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saying：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越南和挪威，跨越百年，发生概率极低的故事。

 

1912年12月14日，两个女孩分别降生在地球两端。将近102年以后她们在利勒斯特罗姆去世——相隔只有两个小时。

 

是同一天刊登在同一张挪威报纸上的两则讣告，引起《挪威邮报》编辑的注意，总编派出了三位记者Helle Aarnes，Robert Veiåker，Bjørn Egil Halvorsen去深入了解。经过十个月（！）的奔波、采访，写出了这篇荡气回肠、令人感慨万千的报道。

 

这个报道不久前在《挪威邮报》以挪威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同时刊出，这在该报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在当地引起极大反响。同时，报社总编期望中国读者也能了解这个神奇的故事。他辗转联系到了我们，笔会今刊出中文版，由俞闻候译自挪威文。

 

人生有多少神秘！

 

他们花十个月写成的这篇文章，值得您花十分钟来看完它~~

 

对祖母，我们了解多少？

 

——秋颜与伯格希尔的故事

 

1912年12月14日两个女孩分别降生在地球两端。将近102年以后她们在利勒斯特罗姆去世——相隔只有两个小时。

 

这是一件发生概率极小的巧合：两个女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死。她们都活到将近102岁。

 

其中一人在中国呱呱坠地，另一人在利勒斯特罗姆。她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载入史册。

 

她们的人生辗转沧桑，充满了爱与思念，决绝与依恋。

 

不知道她们有没有见过面，但她们的墓地之间相距只有249米。

 

这是秋颜（音）和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的故事，故事里挪威以及周遭的世界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百年变迁。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关于祖母，我们知道的太少。

 

或许你记得安全的港湾、柜子里的巧克力，还有她教你的歌谣；或许祖母的记忆留存在那份熟悉而可想而知的情感里，和她在一起很安心。但她究竟是谁？

 

第一章：有女初长成（1912年至1940年）

 

1930年，中国南方一个叫水蒿村（音）的地方有个年轻女子坐在家里织着布。敞开的大门外，一个邻村的男子信步经过。他打量着她。而她正专注地工作着，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她还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秋颜为后人所知的第一批照片之一。

 

她出生于中国，与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是父亲决定她今天应该坐在这里。她是五个姐妹中最年幼的一个，总是言听计从。言听计从是无可非议的事。父命如山。

 

秋颜是1912年12月14日来到这个世上的，那年正值国民党废除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两千年的帝制宣告结束。军阀混战笼罩着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生灵涂炭，土地之争如火如荼。

 

秋颜从未上过学。农村女孩读书写字不像话。反正她们的未来也只是相夫教子。但秋颜承担着重大的家庭责任。年仅八岁她就背负起了照看家中两头水牛的使命。

 

关于秋颜，如今她的孙子孙女们会说，早在小女孩的时候她就学会了辛勤劳作，而她的余生总是因此受益匪浅。我们知道她因此而致富纳金，对于她愿意倾其所有的孙儿们，她总是这样谆谆教导说：“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你们毕生的心愿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

 

1930年的那一天，她的面前还有未来尚未展开。她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地专注在织布机上。这个年轻女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不断经过的男人。他看在眼里美在心里。她将成为他的妻子。

 

大儿子

 

婚礼之后秋颜住进她丈夫家中。之后她很少和娘家人走动。她怀上了两口子的第一个儿子，起名叫林宝坤（音）。在家里他们就叫他“老大”。秋颜作母亲那年只有十九岁。她不得不独自抚养这个孩子，因为丈夫不甘心只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种些稻米和蔬菜，他有更大的野心。他是兄弟姐妹中的老末，不太可能继承土地。他要作个商人，于是他启程去越南“学生意”。

 

当时中国时局不稳，国内人心惶惶。几百万的中国人民逃往国外。秋颜所在的广东省有许多人想去越南碰碰运气，那里已经住了许多中国人。他们雄心勃勃意气风发。

 

秋颜的丈夫在越南一呆就是六年。他回来的时候，是来接他的妻子的。很快她就怀上了老二。

 

他攒了足够的积蓄，现在他们可以离开中国，去越南做买卖了。

 

这是1937年的事，就是日本占领中国大城市上海和南京的那一年，几十万中国人惨遭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已经拉卡。

 

但秋颜心里想的是家庭和买卖。这时候她和丈夫做了一件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持与家乡的联系。他们动身去越南的时候，把他们六岁大的儿子留给了丈夫留守中国的父母。

 

工人阶级的生活

 

远在一万一千公里之外，奥斯陆的阿克什河畔，站着一个与秋颜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子，正在冰冷的河水中编着绳子。工厂女孩伯格希尔·杨斯如德是众多在这个首都支柱企业——克里斯蒂亚尼亚帆布厂——里做水流工的未婚女工之一，无儿无女。

 

伯格希尔习惯了辛勤劳作。她出生于一个穷困的工人家庭，家乡是锯木小镇利勒斯特罗姆。小时候她只上了四年学。伯格希尔想学更多知识，但她没有机会。父亲亚尔马尔·杨斯如德在尼特河畔的利勒斯特罗姆锯木厂里工作，工厂施行的是艰苦的轮班制。

 

他们不太懂避孕知识。母亲生了十个孩子，需要女孩帮持家务。1920年代利勒斯特罗姆工人阶级家庭的生活就是这样。

 

伯格希尔的童年总是跟河水息息相关，大河赋予不断成长的城市以生命、电力和工作岗位。夏天，她和别的孩子一起在河里游泳嬉戏。她在河里洗衣服洗被面。但当河水泛滥的时候，他们这些孩子就不得不从一个木桩跳到另一个木桩，以防陷于泥沼。伯格希尔在余生中都很怕水。

 

出租车上的男孩

 

伯格希尔人生的头几年和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一起居住在一套25平方米的布朗瓦尔宿舍里。所有利勒斯特罗姆人都知道“宿舍”——锯木工人的集体住宅——一栋由18户宿舍组成的大住宅楼。

 

宿舍狭小、逼仄，家里没什么钱。房租很高，许多住在“宿舍”里的人仅能维持生计。但亚尔马尔在锯木厂辛劳工作之余，还是设法在不远处的沃尔拉建了一套属于自己家的房子。

 

伯格希尔成长的那些年挪威的儿童死亡率很高，高达百分之五。在穷困家庭里死亡率更高。伯格希尔的家也难逃厄运。她的兄弟姐妹中有两人童年夭折。

 

就像秋颜在中国肩负着家庭的责任一样，伯格希尔在利勒斯特罗姆也承担着家庭重任。她要照顾她的弟弟妹妹。她从井里打水、到河里洗衣服，继续上学的念头渐渐消散。

 

1926年春季的某一天，伯格希尔·杨斯如德参加了坚振仪式。那天父母为她雇了出租车前往教堂。出租车里还坐着罗尔夫——她哥哥的朋友。罗尔夫有一半瑞典血统，住在沃尔拉，他和伯格希尔几乎相识了一辈子。他们同一天受坚振礼。后来他们走得更近。

 

阿克什河畔的工厂女孩

 

都说木材和铁路造就了利勒斯特罗姆。车站城市迅速成长。

 

工会组织发展壮大。而年轻女子宁可去奥斯陆找工作。

 

 

 

1930年阿克什河畔的“帆布厂”。妇女的年龄从十来岁到六十岁。

 

她们都被称为工厂女孩——这是个适合单身女性的工作岗位

 

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也最终影响到了挪威经济。很快每三个工会会员就有一个失业。为了让那些养家糊口的男人可以保住自己的饭碗，挪威总工会和工党把已婚妇女从工作岗位上移除。但未婚妇女仍然可以工作，1931年的某一天，19岁的伯格希尔坐上了开往首都的火车。在那里，她第一天打卡上班，在“帆布厂”做起了水流工。她在阿克什河畔的任务是拉好经线，好让织布机生产出几米长的布。“帆布厂”不只生产船帆，还有渔具、网、绳、包、毛巾和抹布。

 

工作需要的是精确和警觉。在那里工作的妇女总是饱受手指伤损的困扰，但伯格希尔顽强地坚持着。黄麻和大麻作为捆绑和包装的材料，生硬而粗糙。线绳扎手。

 

“帆布厂”的女人从十来岁到六十来岁不等。但她们都叫工厂女孩——这是个适合单身女性的工作岗位。

 

五年后下班的铃声最后一次为伯格希尔响起。她快要当妈妈了。

 

黑色的嫁衣

 

一同坐出租车参加坚振仪式的十年之后，伯格希尔和罗尔夫·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结婚了。

 

婚礼于1936年9月11日举行——在他们订婚半年后，或许比他们的计划要早些。当时许多年轻人“奉子成婚”，他们也在其列。

 

 

 

1936年9月19日伯格希尔和罗尔夫结婚。

 

伯格希尔已有两个月身孕，

 

她身穿实用的黑色礼服，礼服日后还能用

 

婚纱照上罗尔夫身材消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胸前的口袋里塞着一块白色的手绢。 他冲着刺眼的秋日阳光眯缝着眼，挽着妻子的胳膊。

 

伯格希尔歪着头冲镜头微笑。嫁衣前的双手遮住微微隆起的腹部。礼服是黑色的，在那个时代并不寻常。这是非常实用的颜色，礼服日后还能用。

 

七个月之后女儿贝丽特诞生了。

 

这个利勒斯特罗姆的小家庭过得很幸福。但外面的世界已经开始燃烧起来。

 

换儿

 

秋颜出生时的亚洲战乱四起冲突不断。她在越南的新生活非常艰辛。她和丈夫拥有彼此和襁褓中的婴儿，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对于留在中国的长子，思念排山倒海。

 

他们住在藩切市的一条船上。这个海港城市以鱼酱而闻名。世界变质之后，鱼腥味也就愈发浓烈。她洗衣服做饭，把船从一个码头挪到另一个码头，靠买卖维持生计。

 

用零钱买西瓜再倒卖给高楼里工作的商人。但客户总是挑剔的。西瓜要是不熟，他们就把秋颜赶出门，赶下重重阶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可能会哭。并不是因为委屈和绝望，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她潜心学习，积累经验。损失越来越少，客户越来越多。所有的辛苦和疲惫都开始有了回报。

 

但秋颜的生命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为未来种下苦果。她的二儿子小林宝南（音）的腿上患了炎症，并且没有得到有效的医治，他开始一瘸一拐起来，于是秋颜和丈夫就去找算命先生算命。

 

在中国文化中传统占卜师有着重要的地位。迷信甚为普遍。算命先生说男孩与父母分开之后命会变好，两口子信了他的话。

 

弟弟去，哥哥来。现在看来这种换儿行为十分怪异，但1939年这对夫妇回到中国的时候却认为这么做是为了家庭的未来着想。

 

许多年后，老大终于与父母团聚，并且跟随他们前往越南。他三岁的弟弟必须留在中国，跟随他们的祖父母。弟弟也担当起了维系家庭与故乡之间联系的角色。

 

那是个夜晚，秋颜小心翼翼地把跛足的三岁男孩放到床上。她看着他。他正熟睡。她将再次抛下自己年幼的孩子。

 

然后她放下蚊帐起身告辞。他们重逢时，已经是42年以后。

 

第二章：世界在燃烧（1940年至1977年）

 

1940年4月的第九天，27岁 、一个孩子的母亲在沃尔拉的公寓里坐立不安。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丈夫罗尔夫和女儿贝丽特共用一间卧室和厨房。伯格希尔身材瘦削，或许还穿着百褶裙。她烤了蛋糕，为了庆祝女儿三岁生日。

 

但生日会被迫中断。教堂顶端传出的空袭警报惊动了整个利勒斯特罗姆。挪威进入战争状态。

 

 

 

伯格希尔和女儿贝丽特。

 

二战爆发的时候贝丽特三岁。

 

她没有弟弟妹妹，但为母亲生了四个外孙女

 

从窗口人们看见挂着黑色十字的飞机叫嚣着飞过谢勒机场。然后导弹如雨而至，紧接着爆炸声四起，玻璃震得粉碎。人们开始撤离。去地窖，邻居的地窖，更安全的区域，去别处，离开这里！他们扛着沉重的行李箱、羊毛毯和银餐具。有人用白色枕套把孩子伪装起来，这样他们就能与雪景融为一体。从伯格希尔家到谢勒机场——挪威最古老的机场——只有区区一公里的直线距离。他们不能留在这里。他们必须疏散。蛋糕只能剩下。

 

轰炸给她的一生留下烙印。打雷的声音都会让她躲进地窖或打电话呼救。

 

繁荣与分娩

 

在越南，秋颜也生活置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已经入侵越南，为了在对华战争中取得更有利的地形，而秋颜的小儿子就留在战争的目标国。长期内战和抗日战争已经迫使几百万中国人背井离乡。大约正是日本投降、毛泽东率领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的那段时期，秋颜和丈夫在越南滨海城市藩切——在一个远离动荡故土的地方——拓展了他们的生意。

 

他是个出色 、公平却严格的生意人。要是秋颜出了什么岔子，他会立刻纠正她，或用指关节笃她的头以示惩戒。她从不抱怨。这是父亲在她年幼时对她的教诲，教她的为妇之道：她嫁给了这个男人，就是他的人。他说了算。

 

夫妇俩批发大宗货物然后零售。他们风干白菜和鱿鱼，卖米、面和肉类，生意火爆，终于赚到足够的钱搬离船屋。秋颜怕水，她从来不喜欢坐船。

 

从1938年到1942年，她一共又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女孩，早已夭折，日后她几乎再也不愿提及。1942年7月儿子林宝忠出世。最小的儿子将在她的生命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重建家园

 

秋颜和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都相对顺利地渡过了战争期。罗尔夫骑着自行车在小镇里转悠，用贝丽特的旧衣服换食物。伯格希尔在大自然中采摘浆果和其它可以食用的东西。他们擅于发明创新。捉襟见肘的时候，他们就从院笼里捉只兔子来杀了吃。

 

夫妇俩再也没有生过孩子。“战争的原因，而且我不是已经有贝丽特了嘛。”要是后来有人问起，伯格希尔就这么回答。1945年德国人投降了，那年她32岁。利勒斯特罗姆的大街上满是挪威国旗和“胜利属于我们！”的歌声。

 

国家重建一新。伯格希尔经历了战争创造的团结社会，以及建立起挪威福利制度的大大小小的革新：先是社会保障住宅建设，然后是儿童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假期制度和失业保障。

 

她全身心地体验到了巨大的改变。埃纳尔·基哈德森建设国家的同时，罗尔夫建起了房子。1954年，全家人从一间卧室一个厨房的公寓搬进了乌达尔大街上一梯四户的新住宅。住宅在一片安静的社区内，周围都是小房子和花园，远离诡谲的尼特河猝不及防的洪水。他们再也不需要去河里洗澡。他们有了自己带浴缸的浴室，再也不用跑出家门去臭气熏天的小破房子上厕所。另外，他们拥有三间卧室！六年后一台腾博电视出现在客厅里。利勒斯特罗姆迎来了整个世界。但伯格希尔的世界还是家庭和日常生活。

 

大灾难时期

 

而关于秋颜在越南的故事里，他们在市中心的家庭和日常生活一直从二战后延续到50年代中后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们家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秋不识字。在这段时期里关于她的生活细节我们知之甚少，但我们知道她的生活和所在国家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故。

 

南北越南之间的矛盾阴影般笼罩着他们的生活。1950年代中期两地开始出现一系列武装冲突，直到1963年美军介入援助南越，冲突进一步升级。这场定义了一个时代的战争中大约有两百万到三百万越南人和五万九千名美国士兵殒命。

 

这段时期内她的三儿子遭遇了两起车祸。第一次他侥幸毫发无损的躲过。但他再次卷进车祸。这一次造成他终身残疾，坐上了轮椅。当时在亚洲残障人士生活异常艰难，必须依赖家庭的帮助。对于儿子的未来秋颜看不到任何曙光。后来她说，他其实生不如死。

 

在秋颜的故事中，她最年幼的儿子宝忠在战争困扰的60年代后期因为非法赌博而被捕。秋颜不得不替他顶罪。后来大家都认为政府逮捕他的母亲是为了更狠地敲诈他。她坐在悲惨的越南监狱里度过了好几个月。就在这段时间内，她的丈夫因中风去世，年仅59岁。

 

秋颜的秉性里从来没有自暴自弃。她也没有这个时间。因为她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时候有一家商店需要经营。小儿子宝忠对母亲的帮助最大。秋颜花钱买通了南越长官，才让儿子幸免于走上意味着死亡的战场。藩切遭遇轰炸的时候她拒绝与别人一起避难。她要确保商店不被洗劫一空。于是她留了下来，惊恐万分地躲在一张桌子下来，她周围的玻璃窗纷纷碎裂，大门轰然倒地。

 

好景不长

 

也有好事发生：最心爱的儿子宝忠为她分担了许多店里的重活，还娶了一个非常讨秋颜喜欢的中国姑娘。小范（音）听话又懂事，勤劳而务实，并且在1967年到1972年这五年之内为她添了四个孙儿。

 

那是些好年头。但所谓好景不长。余生中这位老妇人一提到1975年春天发生的那场惨剧就泪流不止：

 

一天儿媳妇抱怨说头晕头痛。“睡一会儿就好。”秋颜安慰道。但小娃娃们的妈妈头疼地厉害，不得不去看医生。她在医生那儿打了一针，当即死亡。死因至今不明。尸检根本不予考虑。

 

四个孩子，分别只有三岁、四岁、六岁和七岁，同时失去了母亲。好在他们还有一个历经沧桑的祖母。

 

“妈妈去哪儿了？”最小的女孩一遍一遍地问，“她去旅行了。”秋颜回答。她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但她知道如今她就是孩子们的母亲了。

 

罗尔夫之后的空白

 

在利勒斯特罗姆的家中，伯格希尔也未能幸免厄运。两个女人，一个在越南，一个在挪威，成为寡妇的时间相隔两年。1971年夏天，在利勒斯特罗姆，罗尔夫·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开始出现剧烈胃疼的症状。同年10月1日他因癌症去世，年仅58岁。

 

温柔、坚强、心灵手巧的罗尔夫离开后留下的空白几乎让伯格希尔难以忍受。她恸哭、孤独、无助，哪怕只是坏了一枚灯泡也要打电话给女儿贝丽特或女婿求助。

 

但还算有所慰藉。第三代支撑着秋颜和伯格希尔。伯格希尔的女儿贝丽特在1957年和1969年之间一共生育了四个女儿。“外婆”保护着她们，但同时又给她们许多自由。

 

一生中只工作过五年的女人此刻觉得自己又有了一份工作：照顾自己的外孙女。

 

秘密计划

 

挪威已经和平了三十个年头。但在越南确是另一回事。秋颜在那里住了40年，但如今这个国家已经不再适宜居住。1977年春夏，秋颜的儿子宝忠开始秘密拟定出逃计划。他把计划悄悄告诉了母亲，但对孩子们守口如瓶。大人们担心孩子会泄密。

 

出逃是宝忠的主意。战争期间他与南越有些小瓜葛，他怕受牵连。秋颜不想离开藩切，一直怀着抵触情绪，直到隔壁的闺蜜一言点醒了她：“你的儿子一个人带四个孩子。你当然得跟着了。”

 

事态迅速恶化：秋颜和她的家人在越南亲手创造的一切一夜间危在旦夕。前一天她还在南越滨海城市藩切有一套房子，有财产，还有一家收益不菲的食品店，后一天北越军阀长官已经站在门外吆喝着要把土地没收。他们可不是在征求意见，他们向来贪得无厌。

 

那是个动荡的时期。1975年南越垮台，越南统一，越共掌权执政，经济制约导致商人们举步维艰。

 

 

 

秋颜的儿子宝忠与他的三个孩子在一起，

 

应该是1977年

 

右起：柏，安妮和琳

 

同时越南向中国威胁开战，当局知道华裔作为少数民族不太可能效忠越南政府。几十万华人从北越边境逃往中国。南越地区的华人只好从海路出逃。

 

12月13日晚逃亡计划正式启动：秋颜和儿子宝忠告诉孩子们——琳（10岁）、罗伯特（8岁）、柏（音）（6岁）和安妮（4岁），他们要一起去大排档吃夜宵。

 

柏刚得到一双白色的新跑鞋，就是美国人穿的那种。六岁的孩子担心自己会把鞋弄脏，就把它们留在了家里。

 

晚饭时间过后一家人就再也没有回来。孩子们挤满了父亲的助动车，女孩坐前面，男孩坐后面。然后他们丢下了曾经拥有的一切，朝大海的方向驶去。

 

第三章：逃亡（1977）

 

越南绿色的海岸线外，一个年轻男子驾着木制小渔船来回往返着。无论是秋颜还是她的家人都与此人素未谋面，但很快他们就要把性命都托付给他。

 

1977年12月13日。25岁的维欢（音）没有任何海员经验，他是个护工。但就在最近几天里他学会了使用罗盘。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海上漂荡了一整个日夜，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六个男村民 。他一直在向着陆地张望。他之前逃过一次，但最后进了监狱。要是再被捕，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午夜时分，七个男人向着陆地寻觅那几乎无法察觉的暗号：“我们在这里。”暗号的源头是打火机的火苗。渔船两次驶过约定的地点。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但听见一座寺庙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和呻吟声。是他们吗？不是，不是我们的人，维欢想。他知道自己的家人——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16个月，一个3岁——也在其中等着他。他继续寻找着火光，但他的眼前只有漆黑的天空。

 

赤脚走在沙地上

 

同一片天空下，海滩背后的树林里，六岁的柏光着脚跟在爸爸宝忠身后走在沙地上。小男孩想着留在家里的新跑鞋，但现在他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跟着爸爸前往约定地点。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许多当地村民。然后他们一起步入夜色中。

 

跟随着人群穿过树林的秋颜几乎没有背任何东西，她只是在腰间缠了个包裹。包裹里是这位64岁两鬓斑白的祖母攒下的所有黄金。没人知道她有这样一笔财富，但事到如今这已经是她所有的财产。儿子宝忠也藏了珍贵的东西：裤兜里的一本笔记本上记着泰国亲戚的地址。

 

没有人说话，他们尽可能安静地向前走。柏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都感觉到了父亲和祖母的凝重。孩子们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但他们大约知道有一条船。他们走啊走，每个大人都承担着照顾一个或多个孩子的任务。他们或背着或抱着孩子穿过并不好客的土地。这时他们闻到大海的味道。终于：波涛的声音澎湃起来。

 

超载的船

 

年轻而缺乏经验的木船船长在看到陆地上终于出现一丝火苗之前几乎绝望放弃。他朝火苗驶去，很快就看到了他们，一大群人从树林中现身出来。船无法完全靠岸，人群只能趟水靠近。海水一直没到胸口、到脖颈，但他们还是互相搀扶着、拉扯着、推举着上了船：大人、孩子、老人，以及一名大腹便便的孕妇。

 

在混乱中秋颜一个趔趄跌入水中。她挣扎着，但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叫喊。很快就有人把她扶了起来，但惶恐却留在了她的心里。她知道家里没人会游泳。

 

年轻船长维欢来不及在混乱中清点乘客人数，但他知道远超他们的计划，应该已经超出小船的容量。他不安起来，但时间紧迫，又不能丢下任何人。直到所有人都上了船，小船迅速驶离陆地时，这个年轻人才大致搞清楚状况。他预估的小船承载量为30名乘客，现在他数到了70以上。

 

船裂了

 

越南难民不知道他们要逃往何处，也不知道要在海上漂泊多久。他们有30人的口粮，或许够40人维持数天。但船上有75个人，粮给即将殚尽。

 

64岁的秋颜是船上最年长的人。她的头发在后颈系成一个发鬏，戴着耳环，穿着典型的蓝色立领中山装。甲板上、货舱里，她周围挤满了又饥又渴的人。没有几个人会游泳。大家必须一个紧挨着一个，在自己狭小的座位上一动不动，膝盖高高蜷在胸前。

 

秋颜把四个孩子看护得很好。她很怕水。黑漆漆的天空布满了星辰。她看着星星，心想天上的某一个地方，她的丈夫和儿媳一定正庇佑着他们。

 

木制的小小渔船孱弱不堪，除了引擎舱没有其它地方有顶篷遮挡。这不是为远渡重洋建造的船。

 

第一天小船就迎来了滔天巨浪。狂风大作，船体沉重。船舷受大浪猛烈冲撞，终于开始裂开细缝，渗进水来。

 

维欢出海时心头的不安开始升级为恐惧。他知道他们不能在这种天气下继续航行了。必须找避风港。一座小岛救了他们。

 

他们上岛寻找清洁的水源。第一晚他们睡在停靠于岸边的船上。风力强劲，他们无法锚住船身。船一次又一次漂离岛岸，他们一次又一次挣扎回来。有人坐着睡着，有人根本睡不着。早晨渔船苦臭不堪，维欢不得不命令大家离船上岸。他派了几个男性乘客清洗船舱，让其余人分组舀水。

 

水桶边的看守

 

遥远的海面上，有人看见一艘大白船。小岛上的人群再次充满了希望。有人喊道：“我们有救啦！”，有人燃起了煤油升火造烟，有人挥舞起了旗帜。什么也没有发生。但维欢还是让大家重新上船，出发朝大船驶去。获救的希望随着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渺茫。几小时之后大船消失在地平线上。

 

小木船离开陆地时装了50公斤米和一箱干货。到这时候大部分食物已经用完。甚至更严峻的是200升饮用水也即将喝完。目前只能每人每天分三次喝一点点。每天晚上煮一点米饭。船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饮用水。船长指派了看守轮岗守护水桶，以防有人偷用。他们达成一致，除了继续前进别无选择。有人认为一旦进入公海他们就能得救。回越南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他们认为回去的话大家都会死在监狱里。与其如此，他们宁可死在海上。

 

疲惫的船长

 

第二天早晨悄无声息地来临。风平浪静。渔船继续远征。船上有人唱起了歌。柏和其他孩子一起冲着水中出现的可爱大鱼呵呵笑。海豚跟随着小船逗孩子们玩。

 

而船上的大人中，挫败感愈演愈烈。他们不断遭遇那些即使显然看到他们还是漠然开走的船只。在海上一天之内，维欢数了大约15艘大大小小的海船。没有一艘船停下引擎。

 

年轻的船长渐渐放弃希望。一天一天饥饿与恐惧困扰着他：为船上75个人——其中包括他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另外24名儿童——所承担的责任，这一切已经把他消耗得筋疲力竭。维欢需要休息。他得睡觉。当另一个年轻男子自告奋勇地提出可以暂时接替他的船长职务时，他瞬间就睡着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风浪再起。而远处的地平线上又出现了一艘大船。

 

熄灭的探照灯

 

终于靠近大船时天色已晚。海浪又翻滚起来，星辰暗没，风暴将至。有人呼喊着让妇女儿童站到甲板上，好让大船知道他们是难民，不是海盗。

 

他们进入大船视线。当木船紧挨大船的时候，希望再次燃起几分钟。

 

大船的探照灯来回打量着他们。在那些不断朝木船外舀着水的男孩头顶，在那个挺着大肚子、病体沉重的孕妇头顶，在甲板上那些儿童头顶。

 

探照灯来来回回。

 

然后灯灭了，大船缓慢启航离开。

 

第四章：鲁默里克两生花（1977年至2014年）

 

他们非常渴。在中国南海漂泊了4天之后，75名难民水尽粮绝。孕妇因饥饿与疾病而奄奄一息。他们將将可以让她保持清醒。她的丈夫恳求船长维欢让她喝口水。船长明白事态严重。他让她躺到引擎舱内，但还是直截了当地对绝望的丈夫声明，如果她去世，尸体必须抛入大海。

 

船上人们纷纷讨论着，要是水喝完的话就只能喝尿。有人说最好是童子尿，最干净。

 

船长维欢行将崩溃。马上柴油也将烧完。天上的星星已经消失。当他明白风暴不远时，能清晰的感觉到希望从体内蒸发地丝毫不剩。

 

1977年9月17日，星期六当晚，难民们又发现一丝光芒。他们看到光芒从身后的一艘船上传来，但再也不敢相信可能得到救助。他们还不知道，这艘越南小渔船终于驶进了公海。很快一架飞机出现在上空。舵手站起身向飞机发出求救信号。飞机的信号灯闪烁两次。信号收到！

 

挪威船长

 

当晚22点05分，船长斯万·乌尔塞特收到了该事件的第一条通知，这一事件将为他接下来的整个职业生涯刻上烙印。这位高大强壮的卑尔根人曾用船上的高压水龙头冲散过海盗，他非常清楚这年秋天，中国南海盛满了乘坐简易船只逃亡的难民。此刻，这艘名为M／S托莱多号的挪威威尔森大船上的船员们把他们的船长请到驾驶舱。他们发现了大海中央传来的“注意信号”。

 

乌尔塞特船长知道两小时后风暴就要到来。“大海之上，有求必应！”这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海员行为准则。他调整航向，接下来的半个小时，M／S托莱多号朝着那艘小渔船的方向驶去。

 

乌尔塞特船长在后来向航海公司发回的事件报告中沉着地描述了这一幕：

 

“22点35分：停船。小渔船上载满了人。”

 

“22点45分：开始接收难民。”

 

 

 

逃亡的船从藩切离开的时候，船上有26名儿童。

 

图为其中四名儿童在被M/Stuolaide托莱多救起后

 

躺在威尔森毛毯上安详地睡觉

 

“23点05分：全体人员上船……儿童、妇女和男人。在渔船上没有搜索到遗留人员。全速，继续启程。”

 

启程之前，乌尔塞特船长把越南船长唤到身边问他：“我们要去泰国。要带上你的船吗？”对于维欢船长来说，这条破船如今只会勾起饥饿和恐惧的回忆。船舱臭不可闻，船体摇摇欲坠。年轻男子回答道：“我不需要它了。你们救了我们的命。沉了它吧。”

 

乌尔塞特船长于是派了两名船员带着斧子下到木船上在船底凿洞。小船很快沉入大海。

 

难民们满身海水精疲力竭。他们得到水、燕麦粥和热茶。孕妇进了船上的医疗舱，其余的人被安排在餐厅和休息室里。

 

“船员们也非常尽心尽责。每个人都做着力所能及的事。他们为大家分发T恤，因为上船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湿透。然后他们分发了船上的50条毛毯，还为最虚弱的人提供了一些旧床垫。”乌尔塞特船长后来在给奥斯陆的“威尔森先生”发的报告里写到。

 

周日他们启航了。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他们有了早餐、午餐、晚餐以及饮之不尽的水。孩子们在过大的T恤衫里翻滚。大人们在甲板上的长椅上恢复元气。越南船长上交了两个手提箱后得到一张收据，上面写着“据说内有黄金”。

 

 

 

M／S托莱多号，

 

拯救秋颜和其他75名藩切难民的挪威船

 

小柏——秋颜六岁的孙子——还记得当时船上的扬声器播放着罗德·斯图尔特两年前的畅销单曲“扬帆远航”：

 

我在扬帆，我要远航，

 

远涉重洋，回到家乡。

 

我在扬帆，波涛漫漫，

 

到你身边，重获自由。

 

乌尔塞特船长的相册

 

一位难民得到了特别关照：那名孕妇。托莱多号上的船员们为她烧水，并认真查阅医疗手册。孩子耐心等待，但9月19日那个星期一，正当船即将在曼谷靠岸的时候，孕妇临盆了。泰国政府派来了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一小时之后船在码头靠岸，11点30分孕妇被送往圣·路易斯医院。当天下午她产下一名男婴。

 

 

 

在曼谷靠岸后，秋颜离开M／S托莱多号

 

她给他起名叫挪威·托莱多

 

9月21日星期三，10点45分到11点 05分之间的某一刻，秋颜走下M／S托莱多号长长的舷梯。码头上卑尔根来的斯万·乌尔塞特船长正在为背着光脚越南娃娃的水手们拍照留念。面带微笑的秋颜也想和近两米高的船长合影。

 

 

 

1977年曼谷，秋颜的海上漂泊结束。

 

在这里她跟着船长斯万·乌尔塞特离开M/S托莱多号。

 

拯救小渔船上75名难民的事件为乌尔塞特一生刻上烙印

 

在斯万·乌尔塞特和秋颜的照片里，他把手臂轻轻搭着她的背上。另一张照片上他冲着孙儿小柏弯下腰，船长搂着小男孩的肩膀。“船上的四天里，船员和越南人民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几乎成了一个大家庭。孩子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乌尔塞特后来讲述道。或许他是在思念自己的孩子，远在卑尔根的12岁女儿。在曼谷，他和其他船员们为孩子们买了新衣服。

 

梦想国度

 

船上的75名难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何去何从。有人想去法国、泰国，或者典型的移民国家加拿大或美国。许多难民在战争后都对美国报以良好的印象。没人梦想来挪威。对他们来说那是个遥远陌生的国家。

 

某一天来了一封改变命运的信。信来自住在挪威的越南人，信里描述的挪威富有且人人平等。他极尽溢美之词并邀请大家前往。挪威大使馆和联合国难民署都已经面试过这75人。然后大使馆做了一件在今天不可能做到的事：大使馆承担难民在泰国的一切费用，并且坚持承诺：“……所有难民在三十天之内送出泰国。”

 

新挪威

 

1977年晚秋，65岁的秋颜，儿子宝忠和四个孙儿在贝鲁姆的福尼布机场走下飞机，他们面前的国度秋风瑟瑟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石油财富、移民和平等观念对挪威工农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第一块油田发现十年之后，仍然有十分之一挪威人住在没有厕所的房子里。但人人都买了电视机，其中许多人都关注着有史以来的第一场“电视战争”——越南战争。1975年第一批难民从越南来到挪威，同年挪威国家电视台开设了彩色电视节目。许多难民是从政治迫害和“再教育营”的折磨和摧残中逃出来的。

 

秋颜和家人来到挪威时，这个国家才刚刚进入一轮当时还不知道规模会有多大的移民潮。他们将扎根在一个皮肤雪白的民族中。1977年挪威四百万人口中只有大约七万外籍居民。其中九成是欧洲人或美国人，其余大约七千人中大部分是巴基斯坦人或印度人。

 

自从秋颜被迫放弃她在越南建设起来的一切，投奔未知的将来，到世界的另一端之后，已经大起大落地过了几周时间。照顾四个失去母亲的孙子孙女成了她新的使命。其它理想她都搁在了一边。在这个陌生的国家，秋颜初来乍到与众不同，但在这片区域里，这位家庭妇女与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以及其他大多数1977年的挪威妇女并没有太大区别。

 

大部分妇女依然没有走上工作岗位。其中四分之三没有受过初中以上教育，1到5岁儿童中只有一成上幼儿园。那时离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成为挪威第一位女首相还有四年。

 

迷失贺美科伦

 

四个被冬装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冲相机瞪大了眼睛。其中两个孩子用绒帽裹住了耳朵。爸爸头顶鸭舌帽，把所有兄弟姐妹都一把搂在怀里。他没有笑，但站在米贺美科伦、特斯图恩宾馆露台上的他看上去非常自豪。照片是在他们刚到挪威不久后拍下的。

 

从中国南海上一艘沉没边缘的船到世界最知名的冬季运动胜地附近的一套精美住房——这反差几乎让人难以承受。但他们在气候寒冷冰天雪地的新家乡非常安全。

 

 

 

1977年贺美科伦，秋颜的小儿子和他的四个孩子，

 

琳，罗伯特，柏和小妮子安妮

 

四个孩子——琳、安妮、罗伯特和柏开始探索他们的新家乡。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雪橇，坡越陡越好。有一天他们坐城轨去库克踹克雪地公园玩，结果早下了一站，在挪威特有的越野滑雪道上迷了路。这个由一个爸爸领着四个孩子组成的特别小家庭在雪道上引来了许多好奇的目光。那天晚些时候，他们还是从贺美科伦坡的大跳台上坐着雪橇滑了下来。

 

来到挪威后几个月时间里他们就已经兴致勃勃起来。

 

对祖母秋颜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她对寒冷的气候和大米的稀缺小有抱怨。但除此之外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一个地方：家里。

 

几个月之后他们六人在特斯图恩宾馆退了房。挪威的难民接待政策尚不成熟缺乏经验，但这里有胆量、活力和多党合作支持：船民应该得到良好迅速的帮助。雷灵恩区布鲁斯塔林根住宅区内已经有一套100平米的四居室等着他们入住了。

 

从山地住宅楼外的小山脊上，秋颜可以俯瞰到几公里外的利勒斯特罗姆市中心。而乌勒?布尔大街上的一栋公寓楼里，坐着与她同龄的寡妇。

 

伯格希尔享受着简单的归属感。她的乐趣来自姐妹、外孙女，还有小店里买的言情小说。

 

每天都按部就班。她和女儿贝丽特有个约定：每天早上10点伯格希尔给贝丽特打电话。晚餐过后17点左右贝丽特给伯格希尔打电话。她们聊些日常琐事，比如说天气。

 

那年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和秋颜都是65岁。两个女人同一天出生于地球的两端，还将生活35年，直到同一天离开世界。

 

她们住的很近，但没有人知道她们是否曾经在街头或是利勒斯特罗姆集市上见过面。但我们知道：两个女人都背负着失去的沉痛，但同时又满怀着对身边琐事的热爱。她们耕耘着家庭生活。她们都不期待更多关注。当孙儿们做了什么傻事，秋颜会说：“别这样，我们会倒霉的。”

 

邮件上的签名

 

他们很快融入挪威的生活节奏。宝忠在本地的大陆酒店做起了洗衣工。他从来不抱怨工作繁重，虽然他因为工作同时患上了湿疹和牛皮癣。同事们都叫他“乒乓”——那些年里中国总是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摘金夺银。孩子们不喜欢这个绰号，但宝忠觉得这是个褒义词。他也会打乒乓球，但他没有时间搞业余爱好。

 

孩子们开始上学，而秋颜则留在家中。她早就习惯了自给自足，而现在这是必须的。儿子的工资和自己的福利保障金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公寓外硕大的种植箱里，她种上了生菜、豌豆和葱。

 

 

 

秋颜的儿子宝忠和家人一起在丹麦驾车旅行。

 

爸爸搂着安妮，中间是柏，左边是琳

 

“啊吃！啊吃！”她是这样召唤她的孙儿们进屋吃晚饭的。她的声音常常在绿意缭绕的砖房之间回荡。

 

从1977年来到挪威到2014年去世，目不识丁的秋颜几乎没有学会一个挪威单词。家里人觉得她从来没有对踏足的这个国家提起过兴趣。她不是来挪威交新朋友的。她关心的是盘中餐，还有孙儿们可以堂堂正正地长大成人。

 

秋颜和家人是幸运的第一批越南船民。之后10年内又来了6500人，许多人就住在附近。早在1980年“工人日报”上就有报道称缺少适合移民的住宅和工作。

 

“到处都是越南人”，报纸上写到。那些处理移民工作的人称“完全难以承受”。

 

秋颜常常在当地“多姆斯”超市买菜，一切都是通过手势、微笑和点头完成的。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每个月她都要去布鲁斯塔利亚本地邮局的同一个柜台，她在那里领取保障金。

 

她取走部分，剩余的寄回中国老家。虽然她不说挪威语，但邮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对她很熟悉。整个过程她都面带微笑。她获得特许，可以在她的红色邮政储蓄存折上画一个圈代替签名。

 

在布鲁斯塔利亚这个小地方不太可能不注意到这个亚洲女人。每天早晨，邻居们都会看到她一边散步一边缓慢地伸展着——太极拳。每周她都要走上好几里地，基本上有两条固定的路线。她会一路摘些蓝莓或山莓回家，用来在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时候给她们惊喜。她很温和，但期待尊重，她也得到了尊重。老妇人竭尽所能让孩子们上学，得到她所没能得到的教育。通常他们要六点起床来赶上学校的进度。成绩落后会让他们感到羞愧。

 

生日的时候他们从来得不到普通的生日礼物，那些他们买不起。但秋颜总是会早起给过生日的孩子煮个鸡蛋。这让他们学会欣赏微小事物的价值。

 

秋颜也是个脾气火爆的女人。

 

孙儿们让她失望的时候，她会说他们没良心。她的意思是他们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连‘累’字怎么写都不知道！”她会训斥他们。

 

祖母也是骄傲而倔强的。当社会福利部门要为他们家提供免费滑雪用具的时候，她拒绝了。他们不要免费的东西。他们不会乞讨。他们自食其力。

 

新人

 

秋颜不是唯一在乎声誉的人。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在丈夫罗尔夫去世以后单身了很久。她从未取下他订婚时送给她的戒指。当1983年一个新的男人出现在她生命中的时候，邻居会说什么闲话？这个问题让她踌躇良久。

 

她是在利勒斯特罗姆、斯都大道上的“人民之家”俱乐部遇到他的。塑料座椅、铺着白色纸桌布的桌子，中间是宽敞的舞池。小舞台上乐队演奏着所有应景的歌曲。这个同时承办宴会和政治会议的聚会场所经营超七十多年。1983年的那个晚上，71岁的伯格希尔在舞池中遇到了比她年轻一岁的培德·尤纳斯·施洛特兰。

 

这个友好的鳏夫灰白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原来是哈德兰一座小农庄的农民，但现在住在利勒斯特罗姆。他们两人将相守30年。

 

 

 

1983年培德·尤纳斯·施洛特兰进入伯格希尔的生活。

 

接下来他们将相伴30年

 

为了培德，伯格希尔还更改了她的生活规律：每天早上他们都互通电话——轮流打——就为了听听对方是否安好。每天下午她都会在乌勒·布尔大街自己的家中为他做晚饭。她洗衣服收拾房间的时候他就在沙发上休息。然后一起看“凯撒大饭店”和“每日要闻”。伯格希尔有一张很舒服的大沙发，但两个人总喜欢紧紧地挤在一起。通常他们都要牵着手。之后培德就得回家了。他唯一留下来过夜的时候就是大年夜。那时他们会喝上一杯鸡尾酒，然后她为他把客房的沙发床铺好。她不想让他搬进来。楼里邻居们会怎么议论？

 

是培德说服伯格希尔作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悉尼之行。她喜欢晒太阳，喜欢晒得黑黝黝的。外孙女们说到“外婆”越晒越黑的故事时还会忍不住笑出声，最后黑得她们都以为她病了。她把美黑霜当防晒霜用了。

 

去别的国家长途旅行的念头从没有终结。1988年他们去了特内里费岛。伯格希尔觉得食物不怎么可口。她想念利勒斯特罗姆。回到家后，面对自己最喜欢的电视剧“鹰冠庄园”，她说：

 

“好了，我已经去过那儿了。以后不用再去了。”

 

秋颜的意外之旅

 

伯格希尔享受家庭温暖的时候，秋颜正四处漂泊。她一次又一次流离失所，但在布鲁斯塔利亚她扎了根。至少身边的亲人都这么以为。秋颜、宝忠和孩子们算是挪威移民史上的成功案例。早期越南船民有充足的时间适应环境，在今天的生活质量统计表上都名列前茅。可能这也和归属感有关。大多数人没有把回归越南视为一种可能性。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打算留一辈子。

 

但秋颜和别人不一样。

 

2004年，92岁高龄的秋颜在看到自己的孙儿们茁壮成长、学业有成并成家立业之后，她认为自己的“使命”完成了。

 

她想回中国安度晚年。之后，据她的家人说，她想葬在越南，在她丈夫和儿媳身边。

 

 

 

儿子林宝南成为秋颜和家人与中国的联系。

 

三岁时她把他遗弃在蚊帐里，40年后他们才得以重聚。

 

这是她中国之行中他们的合影。

 

秋颜有六个儿女，21个孙儿，38个曾孙和2个玄孙。爱她的人何其多。但她的一生都背负着思念。中国，越南，挪威。与她最亲近的总是离她如此遥远。

 

从定居挪威伊始秋颜就开始把部分保障金寄给自己留守中国的二儿子。就是当年她趁他在蚊帐中熟睡时离弃的那个孩子。之后她只见过他三四次。她的一生都在为他煎熬着。

 

如今秋颜打算搬回中国去，去“老二”家安度晚年。

 

这个老女人坐上了飞机。她没有什么行李，但把贵重物品都缠在了腰际，就像27年前那场生死逃亡时把黄金藏在腰际一样。

 

但生活和她想象的不一样。

 

有人说是因为炎热和潮湿的空气。也有人说是该死的蚊子。或许对于中国农村的淳朴生活来说，她“太挪威”了。而她思念远在挪威的孙儿们。

 

2006年，在中国生活了两年之后，她坐上了飞往加勒穆恩机场的飞机。秋颜再次踏上了归途。

 

总是遥远

 

这时她已94岁。秋颜整个一生都历经着死亡和创痛。多年来她总是为那些她离弃的人承受着良心的谴责。

 

当孙儿们问她，她是如何承受这么多悲伤的，她回答说，她接受命运。凡事皆有缘。丈夫和儿媳的死是缘，离开中国是缘，救援他们的是一跳挪威船，这也是缘，而缘份注定他们将留在挪威。一切都是注定的。这让她身处逆境时稍许轻松一些，让她可以站起来面对新的一天。这让生活更轻松一些。

 

但她还是对她的孙儿们多次提起，很遗憾，她不得不放弃她的生意、她的房子、她在越南打拼得来的一切。

 

小儿子去世

 

2008年，秋颜96岁那年，生活并没有对她手下留情。设法带领母亲和自己的孩子逃出越南的小儿子宝忠在66岁时突然弃世。他的墓碑上写着：

 

感谢你，让我们团聚在一起。

 

秋颜开始健忘。她会忘记关掉电磁炉灶。她会问儿子在哪儿，他为什么不起床。最后她已经没有自理能力。2008年底，她住进了离她家几百米远的略文斯塔屯养老院。

 

养老院里有人问她平时吃什么药。秋颜一生几乎连感冒药都没有吃过几片，她只相信中国传统中草药。她几乎从来不得病。

 

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尚可以仙鹤般金鸡独立，让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惊叹不已。

 

但她不愿意留在这里。

 

秋颜无法和的略文斯塔屯养老院里的任何人交谈。在挪威生活三十年后她会说的挪威语只有“吃”、“茶”和“我们走？”医院护工无法理解她的意思时，手势和图片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喉咙疼？一幅用辐射线画出喉部疼痛的插图。苹果汁？一张玻璃杯旁放一枚苹果的照片。

 

每天都有至少一个孙儿会来看她。每次他们都会在日记本上记上秋颜的身体、情绪和胃口状况。某一天笔记上写着：“由于她每天都要收拾行李，有一段时间我们试图锁上她的衣柜。”

 

这段时间里秋颜非常难过，她经常哭。有一只眼睛她揉得太厉害，医生不得不把它包起来，以防她把眼球抓破。医生曾考虑过摘除她的眼球，但最后还是保住了。

 

没有人接电话

 

五公里外，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越来越依赖她的女儿和外孙女。2006年培德·尤纳斯·施洛特兰从她的生命中消失。

 

九月的一天早晨，轮到她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他患了“小中风”不得不搬回哈德兰住。4年以后，也就是2010年，他死的时候伯格希尔98岁。

 

她没有参加葬礼。

 

三十多年里伯格希尔和秋颜的家相距仅几公里。她们或许曾在商店里擦肩，或许看过同一个牙医，走在同一行国庆游行的队伍里，对她们身上奇妙的巧合一无所知。

 

100年中她们过着两段截然不同的生活：一个人饱受历史事件的影响辗转周折；另一个人在利勒斯特罗姆平静安详地眼看着挪威从农民社会演变成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现在她们都住进了养老院。

 

伯格希尔在利勒斯特罗姆疗养院申请到了固定床位。她开始坐轮椅，越来越害怕独处。当她得到床位时她也哭了，和秋颜一样，但她的眼泪出自感激和喜悦。

 

去疗养院对她来说很好。家属用她熟悉的家具和装饰画布置了房间，并且定期更换窗台上的鲜花。她定期理发、接受足疗。她经常在疗养院成衣店或百货商店手册上看到她想要的新衣服：一件大衣，虽然她几乎不出门；一件浴袍，虽然她从来不用。她性格中的固执愈演愈烈。她拒绝以朝天以外的任何姿势睡觉，虽然这样会得褥疮。虽然她的听力已经如此衰弱，人们不得不吼着和她说话，但她还是断然拒绝使用助听器。

 

2x100岁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直到2012年12月14日她作为贵宾坐进了宴会厅，她的百岁大寿。她灰色的头发新做了美丽的卷发造型。红色的夹克上有人为她佩戴了挪威色的花环。伯格希尔事先打了招呼：市长不许参加。地方报纸也不许。她不想要什么庆典。

 

 

 

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为百岁生日打扮漂亮。

 

她在度过余生的利勒斯特罗姆疗养中心庆生

 

当然会有庆典。疗养院里可并不是每天都有人年满百岁。一个员工朗读了每个百岁老人都会收到的、来自国王哈拉尔的祝福。伯格希尔擒着泪。她一直热爱着挪威皇室。当一个痴呆的老妇人欢呼“你看，伯格希尔，连国王都给你发电报啦！”的时候，宴会厅里的气氛再次高涨。

 

同一天，同一时刻，但在五公里外的另一家养老院里：另一个百岁庆典正围绕着一个装点隆重的大蛋糕进行着。略文斯塔屯的宴会是为秋颜举行的。

 

她开始适应养老院的生活，虽然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她什么都听不懂，但她还是成天坐在那里看高尔夫、滑雪、“挪威偶像”、“大型同学会”和经典影视重播“达拉斯”和“鹰冠庄园”。但每当荧幕上出现战争画面，秋颜都会激烈地反应。她开始叫喊、哭泣，并且挥舞双臂。这时候护工们只得关上电视安慰她。

 

幸好这样的情况不常发生。养老院里人们称她为“吉祥物”，因为她娇小和蔼。

 

 

 

秋颜，这个永远在中国，越南和挪威之间

 

挣扎的祖母

 

那个12月的星期五，市长赶来为她贺寿，地方报纸也大肆报道。秋颜收到了国王哈拉尔的来信，但她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秋颜也还不知道那个35年前在中国南海救过她一命的挪威人也刚刚去世。就在秋颜百岁生日四周前船长斯万·乌尔塞特在卑尔根波尼斯讲堂落葬。担架旁另一位船长送上最后的问候。维欢代表1977年那条小木船上的所有难民发表了感人的讲话。他称乌尔塞特船长为“我们的父亲”。讲话之后他转身面向棺木，献上了花圈和花环。锦带上写着：“救命大恩永不为忘。”

 

对家人的爱

 

伯格希尔经常说她想死。她说：“人不该活这么老。我活够了。”但她同时还要求服用演员居里·杉可儿代言的维生素片。而当她得了肺炎，医生建议她放弃治疗时，她还要求使用抗生素。

 

护工们都说她对女儿、外孙女，以及外曾孙的爱胜过她对死的渴望。她不想离开他们。

 

秋颜也越来越孱弱，疼痛越来越剧烈。孙儿们想为她抹风油精来减轻她的痛苦，他们还带了她喜欢吃的菜。但她的情况急转直下。她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停地对墙上的全家福说话，最后他们不得不把它摘下。

 

她时常问起她死去的儿子宝忠，还责备他也不说一声去了哪儿。

 

2012年1月，当她残疾的儿子在越南去世时，她的痴呆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于是她的孙儿们决定不把这一噩耗告诉她。

 

更换手指的戒指

 

你对自己的祖母究竟了解多少？

 

关于秋颜我们知道她健朗了很久。生活这里捅她一下那里踹她一脚，但她总是能站起来。在养老院她摔了一跤，摔断了大腿，但她撑了下来。然后她又摔伤了头，但这次她又清醒了过来。直到2014年11月她中风之后，她的家人才意识到，她行将离世。

 

14天后五公里外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的家人也意识到了：伯格希尔放弃了。她不吃不喝，只是睡觉。她几乎不说话。为她止疼的吗啡已经带她去了另一个世界。

 

11月9日星期日，当着女儿贝丽特和外孙女本特的面，她78年来第一次摘下了那枚罗尔夫在订婚时为她戴上的戒指。戒指内侧写着：“你的罗尔夫，1936年4月8日。”她把戒指给了本特。外孙女立刻戴上了它。

 

四天以后，关于秋颜的倒数第二条日记上写道：“她无法说话。”“她只想睡觉。”“她喝了10毫升水和10毫升粥。”

 

伯格希尔的房间里一个外孙女握着她的手。手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

 

2014年11月13日星期四，伯格希尔·柯荣瑟尔·克里斯蒂安森去世。时间是17点36分。秋颜在19点30分进入永眠。

 

她们在地球两端出生101年11个月后，她们的心脏停止跳动——之间只相隔两个小时。

 

本文删节版刊于2015年11月10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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