣鹤（字羽卿）有感而作。

 

7月14日下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员韩文华，与当地百姓在海潮寺西北约百米处又发现两块碎碑片。随即，将碎片镶嵌原本残缺的石碑右下方，正好吻合。身材高大的韩文华带着一脸腼腆的笑容，细心清理碑石上的泥土。蹲在一旁端详碑文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海龙囤考古队领队李飞介绍，王鸣鹤参与平播一役，首登海龙囤，然《明史》未着一字。因此，友人林桐铭记之，并表达了他对羽卿功名不显的不满，委婉地批评“议彤卢者，不知其孰谁”。

 

海龙囤上，筑九关“万夫莫开”

 

海龙囤一蒂孤悬，地形险要，属寒武纪灰岩所形成的方形孤山拔地而起。周遭皆悬崖峭壁，南北环溪，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明军在重庆誓师，八路进发，每路兵三万。其中，川师四路，楚师一路，黔师三路。

 

24万明朝军队为什么要在西南的播州围攻一个海龙囤？李飞说，这得从唐末讲起。唐末，播州为南诏所攻陷。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山西太原人杨端应募入主播州。

 

“杨氏据播十三传，至粲始大”。13世纪，蒙古在消灭西夏和金后，与南宋开始正面冲突，采用由西而东迂回包抄南宋的“斡腹”之谋。宋宝祐五年（1257年），已得大理的蒙军向东挺进，逼近播州，情势紧急，杨粲孙杨文上报朝廷，其在1242年提出的“保蜀三策”中“择诸路要险，建城濠以为根柢”防御理念被采纳，宋理宗遣名将吕文德入播协助防务，商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始筑“龙岩新城”，即后之龙岩囤，今海龙囤。

 

然而，蒙军的铁骑尚未践及海龙囤，江山便已易主。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介绍，土司制度始建于元朝，属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元代实行双轨制，在行省内，既有府州县的管理模式，即郡县制；又有土司制，即对那些鞭长莫及的偏远地区，不宜派流官的地方，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地方长官。元代，朝廷在西南边疆地区广设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五司，但土司的官位一般都不高，像播州杨氏最高的官阶也就是从三品。

 

土司官位采用世袭制，一开始，朝廷授官爵于土司，土司也对朝廷极为效忠，但时间长了，土司的后代对朝廷可能就不像祖辈那么忠诚。明万历年间，播州杨氏，至杨应龙已是第三十世。此时的杨氏因为嫡庶之争以及内讧，早已实力大不如前。杨应龙一心想要重振雄风，遂对海龙囤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整与加固。并于囤上筑九关，囤前有六关：铜柱关、铁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囤后有三关：万安关、西关、后关，至今巍峨挺立，笑傲孤峰。

 

在《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中，杨应龙称，其重修海龙囤的目的，是欲使之成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并有对联悬于新王宫上：“海龙囤上，百万雄师撑日月；养马城中，半朝天子镇乾坤”。而今仰望，飞龙、朝天、万安关上，杨应龙手书石匾尚存，其中，飞龙关的落款“皇明万历丙申岁”（即1596年），也依稀可辨。

 

分庭抗礼，平播之役成焦土

 

李世愉说，土司制度与生俱来地带有地方割据性质，注定了它无法长久维系下去。土司跟流官一样，纳入中央官制体系，但朝廷不给予俸禄。每年，土司向国家上缴较轻的赋税，但对当地土民的剥削则严重得多。在地方上，土司虽小，但“五脏俱全”，比如说，它可以自己养军队，也就是土兵；还有司法权，可独立判案、动用私刑。

 

杨应龙统辖期间，重拳打压播州内部的“五司七姓”，依靠收买“苗兵”来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杨应龙的做法，激起了播州百姓、五司七姓及贵州官员的不满，于是大族首领和贵州巡按陈效一起联名上书，将他告上朝廷，历数他的24条大罪。此后，朝廷派出要员在重庆府三堂会审，认为杨应龙“论罪当斩”。对此，杨应龙提出愿用白银两万两赎罪，并愿意拨付5000名土兵助朝廷平倭。

 

谁料，第二年，四川巡抚换人，又要抓他定罪，杨应龙只好又一次来到播州边界松坎，下跪请罪，并答应交出次子杨可栋留在重庆做人质，再交赎金四万两。结果，杨可栋到重庆没多久就“病卒”。杨应龙索要儿子尸体回乡安葬，官府却不给，还催他先交齐赎金再说。杨应龙恼羞成怒，与朝廷正式决裂。

 

1600年，农历四月初三，明军与播军在养马城短兵相接。四月十六日，杨应龙退回海龙囤，严防死守。四月十八日，明八路大军皆会囤下，筑长围，轮番攻打。时值雨季，山中雨多雾重，这给明军的仰攻造成极大麻烦，战事一时胶着。尤其是飞虎关及其前“三十六步”（为三十六级台阶），每级台阶高达60-80厘米，大炮难以发挥作用，而且一遇进攻，播军就居高临下抛下滚木、礌石，明军根本攻不上去。

 

一个多月后，李化龙分兵绕到海龙囤后关。六月初六寅时，明军从万安关突破，涌城齐入，播军溃败。战败前，杨应龙自知大势已去，倒提偃月刀，回到寝宫，先纵火焚烧宫室，然后与两名爱妾一起自缢而亡。从此，“四封千里尽入皇图，尺地一民尽归王化”。

 

海龙囤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空留焦土。这场战事，史称“平播之役”，属“万历三大征”之一。《明史》载：“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有史家认为，三大征令明廷元气大伤，是致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海潮寺内，囤顶一灯度亡灵

 

自唐至明，杨氏土司统领播州达725年，传27代30世。平播一役，万骨皆枯。

 

战事结束后，万历皇帝对播州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一些不法土司，改由流官统治。大体以乌江为界，播州分为二府：乌江以北设遵义军民府，属四川；乌江以南设平越军民府，属贵州。

 

伴随着土司制度在播州的瓦解，其“信巫鬼，好诅盟，丧葬用鼓乐”的传统也日渐消弭，中原、西蜀的禅师纷纷进入，佛教开始兴盛。

 

约1603年，遵义兵备道傅光宅在海龙囤原来的王宫废墟上，修成了一座寺庙——海潮寺。他还召集僧众到海潮寺讲经说法，超度阵亡将士的亡灵，吊忠魂，瘗（音：yì）遗骨。

 

太平天国年间，桐梓久坝出了个杨龙喜，曾任县衙总役。后来，他和芝麻人舒光富揭竿而起，史称“黔北黄号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占绥阳、仁怀、桐梓等地，后来围攻遵义碰上了麻烦。杨龙喜战死，舒光富率残部退居海龙囤，终被官兵攻破，死者不计其数。自此，每逢下雨发洪水，海龙囤山沟都会冲出累累白骨。

 

起义军溃败后，海龙囤重归寂静，僧众重回幽谷一灯的苦禅生活。如今的海潮寺，重修于民国年间，突兀地矗立在黄土方砖之上。

 

据当地年近七旬的乡民刘远光说，重修后的寺庙是“一口井”，即由上殿、下殿、左右厢房四面围合而成，中有天井，庙里的菩萨是用木头雕成的。他告诉记者，在囤上住得最久的当属郑家，有两三百年历史。去年，为配合申遗，囤上的村民均已搬到囤下居住。

 

齐政修教，多民族文化融合

 

对土司的管理，李世愉说，中央政权采取“齐政修教，因俗而治”。齐政修教，体现在土司继承人需入学习礼。如明太祖朱元璋时规定，“各土司皆设儒学”，土司的“储君”先要入学习礼，方能接任土司。明嘉靖时，还赐播州宣慰司儒学《四书集注》一部，以鼓励土司向学。因俗而治，则指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如，清代对于新设的土司地区，不要求剃发；对少数民族的服装，也没有要求统一改成汉服。“当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土司文化与中原文化逐渐融合，差距在不断缩小。7月4日申遗成功的三个土司遗址，其建筑风格既有少数民族的传统特色，也有中央官式的特点。”

 

李飞说，历史上，世袭统领播州的杨氏，能“累世恪守忠节”，几百年来，与中央朝廷保持一致，因而得到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客观上促进了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明清时期遵义地域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然而，针对像杨应龙这样的不法土司，明朝开始推行“改土归流”，至清雍正年间，则出现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从此，土司势力明显削弱，并逐步走向衰亡。

 

海龙囤申遗成功以后，对于后续的开发工作，遵义市汇川区委宣传部长林黛君说：“海龙囤的保护，仍是第一位的。即使今年9月底，海龙囤对外开放，我们也会采取限流措施，比如，峰值客流控制在475人。”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海龙囤必须对外开放，且首先要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这也是近期封闭施工、修建栈道的原因。“将来，进一步开发海龙囤，相关设施也只能在外围，绝不能破坏核心景区的本体风貌。”

 

专家访谈

 

“因俗而治”的样本剖析

 

自2012年4月，李飞带队入驻海龙囤，已历三载寒暑。谈起在囤上生活的点点滴滴，长发及肩的“囤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讲得颇有诗意。

 

文汇报：您能否比较一下，贵州遵义海龙囤土司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之间的异同？

 

李飞：三座土司城城址都在崇山峻岭之中，交通相对不便。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土司制度产生的基础。中央政权的统一性，因为深山大川的阻隔，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所以不得不委任少数民族上层，因此有了土司制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的“一国多制”，也是边疆维稳的权宜之计。

 

从官阶来看，老司城遗址是湖广地区土司体系中的最高职级机构——宣慰司的治所遗址，永顺宣慰司土司为彭氏家族，属民以土家族为主。

 

唐崖土司城址是湖广地区土司体系中较低的职级机构——长官司的治所遗址，唐崖长官司土司为覃氏家族，属民以土家族为主。

 

海龙囤遗址是播州宣慰司杨氏土司专用的山地防御城堡的遗址，与播州宣慰司治所穆家川土司城配合使用，是战争时期播州土司的行政中心，其属民以仡佬族、苗族为主。

 

湖南、湖北两地土司城选址，交通比海龙囤更为便利，地处缓坡地段，靠近河流之处，而海龙囤则起于悬崖峭壁之上。一言以蔽之，海龙囤雄险，另两处秀美。

 

文汇报：您觉得，三者能够一起申遗成功，原因何在？

 

李飞：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能否成功，取决于很多条件，首要的便是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突出普遍价值。海龙囤毁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战火，此后，除了僧侣就很少有人在内居住,这些残垣断壁深埋在黄土之下。在新王宫遗址，我们挖了接近2米深的淤泥层，才发现以前的厨房、水牢、砖窑等。其真实性与完整性得到很好保存。

 

三个遗址，再现了中国西南特殊的边疆管理政策。土司制度本身为中央政府有效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样本，充分体现了华夏“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

 

之所以捆绑申遗，应该是各地的土司太多了吧。13至20世纪，土司分布地区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目前中国记录在案的土司遗存有101处，由于分布广、遗址多，所以，国家文物局在立项之初，就决定“打包”申遗。

 

文汇报：在申遗的前期筹备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李飞：2012年刚来的时候，山上的条件很差，没有水洗澡，经常断电，比较艰苦。从心理上来说，面对这些冷冰冰的泥土和石头，考古队员也会迷茫。所幸，我们有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集体智力和后勤保障，以及省内外专家学者作为坚强后盾。同时有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和亲临指导，保证了考古发掘的高水准。

 

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无法顾及家庭吧。我刚来的时候，儿子才3岁左右，爬飞虎关“三十六步”的时候，人跟台阶差不多高。如今，他马上就要读二年级。常年不见，父子沟通太少，有时我给他打电话，他还说：“我现在在忙，你有空再给我打”，对我爱理不理的。（大笑）

 

文汇报：在申遗的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后续还要进行哪些方面的工作？

 

李飞：过去三年海龙囤考古都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就是“申遗”。申遗成功之后，对未来的考古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未来的考古工作，我想，一是加快对2012年以来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与出版工作。二是编制中、长期考古工作规划，有序推进海龙囤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将考古也变成囤上一道靓丽的风景。三是依托海龙囤考古工作站，与海龙囤文化遗产管理局等单位合作，创造性开展海龙囤公众考古活动。

 

当然，现在，囤上还有很多没有解开的疑团。考古工作，本就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漫长过程，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凭主观臆想；等有了实证，我们才能确认和还原过去，所谓从“有我之境”渐入“无我之境”。海龙囤考古，或许还要持续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