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中国学论坛的中外学者参加圆桌会议交流发言。 文汇报记者 赵立荣摄

中国的改革能为世界带来什么机遇？当中国经济总量拔得头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与其他国家又该如何共处？记者在昨天开幕的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现，为中国寻找机遇，从中国发现机遇，已经成为论坛上中外学者话里话外的关键。

用外语讲好“自己的故事”

中国学是外部世界以“中国文化，中国事物，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随着当代中国崛起发展，中国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界成长最快的“显学”之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表示，在美国，最初中国学研究的都是大话题，比如中苏关系等等。现在大家开始着重专攻某一个问题，但是相对来说研究视野变窄了，“通达”的程度不够。他认为中美关系要有整体研究，在全局上提供信息和咨询。

对于中国学的研究，此次获得“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86岁高龄的谭中在发表得奖感言时，提出了在美国研究中国学的怪现象：“无论是研究俄罗斯、印度还是法国，人们看的都是本国学者的著作，而研究中国学的也只看美国学者的书。因为缺乏中国学者的理论，导致中国的形象有些被歪曲。但这不能完全怪美国学者，只能怪中国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讲好。”他用中文真诚地向中国学者提出建议：用英文或其他外语写出费正清那种让大家容易接受的、“翻译”中国的书，“那才是真正对中国学的杰出贡献。”

中国改革向世界提供机遇

研究中国学，眼下正热的中国治理模式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研究中国学，就要研究中国到底如何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成功国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学”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从历史上看，中国就是一个学习型的文明，其最大特征是具有包容性，这是中国文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唯一原因。以近现代为例，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阶段都在吸收和消化别国经验，现在的中国经济体制其实包容了很多西方因素，却并不是西方体制。”他认为，作为一种学习型的文明，中国文明有普适性，其学习模式是可供所有国家借鉴的。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的一个“小视角”与郑永年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从历史的角度看上海的发展。“开埠后，随着从运河时代转向海洋时代，上海成为沟通南北、横贯东西的门户，由此形成了海派文化，延续了包容融合的江南文化特点，成为现代版的江南文化，可以说，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晶。而江南文化又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碰撞的集大成者。”王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上海未来发展的方向——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建成具有影响力的全球城市。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世界对中国治理模式的兴趣呈增长趋势。他认为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应该有不一般的分量。蓝普顿在获奖发言时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改革的看法：“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向世界提供了诸多机遇，世界的共赢可能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实现。”

通过创新培养新一代企业家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起了与会人士的热议。排在头位的“创新”成为人们口中的关键词。

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卜励德认为，创新很重要，但创新不是命令出来的，而是由体制内部自由迸发而出。根据美国的经验，两个“自由”对创新很关键，一个是“失败的自由”，一个是“信息的自由流动”。他感觉中国有能力创新，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社会上竞争激烈，人们惧怕失败，导致“失败的自由度”不够。

郑永年认为，中国提出从数量经济转向质量经济，关键就是创新。“中国有庞大的消费能力，但很多消费流向国外，主要原因是创新不够。”他还认为，中国当前的创新是为了培养下一波企业家，因为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年龄在60岁左右，基本上都是消费阶层，缺少投资的冲动。通过政府的政策导向，产生新一代企业家群体，也是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创新和企业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王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大的资源是企业家资源，因此他尤为看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他认为，创新驱动与供给的改革发展将成为“十三五”时期一个非常醒目的标志。在创新发展层面，就上海而言，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不同，上海周边有很多郊区，为建立科创中心提供了空间，“比如临港、长兴岛等地可以做科创小镇，这些小镇边上可以形成高科技产业的走廊，这是上海未来发展的一条出路。”

■文汇报记者 刘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