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大学文科的上课情形，大家自然会想到教师的滔滔不绝与学生的全神贯注，这似乎是一幅理想的上课图景。可如果我们转换镜头，问问去国外交流的中国学生，他们最不适应的，或许就是课堂上密集的交流、提问、倾听、支持、反驳、讨论等，以及为了参与讨论而在图书馆中所作的大量准备工作，这恰恰也是他们在国外收获最大的地方。

复旦大学新一轮通识课程改革中，“小班讨论”是一项重要举措

在国内很多大学，通识教育正在逐步推行。通识教育的教学理念要深入人心，必须有其实现的路径，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必须转变教学的模式，实现从以“教”为主模式转变为以学生自主“学”为主的模式。过往在教学过程中更注重“教”的内容与教的技巧，这当然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如何调动学生“学”的热情和主动性可能更为重要。这就是要让教学变成一个学生主动求索的过程。这一转变是艰难的，会涉及很多方面，甚至包括我们的基础教育。

在现有的条件下，课后的小班研讨会是重要的环节。在授课形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改变上课“说书式”的效果——上课如痴如醉，下课烟消云散？一个破题之举就是，要增加学生的投入量、增加课后的小班研讨，这个过程主要是为了增加学生的训练强度，让学生在充足的阅读之后，带着老师和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通过自主的准备，努力探求解答。

在研讨的环节上，学生带着自身的答案相互交流、解说、倾听、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深化理解课程的内容，增强自学的能力，交流各自思想，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但目前，受各种软硬条件的限制，比如通识教育领域师生比过高、小班教室不足等等，我们还不能普遍做到小班化的教学。

因此，在复旦新一轮核心课程建设中，我们主要采取“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模式。无论授课的班级有多大，在讲授之外，基本上每20个人要组成一个小班，通过布置研讨的题目，加强课后的训练，提升学生阅读、学术准备，以及口头和书面的表达和交流能力。其中最为重要的目的，是增加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这本是教育中最基本的要求，却在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中越来越疏离了，教学改革必须对此有所回应，有所弥补。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成功与否，和助教工作密切相关

这一教学模式的改变对老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教师的备课不单单是准备讲解的内容，还要给学生布置大量的阅读材料，针对材料精心提出问题，以提供同学思考的线索，以及学生准备研讨可能的方向。此外，老师还多了更多的回应环节，学生在研讨中提出的种种问题，都将会是教师之后讲授的重点。教学活动从单向的授课，变成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机会。

目前，课后的小班研讨主要是通过助教来组织完成，小班研讨的成功与否对助教的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小班讨论最合理的是12个人左右，这样的讨论效果会比较好，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研讨的主人。现在20个人一组，虽然比大课要好很多，但依然会有一些同学感到会被边缘化，因此非常依赖助教主持研讨的水平。助教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组织好小班讨论，同时作为教师和学生沟通的桥梁，能够准确地把学生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反映给教师，以使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解答。为此，助教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水平，有较强的组织与引导能力，还得具备有效的交流、沟通与反馈、批阅作业的能力等。为强化助教在小班讨论中的作用，加强助教培训的力度，以上个学期为例，复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先后召开8场助教培训，包括全体大会、讲座、工作坊、助教与学生交流会等，既有“如何组织好小班讨论”、“如何指导学生阅读、如何撰写小论文”等与助教工作密切相关的内容，也包括如何与人沟通、当前学生学习及心理情况、如何开展团队破冰训练等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助教在核心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师生之间的桥梁，是“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

当然，所有这些活动，所有这些准备，最终的主人是我们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得到的收获将是综合性的。教师授课的有效性，不仅仅取决于教师的水平和授课的准备，更取决于学生事先的准备和提问；为参加课后的研讨，学生将根据阅读的指导和提问，做大量的准备，很多小组都要求有发言提纲。这对学生课后的学习是一大触动。最关键的则是在这一研讨的过程中，学生必须学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有效地表达，如何获得他人的理解，如何倾听他人的思想，如何总结自己与他人的观点，如何来针对他人的发言内容进行回答和辩驳，这些都需要极大的训练。

实施精英化的通识教育，对高校现有教学资源和师资提出了更高要求

根据我们对上学期实施小班研讨的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学生普遍对这样的主动学习表示了欢迎的态度，认为这是达成更大学习成果的有效方法。

即便这种教学方式的转换十分有效，但还是遇到了极大的争议。首先是来自学生的异议。尽管目前实施课后研讨的课程只要求课后有5次研讨，比通常标准的每次课后都需研讨已经减少了很多，但学生依然觉得负担太重。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国外大学，学生一个学期一般只选修4门课，而且学期比较短，比我们目前学生的修课量要少很多，因此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进行课后的阅读、准备和研讨。这是在学生中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

此外，课后时间难以凑齐，挤占课外娱乐活动的时间，研修小教室少难以展开活动，课程下工夫多却也只有2个学分、不甚公平等等，来自学生们的意见不一而足。

在我看来，其中有些问题是真实的，也是中国大学教育目前的困境；有一些是目前大学基础建设的问题；但也有一些则是功利思想在作祟，不是从是否有收获着眼，而是斤斤计较于学分和课时。

其次，有些异议也来自于教师群体，有人觉得改革有些超前，不太符合中国大学目前的教学现状。而这个论调的背后或许是，有些老师对于增加的付出多少有些抱怨，因为这些增加的工作量没有在现有体制下、在计算工作量时显示出来。

目前，在参与小班研讨的三类人中，助教的抱怨是最少的，因为通过培训，助教们普遍感到收获很大。当然，这其中还有助教“同酬不同工”的问题，助教的报酬是一样的，但工作付出却是不同的，带小班研讨的助教会累许多。

改革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在教学改革中，每跨出一小步都是艰难的。尽管学生普遍反映有很大的收获，但要将“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模式在复旦通识教育的版块中普遍推广开来，道路依旧艰难。因为这一转换背后的实质是某种教学理念的转变，是大学重新重视教书育人的体现，是中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精细化的表现，而这与现行的教学状态极为不同！

中国大学经过几轮扩招，在校本科生日趋增多，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教育质量。大班授课、讲授式的教学方式都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最经济、最有效的教学模式。但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通识教育的开展，也不利于精细化教学目标的实现。通识教育注重人的培养，强调能力的训练和人格的养成，重视学生的自主探索和体验，注重教育的过程而非仅仅是教育的结果，这都需要按精英化教育的模式来展开。这就需要改变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实现向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转化，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

但一种更为精英化的通识教育，往往需要较低的师生比、较多的教学资源、更多的优质师资、更好的教学环境、更科学化的课程设置。这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都较难实现，这给大学通识教育的推行带来不小困难。

复旦大学《十二五规划》确立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兼具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国际视野的人才，使之在今后二十年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和栋梁之才。为了实现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复旦将通识教育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去年，复旦在对本科生培养方面已明确提出“将通识教育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小班化的研讨看似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它承载了很多，实施起来也是任重道远。

■孙向晨（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